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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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根令》的叙事模式主要是县委书记李智和小辛庄乡副乡长贡存义围绕着权力而发生的较量。小说题名中的所谓“根”，实际上就是官场中的权力背景。虽然“老百姓的日子”一直是李智的重要关切，但是，正如小说所写的，“可惜老百姓决定不了他的命运，他的升迁掌握在上面人的手里。如果他当不成这个官，这些老百姓就不归他负责了。他就一边歇着去了”。而李智所缺乏的，恰恰是上面的权力背景，所以，他在皮县就被认为是摇摇欲坠甚至是朝不保夕的“无根县令”。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就成了他相当重要的精神关切。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小辛庄乃至于皮县先富起来的大户贡天华家。贡家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省、市、县各级均有着牢固的权力“根基”。李智的“无根”与贡家的“有根”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这也充分显示了资本力量在当今社会的肆虐。正如小说中的赵亚雄所说的：“你们皮县难就难在那些大户身上，个个通天，比你根子还硬”，他们“都想利用政界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对贡家来说，就是依持雄厚的经济资本及其在上面的权力根基，首先在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即乡镇政府中发挥影响，这便如小说中的人物所曾激愤地指出的：“我们这个乡，好像不是乡党委在做工作，而是他们贡家在做工作嘛”，现在“就连有些从政的人也成了人家的工具”，“如今他们不光要钱，还要权”。由于“小辛庄乡有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家企业，贡家或贡家的亲戚有股份的就占四分之一，这里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贡家已“不再满足于朝里有人，而是想自己掌握权力”。这也就是贡天华千方百计地要其子贡存义担任乡党委书记的根本原因。贡家的权力建构虽然在最后未能得逞，但是作品所提出的严峻问题却发人深省，这也让我们对一些资本力量所导致的权力建构的正当性产生了警惕。
当然，除了贿赂及资本力量的侵入所导致的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危机之外，“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危机，还表现于权力建构中道德的沦丧，其如李唯的《腐败分子潘长水》及王跃文的《夏秋冬》中潘长水和关隐达的“捉奸”与“告密”，即属此端。
权力基础的合法性焦虑
任何时代的政治权力都有着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权力者需要相信并且也使得全体社会成员都能相信，“他们掌握的权力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他们是更大集体目标或价值观体系的公仆”〔3〕，这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所写的九十年代以来政治伦理及权力建构中的严重问题，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权力基础的合法性。正因如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才一直强调“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作为“主旋律”写作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揭示九十年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且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当中重新建立、加强和召唤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成了它们相当突出的主题话语。
“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对于权力基础的合法性焦虑，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以“党”、“国家”、“改革”和“老百姓”（“人民”）等主流话语来拯救面临危机的合法性。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 中，主流话语实际上已经极少出现于小说的叙事人语言中。作为一种政治意识，上述话语往往在小说正面人物的思想意识中多有体现，这也是“反腐败”及“官场小说”相当突出的话语策略。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中，“老百姓”是“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最为常用也是最容易与读者亲和的主流话语，所以在《无根令》中的李智、《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以及《抉择》中的李高成等人的思想意识中，底层百姓的生活与命运，才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精神关切，这也是这些小说最为朴质动人的地方。张平的《抉择》是九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其在艺术上的成就也要高出同类许多。小说的整个叙事，不仅是李高成与腐败力量的交战过程，更重要也更加深刻的方面在于，小说以大量的篇幅书写了李高成的内心焦虑，而在本质上，李高成的内心焦虑也正是对其权利基础的合法性及意识形态的焦虑。正是在经过漫长的理性思考和内心逼问之后，李高成才断然作出了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反对腐败的生死抉择。这一抉择，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和“老百姓”等等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立场：“我宁可以我自己为代价，宁可让我自己粉身碎骨，也绝不会放弃我的立场！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会让那些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的前程！”而省委书记万永年的总结性讲话，才是小说主题话语最为明确的宣示：“目前发生在经济领域里的腐败，不仅正在腐蚀着我们的社会，腐蚀着我们的人心，而且正在腐蚀着我们的权力，腐蚀着我们的政党”，“只有彻底地清除腐败，搞好廉政建设，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才能使我们的改革更加深入，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富强！……”小说中万书记的两千余字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长时间热烈的”，或者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几达十八次之多。这些掌声，无疑是对万书记的坚定热烈的话语支持，这也正如万书记自己所认为的：“大家的掌声，是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拥护和欢迎！也同样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李高成和万永年的话语表达，都是在小说的故事最后，这是不是暗示出，李高成的生死抉择实际上是发生于他理性思考或者是灵魂交战的“告于完成”之后，而李高成与万永年所表达的主流话语，正是现有权力永远存在、臻于万年的合法性基础。
“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以乡村民主作为题材的小说中出现了另一种状况。从《一张白纸》、《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等不多的此类作品来看，乡村民主中选举出来的村级官员因为其充分的民意基础而有着强大的合法性支持；但在另一方面，民选干部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自己以及选举者们大多只是满足在实际事务及实际利益方面代表民众，意识形态方面的关切尚未被注意。
注释：
〔1〕关于“人民伦理”的论述，请参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段崇轩：《官场：诱人的文学领域》，《山西文学》1999年第3期。
〔3〕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18页。
在媚俗的浊浪中前行
？ 厉 梅
在这个大众媒介挥斥方遒，大众文化独领风骚的时代，“愚昧”面对科学理性的强势逼压，只好以改头换面的姿态潜伏在大众的生存样式之中，并不断滋生蔓延。其实，“愚昧”的新生态早在十九世纪已被福楼拜识破：“现代的愚昧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的生吞活剥。”〔1〕“这些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种势力足以窒息任何文明。”〔2〕在这之后，经过人类的感性认可，愚昧新生态因子被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逐渐异化为新的文明——伪文明，并遏制任何对伪文明的反拨。在这漫长的伪文明时期，媚俗成了愚昧的普泛化表现形态，以趋同化操纵着人与人之间的复制。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一切生存情境的设置都从深层关注着这一主题。
“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这个范围的一切。”〔3〕在这个范围之外，是大众认可并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境，它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派生出来：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恋情……”〔4〕在这些情境中，大众的目光掠过个体的具体生存境遇，而沉潜到由原始记忆积淀而成的类型化从而带有抽象色彩的情感之中，这种情感披上了道德的外衣，顽固地弥合着既成人伦秩序的裂缝，阻碍着新型人际关系的诞生并渗透到一切权力话语之中。昆德拉说：“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但由于生命存在的基础不一，是上帝？人类？……所以也有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民主主义的，新教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5〕在昆德拉看来，媚俗在于个体向某种具有话语权力的群体的靠拢，在极权语境中表现尤甚。那么，对媚俗的共相进行梳理，能得到几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呢？
文本中那场伟大的进军最终归于沉寂，这场闹剧使媚俗者所具有的强烈的表演癖暴露无遗。在那里，所有人不过是为了在他们良好的社会声誉的基础上，再增添几分人格的魅力。这魅力是由人道主义、博爱精神的舆论力量所施与的。一方面，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本身具有伦理上的迷人色彩，另一方面，惨烈的战争事实架空了二者的实质性意义，于是媚俗者搭起了表演的舞台，按照大众的褒赞贬抑，通过谎言、伪装、诡诈而行动，取悦于世俗，以获得他们的喝彩。在公众目光中表演的媚俗者，过分陶醉于自我编织的博爱谎言中，随着公众长嘘洒泪，这必然使他缺乏对其他生命个体的真诚关注，从而成为一个对大而空的道德主义的信仰者。譬如文本中那个美国参议员认为孩子在草地上奔跑是幸福的，而从没有想到过其中的某个孩子挨揍时的屈辱和痛苦。
与前者相比，媚俗的第二种表现形态就带有一种邪恶的成分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丽莎的母亲。当她浪费了青春和失却爱情的甜蜜后，出于对造成她的生存灾难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报复，她竭力制造着灵魂和肉体的裂痕，不断挖掘泄露特丽莎的隐私，把她送入到一个灵魂缺席的肉体集中营。这和特丽莎的梦境所揭示的寓意重合：当滑入媚俗的沼泽时，某些人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即个性自我的消失，但却自暴自弃不思自救，同时想拉别人下水，共同承担堕落的屈辱，或欣赏他者不甘如此的痛苦挣扎。久而久之，他们重建一套话语秩序，抹煞天使与苍蝇、高贵与卑贱、操守与堕落的界限，消解意义和价值这些精神关怀，使整个生存场景变成了机械复制工厂。
媚俗的第三种表现形态来自托马斯的启示。“他发现那些曾经受过迫害的人也对他古怪的微笑，例如S医生，这使他很不舒服，后来渐渐发现原来他们视自己的坚定立场、威武不屈为荣耀，决不愿意让出、甚至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6〕托马斯的结论揭示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存在可能性——自我标榜。它往往产生于两种选择的中间，如两种立场、两种潮流之间。当某种立场和潮流带上“俗”的阴影时，某种背离倾向便以其对立面的形式出现，呈现为一种新型变态。如果它与前者有着完全的裂变，则同时必然蕴蓄着新生力量的动能，从而开辟出一种新境界。然而，如若它与前者能够兼容在共同的历史语境中，并未威胁到当时的话语秩序，则表明这种新变并非异质的土壤，而是量变的积累，是在当局佯怒面具下默许的哗众取宠。他们自我标榜，并固守一方阵地，因为一方面可以对世俗表现出一种高傲姿态而获得青睐，另一方面却必须通过排斥趋同者来防止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否则颠覆了当局霸权，他们势必陷入到一种重新定位的颠沛流离之中，再次面对许多两难抉择。所以说，自我标榜依然蜗居媚俗屋檐下。
昆德拉说：“媚俗是存在与忘却的中途停歇站。”〔7〕即是说，媚俗是人类一种不可回避的生命存在。上述媚俗的三种典型形态连缀起一张网，以它的柔韧和力度考验着人们在尘世浮沉中的身心承受力，标志着人们价值选择的高下。那么，它是缘何产生并如何实现对价值判断和认可的剥蚀呢？
人生是一副没有目的的草图，是由每一次选择连缀而成的杂乱的轨迹，不知会走向何方。对主体而言，一方面由于不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而增加了选择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尼采所揭示的永劫回归所带来的重压。这些重压冲击着自我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所形成的美好的理想、信念、情操这些原则性标准，使自我的价值定位陷入两难境地。
人类需要通过某些认知的、价值判断的或实践的对象物来确定自己。拉康理论中“镜像阶段”的主体是分裂意识与无意识的主体。无意识来源于对欲望的压抑，而意识则根植于向社会规范和法律秩序这一语言体系的求同。主体的这种分裂为自我确认增加了难度，因为自我价值的确定具有了双重标准。而媚俗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软着陆，使具有超我色彩的理想情操、信念降级附着到既定的群体共识和思维模式之上，同时，这一下坠之力又将摆脱重压的本能欲望弹射到为大众习俗所认可的平面上，消弭了双重标准造成的深度空间给人的精神造成的挤压感。
所以说媚俗是一种生存本能，不论是卖力的表演还是挖掘隐私、自我标榜都是为了摆脱对自我、对社会的责任的重压而获取一种轻松的存在。既定的模式秩序是大众基于各自的生存境遇的对策所形成的合力平衡，具有内在本质上的中庸妥协性和表现上的党同伐异性。媚俗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控制、相互感染，通过动态的同化使个人陷入到一种死气沉沉、麻木混沌的生存状态，并体现了使个人逃避责任和惩罚的巨大包容性。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把公众的、世俗的、权贵的选择和判断等同于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差异性和多样性”〔8〕，排除了积极能动的超我意识，背离理想、信念等价值追求，丧失了认知、行为的原则性标准，标志着人的灵魂的失落。
昆德拉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强人，足以完全逃脱媚俗。当媚俗具有绝对的权威时，几乎没有人能够远离它，同时，当它被识破为谎言时，它就会变得同人类其他弱点一样动人。”〔9〕所以对媚俗的叛逃几乎看不到希望，对自我价值的寻求几乎令人气馁。但有一些理论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拉康在现代精神分析学中把“我”区分为陈述主体（sujet d'énoncé）和陈述活动主体（sujet d'énonciation）〔10〕；托马斯·曼也说：“我们思考行动，我们思考思想，但是在我们这里，思想着与行动着的却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11〕这种对“我”的区分把消解了深度和平面化的人重新置于一个多维空间。在那儿，多种价值观、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