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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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ǹ谟氲缡樱ㄏ衷谟旨由舷愀鄣摹斗锘宋朗印贰堆艄馕朗印罚┙凶偶ち揖赫衷诒ㄒ低兄浣凶偶ち揖赫＜尤隬TO之后，竞争必将更加激烈。最终被淘汰出局的，必然是那些忘记自己的衣食父母——读者和观众的传媒。试问：群众怎么会有非看你这张报、你这个台不可的义务呢？当然，机关报与民营的《大公报》和三十年代上半叶史量才主办的《申报》，二者的办报方针是大大不同的。但办报规律却有相同之处！诸如：赢得读者越多越好，出名记者、名评论家、名编辑和名经营家越多越好。报纸受实践检验的速度，可谓立竿见影。
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之上的独裁，低效僵死的单一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它在新闻方面的表现，在中国也是影响深远的。邓拓主持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就是一次破斯大林新闻模式的成功尝试。报业同行不会忘记那时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时版面上的丰富多彩，以及充满了魅力的岁月。那时的《人民日报》难道不姓“党”吗？
这里，我想起了1989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的关于斯大林新闻模式的讨论。新华社前副社长、高级记者李普在学术研讨会上首先发言说，当进入解放区初次听到两句话感到很奇怪，后来才多少理解了。这两句话是：报纸是不见面的指导员；报纸是公开的文件。由于报纸是“指导员”和“文件”，它就获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特权地位，并影响到新闻政策、新闻体制，甚至新闻文体等一系列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种新闻模式有多少合理性和多大程度上不合时宜？与会的同志说，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便是“斯大林新闻模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摒弃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党的监察和舆论监督对权力相互制约的体制；以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新闻工作的习惯性思维和特权性的宣传与新闻合一的文体，遂使报刊面目可憎，思想僵化，宣传说教化；主持政治者和评议政治者一体化；新闻管理人治化。于是形成了体制上的官本位式的衙门化。遗憾的是，这场有意义的讨论，以后没有继续下去。
芝琛兄这本《百年沧桑》，也可以说是为《大公报》正名、辩诬、平反的好书，老《大公报》人看了，会长舒愤懑如释重负。如针对“《大公报》起义”说，作者强调：周恩来多次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报纸。既然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怎么会向人民起义呢？还有“小骂大帮忙”说，“政学系机关报”说等等，作者都用铁的事实予以辩驳。为节约篇幅，本文不拟赘述。
从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大知识分子的骨气、才气、锐气和书生气。他们在中间道路上摇摆着如扭秧歌，但总的倾向则是两个字：爱国。为此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屡遭诟病。哲人逝矣，但他们胸中的浩然正气，笔下的壮阔波澜，将永垂史册。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如何从政治上文化上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从而获得更加众多的读者（如今对象和条件皆有变化）的青睐，仍然是所有报业和传媒面临的一个亟待回答的崭新问题。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命百岁命中多舛青史标名的《大公报》，已经从二十世纪跨进了很不寻常复杂多变的二十一世纪。然而，厉精更始，事在人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但愿这个有着勇于创新、精英辈出的光荣传统的战斗集体，焕发青春，真正做到“有容乃大，无私则公”，为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寻找远去的报馆
——写在《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出版之际
？ 王芝琛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于2002年2月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是我大约十年前就萌生的念想，今日终于可奉献给广大读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改革开放逐渐深入至各个领域，新闻媒体也由“完全一律”走向个性化，这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像的。在报刊上，也零零星星的出现追忆“1949年以前《大公报》”的文章。我突发奇想，可否出一本书，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反映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的概貌，编者也不必为“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作辩，请读者自己鉴别。如果能为新闻媒体改革起到点借鉴作用，那就更好了。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的社评以及那时的照片，是最能反映实况的。于是这两样成为我搜集的主要目标。但《大公报》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几乎损失殆尽，要想搜集谈何容易……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属于“文人论政”的报纸。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新记《大公报》以来，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四不”说到底就是独立办报，不受党派、金钱、私利和权势所左右。正如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所说：“我们对任何人或党派并无说好说坏的义务。除去良心的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约束。我们在私的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人的机关报，在公的意义上，则我们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在正义的范围，都可以把《大公报》看作是自己的机关报。”
“文人论政”就是文人参与谈论政治。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主要是通过社评实现的。《大公报》始终坚持每天一篇社评。自1934年1月由胡适先生建议《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星期日的社评由“星期论文”所代替。而“星期论文”由《大公报》馆外著名学者、教授、文人参与“论政”。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的社评谈论时事、议论政治、针砭时弊，受到朝野上下、中外论坛的重视，也受到各个党派乃至领袖人物的关注。抗战期间有一位文人杨云史，他写了一首词，盛赞《大公报》社评，句中有云：“六合朝朝雨露布，笔阵横扫千军上。”这是文人对办报的期望与心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读了这首词后说：“我们真有苦自己知。我们的社评，不见得就是露布；我们的笔，也不能横扫千军。我们始终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秀才。”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大公报》里的“秀才”，诸如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就是这样的“秀才”，有一股执著的爱国、爱民的“呆劲”。
近日，有位博士生，他写的论文与《大公报》有关。他说读了不少1949年以前《大公报》的社评，却把他弄糊涂了；到底大公报是向着共产党，还是向着国民党？我说，你还是再多看一些，就会明白了。《大公报》的社评作者，他们没有固定的站在那个党派一边的立场，而是就事而论，依据事实说话。尽管不能说《大公报》社评的言论总是正确的，也常常有错误，但由于脱离了“党”、“卖”、“私”、“盲”，就建立起言论公正的坚实基础。
为搜集《大公报》社评，我采用一年一年来的笨办法，以总馆为主，分馆不漏，将每年重要社评复印回来装订成册。因此对于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来说，我是常客。我与图书馆人员开玩笑说：“我不是故纸堆的蛀虫，而是故纸堆的探索者。”
据当年《大公报》担任摄影记者的管绍熙先生介绍，我得知文革初《大公报》被红卫兵查封后，有点照片是管先生亲自移交给新华社的。我又从已故《大公报》著名摄影记者魏守忠子女那里得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有点《大公报》照片。于是买了张月票，凭一封单位介绍信就开始行动。原以为很容易到手，其实不然，最后还是凭着“诚恳”与“执著”，仅以成本费拿到手。照片另一渠道，就是找原《大公报》老人和已故老人的子女。几乎所有家庭都在文革时失散了那些珍贵的老照片，但仅是“残存”的“漏网”的，我已是收获颇丰了。需要感谢的名单就有四五十名，恕不一一列名了。
由于篇幅限制，此书仅选载了《大公报》不同历史时期社评40余篇、星期论文12篇、专文3篇，我写的“《大公报》史略”不到两万字。最令我遗憾的是，我搜集到的近千张照片（包括版面照），只用了40多张。《大公报》诸多名记者的《新闻通讯》，也只能“忍痛割爱”。
此书另一个主编刘自立，是《大公报》老记者刘克林的长子。他涉猎颇丰，近五年来也花了不少时间关注《大公报》问题。尤其是对于《大公报》历史谜团，他常有独到的见解。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报》百年诞辰。但愿《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是一份贺礼，能为还其原来面貌起点作用就好。今日的新闻工作者还是应当继承和发扬老报人优良作风。新记《大公报》继任总编辑王芸生曾说：“真正的记者代表的是真理与正义。”他还说：“新闻记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栖栖皇皇，食不甘味，席不暇暖，风雨奔波，秉烛达旦，皆是为了读者每晨所看到的一张报。”
毛泽东为什么保下了王芸生
？ 王 鹏
1957年，短短几个月间，全国有50余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以“敢言”著称的王芸生却幸免于难。
当时，作为《大公报》社长的王芸生已经受到严厉的批判，眼看就要被划成“右派”。一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大公报》中共党组负责人说，不要给王芸生划右派了。《大公报》社内的一些激进群众听到此事后，还到中宣部去“抗议”，指责为什么不让给王芸生划右派？对此，王芸生也感到纳闷，不解其中原由。直到1960年，王芸生才从他的党内联系人杨东莼（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那里得知，当时是毛泽东发了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毛泽东为什么要保下王芸生呢？至今没有人能说得清，但从历史上王芸生同毛泽东的交往，似可窥见其中原委。
“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曾通令各家报刊，称共产党为“共匪”，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为“匪军”。《大公报》不仅没有照办，而且派记者范长江采访报道红军长征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1935年至1937年，《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和其他战地采访消息，首次向社会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如此，《大公报》出版部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报道，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并七次再版；抗战初期，又出版了范长江介绍陕北根据地情况的通信集《塞上行》。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时，王芸生在《大公报》担任编辑主任，参与了范长江采访稿件的刊用安排。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此时已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派记者孔昭恺前往。12日，毛泽东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入席前，毛泽东让孔昭恺坐在首席，孔一再谦逊不敢上座，毛坚持要孔上座，孔只得不安地坐下了。席间，毛泽东举杯对孔大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见《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当晚，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忙碌着，亲自安排第二天的版面，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各方面广泛接触，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王芸生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握着王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继续为和平宣传。”并相约过几日再面谈。
9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约见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晤谈近三个小时。当时，王芸生期望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团结，不打内战就好。一见面，王芸生急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毛只是说：“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见1945年9月6日《大公报》重庆版）。毛泽东对王芸生还讲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晤谈后，毛泽东与王芸生共进晚餐。
9月20日，毛泽东再次约王芸生晤谈，继续交换对国事的看法。当晚，王芸生作为东道主，在重庆李子坝《大公报》馆内的“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经过几次与毛泽东长谈，王芸生对中共的主张有了不少了解，但对蒋介石仍存在幻想。在晚宴上，毛泽东再次对王芸生做了说服工作，并希望《大公报》能够成为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最后，在王芸生的请求下，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大公报》全体员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王芸生对国共和谈从抱有热望到逐渐迷茫，且开始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了。为此，他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既然蒋介石拿不出像样的方案，毫无诚意，应暗示毛泽东尽快离开重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人不谋而合。事后当章先生向毛泽东提出离开重庆时，一再说明这是他和王芸生的建议。
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
建国初期保留了《大公报》
1948年10月30日，正在上海的王芸生接到中共上海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的邀请，要他到北平参加正在筹备中的新政协会议。王芸生迅即安排好《大公报》的事务，按照中共地下党的安排，绕道台北抵达香港，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一起，候船北上。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来到解放后的北平，心情无比激动，惟有对于《大公报》能否继续存在心中无底，因为此时《大公报》天津版已改名为《进步日报》了。他找到周恩来，希望能够继续保留《大公报》的报名。周恩来对他说：“此事我们已请示过毛主席，他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涉。”周恩来诚挚的话语，使王芸生深受感动。9月21日至30日，王芸生作为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建国大纲——《共同纲领》及一系列重大事项的协商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五届常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