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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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16〕《大公报》对国共重庆谈判虽然充满希望，王芸生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等热情洋溢的社评，称之为“大团圆”、“大喜事”，但谈判结果一公布，其态度就变得非常冷静——“检读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言说，是满意或失望，只觉得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予以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以第三者的立场批评共产党，《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发表了《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国民党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共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土匪’”〔17〕。比如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派范长江去西北采访，都是当年罕见的举措。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无论是坚持批评当局，还是批评革命党的立场，甚至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条道路”。这些完全都是它独立的选择。既是《大公报》人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吴鼎昌离开《大公报》后“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部活动……录用新人必须无党无派……《大公报》称为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组织。”〔18〕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报》社训虽然只有“不私”、“不盲”两条，但并不表示他放弃了“不党”、“不卖”的追求，他们一贯不接受政治津贴，保持经济独立，“文章报国”是他们始终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为人诟病的两个“污点”，——官方牌价购买二十万美元外汇、被逼去国民大会签到也无法遮掩《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熠熠光芒。
五
作为《大公报》重要言论特色的还有由社外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有人说它与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这是《大公报》所独创。1934年1月1日，《大公报》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每星期天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张季鸾提出这个设想，一是减轻写社评的负担，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从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
最初担任撰述的只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八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以大学教授及各界名流为主，还包括个别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这一点和《大公报》编辑、记者的情况相似，以无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容并包，不少左派记者都在《大公报》成名）。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其中有些文章也作为“星期论文”出现。
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拉斯基的《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天开始，向来请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将“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是《大公报》准备“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 鲍觉民、伍启元等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未作“星期论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 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 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二十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等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产党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19〕。这些言论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大公报》的立场，却是《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理想所在。报纸以言论为重，总编辑主要就是抓言论，自己也笔耕不辍，张季鸾弥留之际还不断与王芸生讨论评论的写作。
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20〕
这番话不仅是胡政之个人的观点，也是《大公报》始终坚守的信念。客观公正、超然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等，实际上就是追求言论、新闻自由，以实现他们“文章报国之志”。
六
1935年吴鼎昌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离开《大公报》。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辞世。整个抗战期间，即使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大公报》还到处开花，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六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九万多份。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二十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却是中国报纸所达到的最高记录。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谢世。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执笔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离开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标志着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正式结束。1957年在《光明日报》的储安平、《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之后，王芸生仅仅因为毛泽东一言才逃过一劫，1980年 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众所周知，《大公报》的成功离不开胡政之的经营、张季鸾与王芸生的文章，还有吴鼎昌的资本，但正如《大公报》人郭根所说：“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21〕在名垂报业史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大公报》人的身影，不管他们最后走上了什么路，却都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徐铸成、张琴南、范长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盈、彭子冈、萧乾、杨刚、王文彬、张高峰……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今天或者明天，我们都不该忘记他们。
时光流逝，这些曾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人如今大都已离开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宝贵生命的，如杨刚、范长江、孟秋江等），《大公报》也早已只剩下香港一家。在遥远的南国繁华喧嚣之中，回望百年，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尘埃，英敛之时代、张季鸾和胡政之他们的时代都已定格在发黄的历史画卷中，但谁也无法抹去这些先人的足迹，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让后人神往不已。
注释：
〔1〕 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新闻战线》1988年第5期。
〔2〕《后生可畏》，《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96页。
〔3〕〔5〕〔8〕〔15〕 转引自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251、381～383、417、418页。
〔4〕〔10〕〔12〕〔13〕〔17〕〔18〕〔19〕〔20〕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75、304、305、108、310、306、307、83、84、 55、56页。
〔6〕〔7〕《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37、440页。
〔9〕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3月版。
〔11〕 原载《战时新闻工作》；转引自王文彬：《新闻工作六十年》，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第286页。
〔14〕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61页。
〔16〕 王芝琛：《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21〕 转引自《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2～153页。
“中间势力”——敌耶？友耶？
——读《百年沧桑》的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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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评说与考证《大公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好书——《百年沧桑》。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大公报》仍在香港特区继续出版，今年是它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寿诞之喜。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算得上是一大奇观。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哲嗣王芝琛。我觉得对《大公报》没有比这更厚重的百年生日贺礼了！
自从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以“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以来，其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数十年来，以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为首的领导人，是遵守这“四不”社训的。上述的“党”字，我以为有古今二义：用孔子的“君子不党” 的原意，即“正直的人是不偏袒的”，可是又与当今政党定义有相通之今义。李纯青、杨刚、彭子冈、徐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方面，《大公报》几位领导人对他们的政治身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心照不宣的态度；范长江到解放区后亦于1939年加入中共。另一方面，《大公报》所有从业人员，却没一个国民党员。可见“不党”是不可能的。所以1942年，胡政之将社训改为“二不”：“不私”、“不盲”。但事实上《大公报》始终公开标榜的就是“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
我想举钱钟书为例，他既非中共，也非国民党，但他却是《大公报·世界思潮》（这个专刊由对爱因斯坦和罗素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张申府主编）的积极撰稿人之一。三四十年代，他发表了《为什么人要穿衣》、《休谟的哲学》、《约德的自传》、《大卫休谟》、《旁观者》、《作家五人》、《英译千家诗》、《白朗：咬文嚼字》、《英国人民》等大量纵横捭阖的精彩文章。
萧乾也不是中共党员，他曾先后四次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现培养了大批作家。杨绛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就是三十年代经萧乾发表的。另外，他们还举办过文艺奖金。卢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均得了奖。此外还发表了陈白尘轰动一时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 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及《偶然论在上海》；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渭先生》；曹禺的《我如何写（雷雨）》……
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中国有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已是百年老店，中国共产党也过八十周年。你《大公报》能在国共之间“不党”么？这不是找“夹板气”受吗？这与今天强调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党性，不是背道而驰吗？
任何报刊都有它的倾向性，或激进、或保守，或革命、或反动，有可能实行“中道而行”吗？
以胡、张、王等为首的《大公报》领导人，几十年来硬是按“二不”社训干了，而且在大陆一直干到1966年。《大公报》以出色的独家政论为最大特点，它还培养出了大量名记者，可谓精英云集，享誉中外。例如：范长江（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杨刚（建国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萧乾（1939年～l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往来于欧战莱茵河前线、柏林和纽伦堡，二战后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见《南德的暮秋》）、彭子冈（发表过访宋庆龄、宋美龄、郭沫若和《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等名人的专稿，号称“重庆百笺”；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曾出访苏联、印度、芬兰和第二届青年联欢节。1954年任《旅行家》杂志主编）。还有诸多名流：徐铸成、李纯青、吕德润、张高峰、梁厚甫、曾敏之、朱启平、黎秀石、费彝民、陆诒、潘际炯、唐纳、梁羽生、唐人，罗承勋、唐振常、戴文葆和陈凡、孔昭恺、徐盈、高集、杨奇、金庸、谭文瑞……真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名家太多，恕不一一。
对《大公报》的褒贬评说，一直是中国新闻史、政治史上争论不休、聚讼纷纭的大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如何看待中国各阶级、阶层里的“中间势力”？他们比起国、共两极来，人数多得不可比拟。他们站在哪一边，这才能决定哪一边是赢家。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廓清《大公报》的是非功过，还它一个历史主义的公道评价。
三十年代，在左翼文化工作者中，流传着一句出自王明的名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话是大有来头的——来自“共产国际”。斯大林说：“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然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