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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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寓意在美国有着历史的路径，不是可以照搬的东西。美国《人权法案》之所以赋予或说保留了公民拥有枪支的自由，根源于独立战争。人民拿起武器赶走了一个暴君，如果说这是正义和合法的举动，是革命而不是叛乱，那么顺理成章的，人民自然就有拿起武器赶走另一个未来暴君的权利。建国之初，大家认识到政府作为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拥有巨大公共权力的统治者，是极易膨胀、极易蜕变为暴虐的工具的。而武器不仅是一种平等的象征，更是在特殊时期一种可以反击政府越位的实际力量。
这种持枪传统的代价我们当然一清二楚。但我最关心的一点是，哈里先生算不算一个革命者？哈里先生犯罪了吗？
《毒太阳》
主人公密迪亚的音乐老师波里，在临终前充满沮丧地说：“真气人！我度过了如此多姿多彩的一生，但死之前居然看见了什么？载满鹅的火车！真气人，我看见的竟然是载满鹅的火车！老天！”
载满鹅的火车有什么不对吗？载满鹅的火车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够让一个音乐家死不瞑目。政治警察密迪亚逮捕了高托夫上校后，坐在汽车里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他在阴郁中重复念叨的，也是这句话，“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在一部描写革命伤痕的影片中，成为一句咒语。
显然，“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没有诗意。
可以比较台湾诗人纪弦曾经让我喜欢的那一句诗：“载着吠月的犬的火车开过去了。”我想区别在于，“载着吠月的犬的火车”载满了梦想，而“载满鹅的火车”已经没有梦想了。“载着吠月的犬的火车”是属于个人的，而“载满鹅的火车”永远不再属于个人了。“鹅”在欧洲文化的符号里是蠢笨的，像我们的“猪”。试想吧，“载满猪的火车”，意味着什么？
在苏维埃，许多美好的歌曲和舞蹈被禁止了，球类项目也只有足球可以继续。当玛鲁莎的母亲在密迪亚回来的午餐前唱起波里生前最爱的歌曲，正如年迈的叔父所说：“那种气氛，生活的品味，再也没有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革命是与诗人为敌的吗？革命是否就是花间喝道、焚琴煮鹤？记得我第一次看见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们》，我觉得好美。因为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由女神袒露的胸部上。后来看了无数次，能够轻易地将目光移开了，才发现女神背后无数的枪火和前面的横尸遍野。那些堆积起来的尸首给我的震撼力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女神的乳房所给我带来的。
如果将自由女神的乳房遮掩起来，穿上盔甲，那么我将承认，革命毫无诗意可言，《自由引导人们》这幅画也将毫无诗意可言。《自由引导人们》这幅画，就等于“载满鹅的火车”。
《现代启示录》
一定要先看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再去看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不能反过来。
当然你可以回过头去再看一遍这部影片，把你的感触做成一个三明治，把康拉德贵族化的语言夹在现代战争的枪火之中。
湄公河与刚果河没有差异，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也看不出实质的变化。沿着那条河流，其实是在沿着人性当中最黑暗、最容易被激起的迷津前行。片名中的“现代”，我觉得包括了属于康拉德的年代在内。原始与文明的对抗，不仅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更加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一个美军将校灵魂深处的杀戮之心，被惨烈的战争唤起。做一个世外桃源里的耶和华，或者齐天大圣，每一个独裁者都有过这般的欲念。在越战的最深处，湄公河的最深处，以及人性的最深处，撒旦坐在那里，等候一个前来杀他的特种兵。
在法国导演卢贝松的新片《圣女贞德》中，活在信仰里的贞德尚且为战争中的罪孽而迷乱，何况是离开信仰之后的我们。在某种形而上的意义，贞德的受难是罪有应得的。在世俗的角度，圣女贞德被出卖、被构陷。但在人性的最深处，贞德又如何能说自己是无罪的呢。
当影片中的美国战斗机轰炸渔村时，指挥官放起了瓦格拉气势汹汹的歌剧。从瓦格拉我想起了尼采，从尼采又想起了希特勒。
我在写到这里时，又想起了南京大屠杀和米洛舍维奇。
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其实就是亚洲与欧洲的不同。作为战败者和罪孽深重的肇事者，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真诚道歉和反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耿耿于怀的事。但在另一个方面，作为战胜国和受害者，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同样也从没有像欧洲各国那样将二战的罪孽归于欧洲，归于人类，不是去问：“德国究竟怎么了？”而是问：“欧洲究竟怎么了？”而我们从来不问：“亚洲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坏？”我们只是问：“日本出了什么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坏？”
因为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受害者。日本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生来就是特别坏的那种人。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没能拍出一部对战争有所反思的影片来。革命者杀反革命，叫做“消灭”；反革命杀革命者，则叫“杀害”。七岁到十四岁的天真小孩，在电影院看到潘冬子开枪杀人，全部都要欢呼鼓掌！
《律师事务所》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Firm》（律师事务所），有一段两位律师间的谈话。老律师问：你为什么投身法律？新律师就讲了一回故事：当他还在一家小餐馆做工时，一天税务官忽然上门来，因为店主偷漏税，餐馆关了门，老板也获罪入狱。老律师点头道：原来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不不，这位新律师居然很坚定地说：我做律师是因为我从中发现了一件事——The government can do everything！
尽管恋人们爱说，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但能够do everything的其实只有政府，只有政府手上的公共权力可以面向任何人。尽管税务官对那家小餐馆的所为，不过是公共权力再正当不过的一次牛刀小试。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在一个公共权力受到完善的宪政制度和行政程序约束的体制下，这样一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小case，也让这位年轻人感觉到命运无常、天威莫测，感到公共权力在政府手中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每个人的脑门。他不愿对此盲目，活在被宰制之下。他做律师是想介入其中，了解每一种权力像十八般武器一样，将在何时、何地、为何以及怎样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他的企图是利用法律，在一个公共权力无所不在的时代，去努力把握和保卫自己的私生活。
这样的一个律师，远远不是魔鬼的代言人。在一个法律统治下的社会，他不过是比大众更加接近自己的命运一点点。在影片《费城故事》中，那个身染艾滋病而被歧视的弱者，恰恰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律师。如果主角是其他身份，至少对于我就不会有那样的感染力。
在法律的统治之下（rule of law），主宰我们的那种权力是被阉割了，还是隐藏了起来？连律师都无能为力的地方，还有什么法器可以粉墨登场呢？
《叛逆性骚扰》
道格拉斯演一名遭受女上司（沙朗斯通的拿手戏）性侵犯的下属，并因抗拒而丢了工作。他找到一名专门代理性骚扰案件的女律师，准备诉诸法律。这时我们和可怜的男主角一样有些拿捏不准了：
男人告女人，怕是有点唐突？
然而，或者正是大多数场合下，体力强健的男性易于骚扰体质羸弱的女性这个事实，掩去了话语底下的真实。那名女律师断然无疑地告诉我们：
“性骚扰绝对与性别无关，性骚扰的实质，与权力有关。男人之所以侵犯女性，在大多数情形下不是因为他们生理上的优势，而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
像极了福柯的口气。那位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学者，说出了一个也许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一样本质的事实：“知识就是权力。”话语背后的权力才是决定性的，让一切农民起义者都摆脱不了三宫六院和绫绸锦缎的宏伟叙事。
之所以又想到起义者，因为这个主演道格拉斯就是斯巴达克斯（老道格拉斯）的儿子。斯巴达克斯做角斗士的时候，也被握有权力的贵妇人性骚扰过。他的浑身肌肉被人家意淫，还当面肆无忌惮的哄笑。两代道格拉斯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但结局不同。
革命或者诉讼，究竟谁的选择更富有尊严？
《山雨欲来》
又是一个三明治。三段相互牵扯的故事，因果交错，把一场葬礼裹在中间一层。
我看这部影片时，距离科索沃危机还有一年。前南的种族清洗已经结束，不是山雨欲来，而是洪水过后。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穆斯林。这部影片展示的不是仇恨的因缘，而是后果。这就使我作为旁观者更加伤感。尤其在第一段关于一场不可能的爱情故事，甚至只给我留下了一个观感：阿尔巴尼亚人长得真漂亮！
尤其是男人。
修道院长在黄昏的花园抬头看天，背后遥远的地方，一个被追杀的异族女子逃进了修道院，也逃进了年轻的修道士荒芜的心间。这个镜头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当年迈的修道院长从花丛中抬起头，我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虽然知道下一句是如何地不合时宜，我还是固执的、反复的想到了这句诗。
修道院长采菊东篱下，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话：
——山雨就要来了。
主张近代民权的梁任公，去了一趟欧美，回来说：黑人根本就不能算是人，活该只配做低贱之事。
在今天很多国人眼里，日本人也是个个变态的，本质上离禽兽也不远。可能基因都和我们大不相同呢。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幸好幸好，这些物种都不在我天朝境内。我们才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而见南山。别人的种族问题不过是拿来把玩的。希特勒为什么要杀尽犹太人？别看小日本张狂，哪一天国运衰落，流散各地了，保不定就是亚洲的犹太人，人人喊打。
杀一个另类和异端，杀张三娃或爱尔兰流氓、杀地主和反革命、杀黑人、杀越南人和犹太人，都不是“杀人”。那么杀谁才是杀人呢？谁才是杀不得的好人？
电影越看越多，我的神经越来越脆弱了。现在我居然坚持一个观点，在银幕上（包括盗版的电视屏幕上）杀人，就是真正的杀人。在银幕上装死，就是真正有人死了。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看戏看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