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2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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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旗走的那天，我们所有同学都去公社送行。
张旌并没流泪，显得很平静。
她对我们说，没想到，我妹妹……最后竟是这样走的。
她又说，这样也好，她总算是回家了。
送走张旗的那天晚上，刘一兵和祁建国回到张村，两人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后来都喝醉了，还相互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又和好如初了。
后来据刘一兵说，祁建国在那天夜里曾对他说过一句话。祁建国说，过去有张旗在，他回不回城倒也无所谓，可现在，既然没了张旗，他就一定要回去了。
当时刘一兵说，要想选调，哪那么容易？
刘一兵还想对他说，别人选调都没指望，像你这样的条件，就更不要想了。祁建国似乎看出他要说什么，于是点点头说，是啊，像我这样的条件，就更不要想了。
但他又说，想办法吧，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
据刘一兵说，祁建国在那天夜里说的这些话，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但后来没过多久，祁建国突然又告诉他，说他准备办“病退”回去。“病退”在那时是知青的一种特殊待遇，特指如果谁生病，经医生诊断确实不适宜再参加农业劳动，就可由当地将其退回原户口所在地，或继续治疗，或安排适当工作，简称“病退”。但祁建国的身体一向很强壮，刘一兵怎么也想不出，他会以什么理由办“病退”。
祁建国这才告诉刘一兵，说自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
刘一兵确实在祁建国的床头发现过一种小玻璃管，他认出是注射器，那时还没有吸食毒品，更不讲注射吗啡，刘一兵就问祁建国，用这种注射器干什么。当时祁建国只是说，这是他去公社卫生院看病，随便要来拿着玩的。刘一兵也就并没在意。
但没过多久，还是被刘一兵发现了。
一天夜里，刘一兵一觉醒来，正要起身去小解，突然发现祁建国正用那只注射器在自己胳膊上注射什么。他一愣，问他在干什么。祁建国连忙慌乱地将东西藏起来。这时，刘一兵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他立刻向祁建国追问，你……到底在干什么？
祁建国就不说话了。
刘一兵走过去，从祁建国的手里拿过那只针管，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立刻闻到一股刺鼻的煤油气味。他吃惊地说，你，这是在干什么？
祁建国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他说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了，要等选调得等到哪一年，况且像我这样的条件，就是报上去也不会批准，恐怕一辈子都没希望了。
祁建国说，我……只有这一条路了。
刘一兵没好气地问，你往身上注射煤油，就可以回去吗？
祁建国告诉刘一兵，说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只要定时定量往身上注射煤油，血压就可以升上来，而依照有关规定，插队知青如果确实患有高血压症，就可以无条件办“病退”。但是，祁建国又苦恼地告诉刘一兵，说不知是因为不得要领，还是用的剂量不够，他的血压总出问题，常常是自己量得好好的，一到医院那里却就恢复了正常，所以总是拿不到患有高血压症的诊断证明。祁建国说，如果他的血压再升不上去，就不能用这种办法了，最近一段时间，他身上已开始出了问题。
他这样说着，就从手臂上挤出一滴血。
那血珠晶莹地滴落到桌子上，在灯下闪动着殷红的光泽。
祁建国说，你看。
他说着划着一根火柴，这滴血竟像油脂一样被点燃起来。祁建国苦恼地说，你没发现吗，我现在，已经不敢吸烟了。
他说，我真怕哪天不小心，把自己也点着了。
十二
祁建国终于还是回城了。
他回城，是因为在挖河工地上险些把林大林给杀了。林大林没想到，他们那个集体户的人都没想到，祁建国这一次竟然出手这样狠。
这次挖河是县里的工程，每个公社都要派劳力参加。但那时当地贫下中农已不愿再挖这种毫无意义的河，不仅吃苦受累，每天补贴的一点粮食还不够付出的体力，而且一干起来就遥遥无期，所以，那时再有这种工程，各公社派出的河工就多是知青。
当时临近初春，祁建国和刘一兵都被派到工地上来。
那一次也是合当有事。开工第二天的上午，刘一兵和祁建国正在工地上干活，就又碰到了林大林。当时林大林的肩上挑着一副空桶，看样子是去为他们村的河工挑水。他一见刘一兵，就走过来不阴不阳地说，听说这批选调有你，怎么还来干这种活？当时刘一兵也已得到这个消息，到了这种时候，也就不想再跟林大林一般见识。
于是，他心平气和地说，还没接到正式通知。
林大林又回头看看祁建国，嘿嘿一笑说，你是完了。
祁建国慢慢直起腰，问他，我怎么完了？
林大林说，你已经彻底完蛋了，你还想选调吗？
祁建国说，我怎么就不能选调？
林大林用手指着他说，你把张旗都逼死了，你还想选调？
林大林这样说着，把头一仰就哈哈大笑起来，肩上的两只水桶也随着来回乱晃。但这一次，林大林显然忽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身边没有其他人，也就是说，他是在单独面对祁建国。祁建国盯视着他，突然转身抄起插在地上的铁锹。他的这个动作出人意料，而且娴熟连贯非常之快，以至当林大林反应过来时，那把铁锹就已来到他的眼前。事后据目击的贫下中农说，当时祁建国抄的幸好是刘一兵的铁锹，刘一兵手懒，铁锹并不太快，倘若他抄了自己的铁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祁建国有个习惯，平时总喜欢在井台上或石头边磨他的铁锹，因此他那把锹也就薄而飞快。但是，即使祁建国抄起来的是刘一兵的铁锹，即使这把铁锹并不太快，铲过去的这一下也相当严重。当时林大林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铁锹，显得有些惊讶，他张开嘴，刚啊地叫出一声，那铁锹也就到了，就那样咔嚓一下，他的半边嘴就一下被铲到了耳边。
人的头颅其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如果将嘴这样铲开，整个脑袋也就似乎被铲开了一半，那样子不仅吓人，而且非常的难看。
林大林就那样发出一声很奇怪的惨叫，然后就滚到地上。
祁建国当即被弄到了县里。
那时对知青的管理工作已抓得日紧。为狠煞知青斗殴歪风，县“专政指挥部”和“知青办”正想抓个典型整一整，于是就将祁建国又押回工地，宣布对其拘留之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手铐脚镣地押走了。当时祁建国走得挺胸昂头，大义凛然毫无惧色。
但是，祁建国并没在县里羁押几天。县“知青办”的人经研究认为，像祁建国这种情况，应交还原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处理。于是，他竟被押解回城了。
祁建国被押送回城的那天，汽车先开到我们公社，为他办理一些相关手续。与此同时，刘一兵也已接到正式通知，刚好来公社办理选调手续。刘一兵从公社革委会的办公室里兴冲冲地走出来时，迎面正好碰到戴着手铐的祁建国。
祁建国已被剃成了秃头，他冲刘一兵笑笑问，你也回去？
刘一兵点点头，嗯了一声。
祁建国自豪地说，我也回去*9选
十三
那以后，就到了１９７７年。
１９７７年的冬季，大约１２月中旬，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这件事至今想来仍令人激动，而且记忆犹新，它不知改变了多少知青一生的命运，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的，就在那一年冬季，又恢复了高考制度，也就是说，上大学已不再由工作单位或村里的贫下中农推荐，而是又要考试了。
也就在那一年，我考取大学，终于离开了陈村。
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已临近春节，去公社办理一应手续时，竟又碰到刘一兵。这时的刘一兵蓬头垢面，穿一身满是油渍的再生布工作服，似乎刚从什么遥远的地方回来。他告诉我，他上一次被选调，竟分到石油勘探单位，然后去了一个远得难以想象的地方，那里整天风沙弥漫，荒无人迹，连野生的动、植物都极为罕见。他只呆了几天就意识到，倘若在这里，还不如回去继续插队。于是，他重新经过一番努力，好不容易才又办回来。他自豪地告诉我，现在，他已重新获准插队，来公社是报到的。
我没忍心告诉他我的事。
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想安慰他几句，却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
那以后，直到大学毕业，我就再也没见过刘一兵。
很多年后，我在街上偶然遇到祁建国。这时的祁建国已油头粉面，而且是从一辆咖啡色的“林肯牌”轿车里钻出来的。他告诉我，当年他从公安局里放出来，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到后来他也就成为中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我没问他做的什么生意，不过看得出来，他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我向他问起刘一兵。他的神色一下有些黯然。
他告诉我，刘一兵已经不在了。
刘一兵第二次去农村，又呆了很多年，耗到后来已没了选调，想办“病退”又办不回来，就那样窝在了农村里。再后来他就四处想办法，还经常跑来市里乱撞，像疯了一样逢人就打听为知青落实政策的事。但这时已没了“知青办”，各种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机构也早已撤消，就这样，他又跑了几年，终于彻底绝望了。于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他来到县城的街头，先将一桶汽油浇到自己身上，然后轰地把自己点燃，就在街上拼命地狂奔起来，直到最后，他跑到一根木制的电线杆前，就那样抱着那根电线杆被活活烧死了，到后来，连那根电线杆也被引燃起来。
我含着泪想，那根在风中燃烧的电线杆，一定像一株向日葵。
注：若干年后，我又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有一个政策下来，该政策规定，举凡知青，无论在当地招工与否，一律可返城。于是，我那些遗留在当地的同学就都像一阵风似地被刮回来。据说，连林大林也携妻带子地回来了。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６日写毕天津木华榭
南方往事
钟求是
钟求是男，一九六四年出生，一九八四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现供职于温州市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
暑假里一个晚上，温棋久跟着曹大奎们练抽烟。大家一溜儿坐在桥栏上，允许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
香烟是自制的，用捡来的烟蒂揉碎了搓成条儿，搁在嘴上又长又硬。夜色中大家都不说话，但把眼光暗暗给了曹大奎。曹大奎抽得特别好，别人嘴边都有一只红的亮点，他没有。他把带火的一头倒插在口中，一边吸着一边从鼻孔里蹿出两道笔直的烟雾。
正是在这时，曹大奎像是想起了什么。他把烟火从嘴里拔出来，同时跟出一句话：“温棋久，你跟《杜鹃山》里的叛徒一个名儿。”温棋久说：“你胡说。”曹大奎说：“我他妈的没有胡说，你不仅是个叛徒，最后还被一个女人给毙了。”他这么一说，大家就高高低低地笑起来。笑声中曹大奎说：“那个女人叫柯湘，是县京剧团的人尖儿，长得真叫好看。”曹大奎又说：“跟着这样的女人闹革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也乐意。”
曹大奎今年十四岁，比温棋久大了两岁，说的话已经有些高深。温棋久心里糊涂一会儿，突然就起了去看样板戏的念头。
第二天温棋久去了一趟剧院售票处，看演出时间和票价。那票价不是零食，是使劲跳高了才够得着的数字。温棋久静着脑子，把可以要钱的人想了一遍。母亲是最不可能的，她每天做的一件要紧事就是往簿子上记账。她会点点滴滴记上吃的用的，可决不会记上一张戏票的钱。父亲是个有空子可钻的人。等他高兴的时候往他跟前一站，你的掌心也许会多出一个钢。但你要是嫌少了，再一伸手，他就会给你一个巴掌。可以指望的是爷爷。爷爷原是见过场面的人，所以土改时被定了富农。说是富农，却没有一点儿剥削人的样子。每天上午他攥着畚箕和小锄出门，在城外的土路上巡走，见着牛屎猪粪什么的就一一拨入畚箕。把畚箕弄满了，便送到公家的粪肥坑里。爷爷说，这是年轻时攒下的习惯，一时改不了。他说的不一定对。因为在别人看来，这是改造悔过、夹着尾巴做人的表现。有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能远远看见爷爷矮了身子，拎着畚箕在田埂上晃悠。这当儿同伴们会高兴起来，手指着喊道：“温棋久，你爷爷，你爷爷。”叫得温棋久低了头不知怎么办好。
现在，却是亲近爷爷的时候。温棋久紧着手脚，用一支烟的功夫走到城外。这是一条耕牛们常常来往的土路，也是爷爷常常游走的地方。土路的两旁长满了桉树，被阳光一照，在道路上画出一道道斜的影子。斜影中有树枝树叶，也有一堆鲜亮黄黑的牛屎，似乎还冒着热气。
看着那堆牛屎，温棋久心里安定了。他不想再走来走去，因为爷爷会找到这堆牛屎的。爷爷老了，耳朵不好，可眼睛还行，鼻子也灵得很，他知道在哪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温棋久随手捡起一根树枝，插在牛粪里，然后走到路旁坐下，静静等着。
不知等了多久，爷爷真的出现了。他从土路的远处走来，先是一个黑点，慢慢大着，大成了一个佝偻的人影。爷爷走到眼前，先看看牛屎里的树枝，又看看旁边的孙子。爷爷说：“棋久，这树枝怎么跟牛屎在一起？”温棋久站起身说：“爷爷，我在等你呢。”爷爷说：“这牛屎是新鲜的，树枝却蔫了。”温棋久说：“爷爷，我等你是跟你要钱。”爷爷摇着头说：“这树枝想怎么着？想活过来吗？”温棋久说：“我要了钱是拿去看戏，一个叫《杜鹃山》的样板戏。”爷爷说：“再好的牛屎也养不活这树枝哩！”温棋久跺着脚说：“爷爷，爷爷……”
温棋久买到的是站票。钱一分不少，却没有座位。他沮丧地走进场子，在一片空旷中拣了一个位置坐下。坐了五分钟，周围的人慢慢多起来。再过五分钟，一个人向他走来，朝椅背座号伸一下脑袋，然后让他走开。他换了座位坐下，这一回五分钟还没开始，马上有人迈着步子停在他面前。温棋久这样被赶来赶去，就不愿意再坐下。他想我撒泡尿吧，便向边门走去。边门外是一个院子，院子的角落设有一处厕所。
温棋久未走近厕所，先瞥见远处聚了一群人，向一个方向探着脑袋。走过去一瞧，是些高高矮矮的孩子，隔着两个窗户看化妆间里的演员。演员们已化装好了，三三两两地说着闲话。一个匪兵模样的男子拍拍一位老太太的脑袋，老太太一摇肩，撒娇似的说了句什么。一位红脸壮汉有些不安分，一边端着茶缸，一边把腿举到墙上，嘴里大声嚷着。还没嚷完，旁边的人快活地笑起来。笑声粗细不一，中间夹着一些清脆的声音。温棋久想辨出那个叫柯湘的女人，就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