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2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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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权利奔走、呐喊的时候！　
　　　
　　“乙肝病毒携带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群他们应不应该和“健康人”有着相同的生存权利？国家招募公务员应不应该把“乙肝病毒携带者”严格地排除在外？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哪一份工作究竟谁最有发言权，是用人单位还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大夫？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一个在网上使用“松月”、真实姓名叫作张先著的男青年来到了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将一份以反对“乙肝歧视”为内容的《行政起诉书》递交给了法庭，被告则是芜湖市人事局，此后很多媒体都争先对这起“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做了报道。　
　　张先著，２００３年大学应届毕业生，２００３年６月参加了安徽省芜湖市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在其所报考的近百位竞争者中排名第一，然而在随后的体检中他也像周一超一样被查出感染了“乙肝病毒”，被芜湖市人事局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取消了录用资格。　
　　“乙肝病毒携带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群他们应不应该和“健康人”有着相同的生存权利？　
　　国家招募公务员应不应该把“乙肝病毒携带者”严格地排除在外？　
　　用人单位体检专门检查乙肝五项（即“两对半”，乙肝病毒血清学标志），这样的体检合不合理？　
　　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哪一份工作，究竟谁最有发言权，是用人单位还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大夫？　
　　从２００２年４月浙江嘉兴的周一超因为“小三阳”被拦在了国家公务员大门之外一怒之下行凶杀人，到２００３年年底安徽省芜湖市的张先著因为“小三阳”被拒聘打起了维权的官司，应该说中国人今天对“乙肝病毒携带者”问题的关注已经突破了往日的波澜不惊，我们的政府和宣传机器此时再也不该对此动向保持沉默。　
　　据了解，安徽省芜湖市人事部门之所以取消了张先著国家公务员的录取资格根据是１９９９年安徽省颁布的《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翻开这个细则人们很容易在“规定”中找到这样的行文支持：“只要携带了乙肝病毒，包括‘大三阳’、‘小三阳’，不论其传染性大小或无传染都不能录用为公务员。”　
　　“传染或不传染都不能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这样的规定出于何种考虑？它的依据是什么？是医学的界定？惯常的做法？领导的意志？还是出于对某种“国情”的需要？　
　　早在嘉兴采访周一超的时候，为了了解用人单位的真实想法，比如在如何选人的问题上是不是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摄制组就曾专门来到了秀洲区劳动局。秀洲区劳动局局长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后来经过反复申明意图，局长终于答应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　
　　秀洲区劳动局局长这样告诉我：首先对于乙肝“小三阳”或“大三阳”适不适合做国家公务员，我们到目前为止听到的医学说法也就是一些很大众化的传说，没有人看到过什么来自上面的正面介绍，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到底传不传染，有人说不传染，也有人说传染，我们确实存有疑心：一群人在一个单位一起工作，大家总是感觉这个单位没有“澳抗阳性”要比有更能让人放心，这是一个考虑。第二，现在社会上学历高、身体健康的人有的是，哪个单位招聘恐怕也都要择优上岗。第三，现在的事业单位资金一般都很紧张，万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进来了，在人们的概念中他总是要去医院看病、检查，哪天再转成了正式的肝炎，单位也不得不考虑医药费的支出。　
　　这就是用人单位的真实想法。面对这些“想法”我不知道秀洲区劳动局局长所坦言的三个理由中哪一个是主要的，或许三方面的因素都对拒收国家公务员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有一个结果是明确的，那就是截止到２００３年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国家公务员不接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并不是少数，它的样板作用已经在其他企、事业单位，尤其是私企、合资企业蔓延。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全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平面媒体《新闻周刊》在其封面上赫然醒目地打出了一行黄色抢眼的标题：《中国１？郾２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由头就是安徽省芜湖市诞生了“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我在这期刊物署名本刊记者唐建光的一篇叫作《ＨＢＶＥＲ维权运动》的文章中找到了很多相关信息，其中唐建光谈到了一些企业如何效仿政府国家公务员的招聘规定，列举了苏州工业园区一概不接受“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例子。　
　　唐建光在文章中这样写到：云集了２０００多家中外企业的苏州工业园区，是大学生们的理想求职之地，但在ＨＢＶＥＲ的眼中，这里却是“声名狼藉”。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经理证实：（在苏州工业园区）所有的企业都不会录用乙肝“大三阳”，“因为那已经是属于有病了”；相当多的企业（求职者称是几乎全部）不会录用“小三阳”，或者与员工明确约定，如果带菌者后来引发了疾病，费用和后果均由员工自负。　
　　一位本身也是“小三阳”的人曾经陪同另一位ＨＢＶＥＲ去医院体检，这位“小三阳”说：（在医院）“当时我感到很震惊，也很屈辱”，体检第一关就是照数码相片，并通过电脑联网与体检中心的每个科室共享。在抽血时，医生会仔仔细细地端详你，看你是不是替检的。如果发现带菌者，马上备案到园区所有的企业，“这就意味着你失去一份工作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在这里的所有工作（机会）。”　
　　在周一超杀人案审理期间，全国曾经出现过３７００多人签名的《要求给予周一超减刑的联名信》，大多数签名者都是各地素不相识的ＨＢ…ＶＥＲ及其家属，这些人对周一超应聘不成就报复行凶当然持不赞成的态度，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大学生中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正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危机，找工作屡屡受挫，这样大的一个群体在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做出个别极端的事情来，（也实在）有其必然性。”　
　　我忘不了在嘉兴见到周一超的妈妈这位刚刚５０出头的母亲因为儿子杀了人已经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容和心态。　
　　记得摄制组刚到嘉兴，周母就要和我们见面。我当时的内心真是又想见又怕见她。在我揣摩中周母一定是来找我们要求帮她儿子说说话，保住她儿子的一条性命的。可是作为记者我们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呢？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法理的最基本信条。法律不管你作案是不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的歧视，杀人总是对人类文明的无视与践踏。然而见到了周母，我知道我的揣度太功利了。周一超的妈妈从离我们住的宾馆很远的地方找到摄制组，是应编导的请求给我们送她儿子小时候的照片的。那天晚上十点多，她进了屋，这是一个年轻时体态和容貌一定娇小、标致的美人，她的脸盘、眉眼、皮肤都凝聚着西子湖曾经造化于她的纤细、和顺与妩媚，但是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人生，含辛茹苦一个人带大了惟一的儿子，当儿子就要走出大学校门，工作、挣钱了的时候突然杀了人，这位母亲从外表到内心已和年轻时判若两人。见面时我眼前的她身干体瘦、面孔焦黄、说话软弱无力，她的声音不知从身体的哪个地方发出来，轻得即使我就坐在她的对面也要时常欠起身来问她：“对不起，您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见。”　
　　周母并不是来求我们的，她并不给儿子叫屈，问她什么她说一点，不问也不多言。我猜想那是一种大悲之后无言的静止，一种大苦之后无声的缄默。　
　　放下照片她几次都要起身离去，说太晚了，别打搅了你们休息。我按下她不让走，想尽可能地给她一点安慰，但是我倒了一杯水给她，这杯清水她始终都没有喝，手指头碰都没碰一下杯沿儿。　
　　在等待周一超判刑的几个月前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周一超的妈妈写给法官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让天下所有的母亲和女人都受不了：“别人可能有时也会做噩梦，但是做过了也就过去了，而自从我的孩子出了事以后，我的噩梦就永远也不会再有醒来的时候——”　
　　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周一超一审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死刑，３７００多人的联名呼吁并没有阻止法官们依法办事。“冷静”的周一超当庭就把判决书给撕了，他的母亲彼时就坐在旁听席上，她还是一言不发，当她听到“死刑”的结果后我明白这位母亲的心也一定死了。在儿子宣判前尽管周母没有去四处求人，但她心里一定无数次地祷告过上苍，求老天爷开开眼，念及她的儿子是“小三阳”，一时气愤杀了人，求老天爷刀下留人，可是宣判的那一刻她的祈祷已经全部变成了无望。　
　　在中国，目前１？郾２到１？郾５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当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母婴感染的，对于把“乙肝病毒”无意识地传播给了延续自己生命的第二代，每一个母亲都有说不出来的内疚。　
　　毛老师，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也不愿意让观众看到她面孔的广东妈妈，她在坐到我对面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她自己，她自己并不害怕在亿万观众面前袒露真实面目，但是为了儿女她只能这样做。　
　　“７０年代我生下老二（儿子），医院说你这个孩子是‘乙肝’，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后来老大（女儿）也查出来了，我就知道是我的原因，从此心里像坠了个铁砣，这铁砣越坠越重，经常让我晚上睡不着觉。后来两个孩子好不容易先后考上了大学，儿子因为‘大三阳’中途还休学了一年，以后大四快毕业了要考研究生，招生办的老师说：我们学院入学是一定要查乙肝‘两对半’的，如果是‘澳抗阳性’就不能接收。那一次我儿子从在北京的学校给我打电话，长途啊，整整４０分钟，孩子一直在哭，我的心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儿？母亲把孩子带到了人世，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受苦受罪，这种事对于母亲就是一把插在心上的刀！现在我儿子在一家公司打工，２０好几了也没有处对象，躲了好几次体检，可是现在社会上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歧视越来越重，老这么躲着，总有一天躲不过去啊，到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毛老师的噩梦没有周一超妈妈的那样惨烈，但是她的心上有铁砣也有刀，她的日子也不可能有一天好过！　
　　周一超、安心、刚强、毛老师都是被戴上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帽子的人，他们都没有招谁惹谁，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只让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单打独斗去争得公平，我们的政府应该挺身而出保护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这虽然不是一句话的工程，但它却是如何面对１？郾２到１？郾５亿庞大群体的社会问题，一个不容忽视了的社会化问题。　
　　客观地讲：人类是“乙肝病毒”的惟一宿主，全球３？郾５亿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中中国就占了１／３，我们的国家对这种现状并不是熟视无睹，政府近年来相继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欲从根本上消灭乙肝。　
　　２００２年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全国儿童计划免疫。　
　　据科学估计：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基本上可以杜绝“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染，这对甩掉“乙肝大国”的帽子不能不说是一个斩草除根的做法。　
　　但是，目前中国依然每年还有５０万新发乙型肝炎病人，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正被社会歧视的目光所包围，我们的政府部门、舆论部门不应该只是坐等３０后中国通过普遍接种疫苗而使乙肝这个“隐形杀手”自然消亡，我们现在还应该站出来再多说些什么，绾起袖子再多做些什么，而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首先要让全体中国人人人都懂得乙肝，懂得“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怎么一回事，不要让１？郾２到１？郾５亿的庞大的人群每天生活在阴影下愁眉苦脸。　
　　在蔡皓东大夫的《信箱里的故事》中我曾经看到有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如此抱怨：“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艾滋病病人都能那么理解，关爱有加，而对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就视如洪水猛兽？”　
　　中国ＨＩＶ患者和携带者才１００万，ＨＢＶＥＲ是一个多亿。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中国有了第一个“艾滋病日”，国家从上到下至少从气氛上能够看得出对艾滋病病人和ＨＩＶ携带者正倾注爱心，演艺界名人还有人站出来出任“爱心大使”，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呢？他们可以自救，但当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明确的氛围对这个庞大人群的需求加以呼应，他们的自救会不会最终只能以尴尬的结果自生自灭？　
　　在《乙肝歧视》接受我们采访的许多医生和专家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求我们在将来的节目里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告诉给全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些信息就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使“澳抗阳性”“转阴”，相反现在倒有一些企业为了推销治肝药物，往往拼命夸大“乙肝”的恐怖，把乙肝“三部曲”渲染得鲜血淋淋，让很多中国人都感到一旦得了乙肝就好不了，就是死路一条；同时很多广告又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能使“澳抗阳性”转阴的药物套餐，把惟利是图的手成功地一次次伸进了众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腰包。　
　　医生和专家的警告善意地提醒着“乙肝病毒携带者”们不要轻易上当，也郑重地告戒我们中国有“乙肝病毒携带者”逾亿，这个庞大群体正被各种各样的歧视包围，也正被各种各样的虚假广告所包围。要想把他们从重重的“包围”中解救出来，我们有条件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比如国家公务员的考试能不能取消专门对“乙肝两对半”的体检？一个人的身体适不适合做哪一份儿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医院、医生，而不是用人单位。如果全国的用人单位都不惟医院、医生的意见是从，只凭自己的意愿拒收“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么一个多亿的中国人将会有多少人因此而端不上饭碗？　
　　仅拿中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就业为例：２００４年，预计全国即将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有２８０万之多，如果按１／１０的比例，这些人中２０多万可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么这２０多万大学生一毕业就天然地要面临失业的困境，这会不会引发一些别的社会问题？　
　　在我们的采访中不少用人单位都曾经向我们反映他们很少能听到医学界有关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科学诠释，那么我们的政府和媒体为什么不能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做些科普宣传，以解除人们不必要的恐惧？　
　　当今社会人才济济，用人单位有理由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实无可厚非，但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统统被打入了冷宫，他们当中的各种人才被迫失去了竞争的机会，这符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基本法则？　
　　在拒绝吸纳“乙肝病毒携带者”成为国家公务员的种种理由中，用人单位实际上最担心的是“万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进来了，工作时总是要去医院看病、检查，哪天再转成了正式肝炎，单位也不得不考虑医药费的支出”，但是这些单位有没有考虑过人活在世上不只一种疾病每一天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