长江文艺 2003年第11期-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海富商吴海笙与“九头鸟”张宗榜联手设计赌局，诱使汉口地产大王刘歆生之孙刘公子输光汉口京官祠堂的地产；吴海笙占据京官祠堂开花会，做盟主。此后，身为副盟主的张宗榜不惜以妻子紫燕作诱饵，使吴海笙玩弄紫燕后丢失盟主地位。１９３８年，　　日军占领汉口，身为租界买办，花会副盟主的蔚居卿趁张宗榜回黄陂乡下避战乱之机，篡位盟主重开花会。其后，张宗榜与紫鹃为重夺花会，与蔚居卿和直木樱子展开长达数年的明争暗斗。
　　花会盟主争斗，显示出武汉历史的多重势力的分合衍变。上海富商吴海笙占居京官祠堂开花会，暗示着海派势力对内陆城市的势力渗透，张宗榜加害吴海笙，篡位盟主，是武汉本埠势力“九头鸟”性格对海派势力的火拼与征服。此后，张宗榜和紫鹃，与蔚居卿和直木樱子那“黑白牡丹”的龙争虎斗，则衍变为本土与域外势力集团的矛盾冲突。小说《花会》高明之处在于，通过武汉花会的权力更迭，写出上海与汉口，汉口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相互勾结与渗透，冲突与排斥、联盟与分裂的复杂过程，从而，《花会》从民间赌博组织的隐性结构折射出武汉历史的生动性与复杂性。
　　《花会》的人物性格及人生命运，都具有反常态、极端型的传奇性。上海富商吴海笙凭借阴险手段，计害汉口刘公子，占据汉口京官祠堂。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海笙最终败在他“最得力的助手”张宗榜手上。一场“美人计”让吴丢掉了盟主座位。同样地，张宗榜篡夺盟主地位后，蔚居卿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趁机取代了狡猾多端的张宗榜。
　　小说最具传奇性的人物，无疑是张宗榜。张宗榜由黄陂乡下到汉口花会盟主的传奇人生，其中经历过汉正街小老板的风雨飘零，南馆南生的尴尬生涯，有过飘流上海寄人篱下的孤寂；有霸占妻妹、预设美人计的歹毒；也有过日据期间劳工囚禁的屈辱与艰辛……在张宗榜人生轨迹中，溶合着屈辱与辉煌，阴险与歹毒，得志与失意的多重人生内容和大跨度的升降沉浮的生命特征。在他这大跨度的生命时空间，隐含或折射出多样性的时代风云。
　　《花会》中的“白牡丹”植木樱子也极具传奇人生。２０年代，樱子随丈夫植木在汉口开设药堂，“推销日本成药，发售医疗器械”，继而走私贩毒大发横财。“七·七”芦沟桥事变，樱子与买办蔚居卿勾搭成奸。为占据汉口花会，樱子与蔚居卿结婚，摇身一变为花会新盟主“白牡丹”。樱子从一个人生侧面，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沉浮消长，颇具历史性。
　　紫燕，作为《花会》的另一传奇人物，显出别样的人生意义。紫燕的存在，形成了与《花会》欲望人生相悖的人生张力与意义空间。紫燕因父亲豪赌而自卖青楼，以还父亲赌债。结识张宗榜而适张的发妻病故，“她名正言顺做了张太太”；但人生好景不长，丈夫设计霸占妹妹紫鹃，并诱使自己遭吴海笙奸淫玩弄。身心俱焚的紫燕，矢志皈依佛门。由归元寺、长春观、龙神庙、宝通寺、莲溪寺一路飘零逃离尘嚣，远避刀光血影的花会。一介弱女子，在乱世年月，最终修成“严华大学女弟子”。紫燕的传奇人生，与张宗榜、吴海笙、蔚居卿们与妹妹紫鹃、植木樱子们的欲望人生，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反差。前者的生命，从世俗欲望中超拔飞扬；后者的人性，在欲望驱使中沉沦坠落。因为有了紫燕的生命存在形式，使得小说《花会》拓展了欲望描写的意义空间，同时，又使《花会》对武汉的城市书写，延展到佛门净土的文化世界，从而客观上展示了与世俗人生对立的武汉宗教人性空间。
　　鹏喜先生为人为文，常给人以朴实而耿直的性情。小说《花会》，却展示了作家少为人知的浪漫张扬的传奇个性。据作家自述，“《花会》的题材，有一段史实，随着无痕岁月消失得无影无踪。”④仅凭一段被湮灭的史实，创作出２２万言的长篇小说。作家放弃了他惯用的严谨的写实手法，而借用“想象力”和“虚构”手法⑤，连缀故事，状写人物，铺展成篇。结果，《花会》风格形态多了些浪漫张扬的个性，多了些想象虚构成分，也自然多了些传奇韵味。
　　正因为花会史实大部分无案可稽，所以，作家创作时自然少了些“历史”的限制。于是，写《花会》的鹏喜获得了他此前意想不到的创作“自由”。于是，他将花会的盟主争斗，写得刀光血影，险象环生；把花会主要人物性情写得大起大落，反常极端；将花会故事与武汉局势，抗战）穿插缝合，写得汪洋恣肆，波澜起伏，意蕴丛生。于是，作家也可以大量穿插花会题材的游戏性诗句，既显才逞能，又赋予小说文辞儒雅的意味。所有这些特征，在一向以谨严朴实的风格特征的鹏喜创作中，是一种新的风格形态。这种新的风格形态，既显露鹏喜的浪漫豪情，又为武汉的城市书写，新添了一种诗意传奇的书写风格，或城市风骚与文化诗性。在日渐写实日渐密匝细碎的武汉叙事文学中，《花会》式的欲望传奇风格，倒显出它别样的风情与风韵。
　　作为武汉城市叙事的欲望传奇，略感不足的是某些叙事关节的处理和安排。一是叙事“节点”的气力没有用足。如蔚居卿与张宗榜的明争暗斗的描写，远不及张宗榜与吴海笙争斗的惊心动魄。二是某些人物行动线索的描写，不够清晰与明快，如对划子过太婆，对斗方名士邰先生、赵直言老师的行状命运的铺叙穿插不够明快。再如对张祖颐、植木樱子、张宗榜等人的大跨度、高涵含量的人生经历，都用一般叙述方式道出，而缺乏必要的直接描写。这势必损耗了他，她）们应有的性格冲击力与人生表演性。
　　注释：
　　①②鹏喜著《花会》，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
　　③赵鑫珊、周玉明著《人脑·人欲·都市》，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
　　④⑤鹏喜《花会·自序》，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
　　责任编辑易山
　　
　　


平静的张力
■　　刘松林
　　诗人王延华的诗作在于其语势的平静，诗本体呈现出的平静。这种平静是具有质感的、粼粼可见的平静：“细如白沙的水／从此流入故园”，《河边的回忆》）；这种平静，是与自然万物相谐相亲相和的平静：在“新鲜得绿叶一般的眼神”里，“一只鸟／带着阳光和着钟声／在流淌的日子里缓缓飞过”，《飞的鸟》）；这种平静，是在历经人生、对生命大彻大悟之后心闲气定的平静：“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慢慢用心／构成一种起伏／别无什么／只是在经历了长长的祈祷后／在纯真的瞳孔里／一些真实的阳光和空气／将会使我们／渐渐地平静下来”，《十月》）。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下，王诗华诗歌文本中呈现出的恬然、素朴、亲和的“平静”，使其自身具有了一种不凡的定力。延华的诗，不论是怀恋乡园、讴歌爱情，还是思悟事理、诘问人生，那种“平静”的温润人性之美，总会像“一些真实的阳光和空气”洒下来，总会像“细如白沙的水”般流进来，使你耳边的嚣喧退去，使你心里的杂芜涤去，从而抵达一种心灵的清纯澄明之境，实现精神的悦愉和超越。诗在延华的笔下，真正成了能够使嘈杂的世界沉静下来，继而闪出晶莹来的东西。王延华诗作里的这种“平静”，它是内在的。表面上看来随意、舒缓、自然的语势里，却暗隐着巨大的张力。一只鸟带着阳光与钟声在日子里缓缓飞过之后，生命的回声在日子里漾过之后，阳光在郊外祖父坟前的石碑上漫过之后，初春又一次爬上了窗台之后，诗歌的空间开阔了起来，色彩绚丽了起来，被遮蔽着掩饰着的生命生存里的本真呈现了出来，独特的感悟露出了光耀。王延华注重这种生命原初本真状态的呈现，故而特意将其诗集冠名为《真实与温柔》，亦在于对这种本真状态的强调。王延华诗中显现的这种“平静”里，含蕴着情感的汹涌之潮，但他却能熟练地节制化导，使之大含而细出，增加其内在张力。对于一些思辨性较强的题材，他亦能别出心裁，将其势汹涌的诗思之缰猛然收住，使之呈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如在《鸟的飞翔》一诗中：“伫立在这片树林之中／秋叶在正午温润的土地上／正蝴蝶般上下翻飞／你深深吸了口气／终于慢慢端起了枪／开始打鸟”，诗人在这之后的叙述中，没有明示心理变化，却在结尾处突然袒露出内心激烈冲突后的结果：“对它们以弧形呈现一种微笑／放下手中的枪／慢慢看一会／好吗”。给鸟“以弧形”的“微笑”而取代弧形的弹道，这戛然而现的出人意料的结局，难道不使这种“平静”的意蕴张力陡增么？
　　我们看到了明显带有王延华指纹与气味的意象营造方式及其对于技巧的探索与努力的向度。譬如他的意象的自然转换：“真实的感觉是再次深入下去／当手粗糙起来／茧子坚硬起来／这些真的或假的土／都需要面对／微笑或者沉默”，《挖土》）。一句“这些真的或假的土”看似漫不经心，亦显平实、自然，却使诗蕴顿显丰厚了起来。再譬如他的意象的贯穿幻化力：“梦中的花朵／一个透明的歌手／／湖水冲走了花朵的睡眠／钟声如石头／离世界很远”《一朵花的睡眠》。睡眠的花朵里，而能见“一个透明的歌手”，足显其内在穿透力之深，而“钟声如石头”，将诗思荡于沧桑久远，且如此富有质感，可闻可触、令人叫绝。延华在其诗集《后记》里说过：“诗歌创作不应该是怀着基督徒般那种灵魂进入天国的虔诚祈祷，而是对生命的体验，对生存的体验，将生命中最纯净美丽的部分带入诗歌永恒的境界。”做为一位因了本职工作而总是行色匆匆的青年诗人，尽管延华至今仍在路上，尽管他的诗篇里仍有些冗芜和不足的成分需要克服，但王延会的诗作以其独有的平静的内在张力，已让我们看到了那个诱人的诗歌魅力之境——那里，清和澄明，素朴温润，良善真诚，亦幻亦真，美丽无比。
　　责任编辑易山
　　
　　王延华
　　９６９年出生。迄今已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青年文学》、《散文诗》、《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中国西部文学》等报刊发诗二百余首。诗作和评论曾被《文艺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选载。著有诗集《真实和温柔》、《一朵花的睡眠》。
　　
　　


生命的绿洲
■　　刘丽君　张火全　吴立志
　　巍巍武当山下，滔滔汉水河畔，座落着年轻美丽的汽车城——十堰市。这座城市中心，有一所因汽车而建、在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综合医院——东风公司中心医院。这所医院，不仅担负着东风公司３０万职工、家属的医疗、保健重任，而且由于十堰与川、豫、陕三省交界，因此，她已成为车城十堰及周边５００万人民的医疗中心。
　　东风公司中心医院秉承医德，在鄂西北山区艰苦奋斗了三十多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使她连续十年被湖北省授予全省“文明医院”，多次被东风公司授予“文明单位”、“医疗服务最佳单位”、“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及十堰市委、市政府授予的“社会公认的最满意单位”；１９９５年，以综合总分居全省地、市级医院第一的优异成绩通过“三级甲等”医院复审；１９９９年，在国内６００００多所等级医院的筛选中，被国家卫生部正式命名为全国“百佳医院”。鄂西北地区唯有东风公司中心医院获此殊荣。
　　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接见中心医院外科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北省“新时期医务工作者的典范”戴宗晴时赞许说：“一所企业医院，在一个艰苦的地方建设成全国百佳医院很不容易，这是同志们长期奋斗的结果。”
　　李岚清这话不是客套，因为他也曾是东风公司的创业元老，他亲历过体验过企业者当年的艰难。
　　１９６９年，隆隆的开山炮唤醒了鄂西北深山老林沉睡的村庄。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山沟里将飞出金凤凰，十堰要建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创业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长春、武汉、北京、上海等地云集而来，决心大打一场汽车工业的翻身仗！
　　为了支援我国民族汽车工业建设，原武汉市一医院的２００多名医务工作者，怀着满腔报国的热情，离开了九省通衢的繁华闹市，于１９６９年从江城武汉全迁鄂西北十堰。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与二汽建设工地的“５７０８”医院合并组成了东风公司中心医院的前身——张湾医院。
　　他们御下行装，就亲手在杂草丛生的荒山野岭搭起了工地帐棚医院。用干打垒的土墙隔成门诊室，用木板铺上白布做手术台，凭着白衣使者救死扶伤的职业追求和愿为二汽贡献一切的崇高境界，与建设者们同甘共苦，不分昼夜地为二汽工人和当地老乡医病疗伤。
　　“两个木箱是手术台，床单一围干起来，手术台下青蛙叫，蚊子盯得眼睛睁不开。”这段顺口溜就是当时医院真实的写照。
　　尽管条件如此困难，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望着简陋的病房里青年工人血肉模湖的断肢、断指，他们痛心疾首，内疚不安。为了解除建设者们残疾的痛苦，７０年代初，在外科主任戴宗晴的创导下，他们开始了断肢再植的探索和研究。
　　有人认为这是异想天开，便讥笑说：“就这种条件还搞研究？笑话。”
　　有人表示赞同：“我们是医生，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伤者残废，试试看吧。”
　　领导坚决支持：“我们能在这荒山野岭建中国第二汽车厂，难道就不能把工人断下来的肢体接上去？”
　　强者在困难面前是不会低头的。１９７１年，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戴宗晴雄心勃勃主持成立了断肢再植科研小组。
　　第一项任务是买狗、养狗。一共买了七条狗，将狗的肢体用于截肢术和神经血管吻合术的试验。
　　荷枪实弹的试验开始了。但一例例动物试验做完，结果是一例例的失败。
　　戴宗晴和同事们在干打垒的试验室里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失败的沮丧，外人的讥讽，世上的狗是四条腿，张湾医院的狗只三条腿），使他们心情格外沉重。
　　然而，他们没有放弃。戴宗晴又跑到武汉几家大医院收集神经吻合方面的参考资料，连母亲病故都没来得及回家看一眼，就匆匆赶回了十堰。
　　科研组的成员又满怀信心地聚在一起，对照戴宗晴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回的资料，反复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和教训，又开始了新的动物试验。
　　１９７２年初，试验终于成功了。科研组的成员欣喜若狂，热泪盈眶。这是大伙一年多来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啊！
　　戴宗晴在此项试验中积累了断肢再植足够的数据，并掌握了血管、神经吻合的大量实验经验，对断肢再植理论有了较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对断肢再植有了自己独特的构想。
　　１９７２年秋，戴宗晴成功地为一名二汽工人进行了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
　　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６年，戴宗晴与当时的主任医师刘开评密切合作，携手攻坚，采用显微外科的方法，为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