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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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称为“南衙”，而将位于宫城西北的宦官机构内侍省称为“北司”，这与“南军”、“北军”对称，同是一个道理。
“北军”兴起后，“南军”已名存实亡，到了此时，“南衙”竟也让位于“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内廷的附庸，宦官终于将政事权也夺到了手中。这一场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若从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几年了，在此时此刻，“北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今以后，尽管朝廷职能部门名义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实权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视枢密、左右神策和各种中使的藏否行事。所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帝国首都的方正之相，从此成为历史。
这当然不完全是李训、郑注的过错，“甘露之变”只是给了宦官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北司”的强大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他们要完全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而“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他们开始实现这个美梦。
十二月十六日，有诏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郑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赏的努力下，长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发布大赦，改元“开成”，时为公元836年。
自此，文宗皇帝在无限的悲哀和郁愤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为遥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强大的内廷势力面前，皇上已彻底无所作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旧升殿听奏而已，但所有的权威都已化为泡影。天子终于在此时成了地道的傀儡，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一直不愿发生的事，也是他九年来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却终究成为现实。文宗其实是被软禁了，这最后的四年，皇上实际上是在醉酒听歌、闲吟诗书中度过的。
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当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伤，然而，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一切，但却不能忘记永远。天子毕竟年轻，他又如何能够轻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
皇上像爱好诗歌一样爱好音乐，他善于吹奏一种叫“小管”的乐器，甚至还作过曲，但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挥去他心中的忧伤，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从中来。即使是音伎盈庭、杂戏骈罗，一片热闹之象，皇上也是无动于衷，难解愁颜。
皇上的叹息声像一个个沉重的梦魇。
那是一个温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开，莺歌燕舞，姹紫嫣红，但在文宗的心里，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团团迷茫的愁云，压在胸中，使人难以喘息。望着高底相间、摇曳生姿的丛丛牡丹，他想起的却是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到深处，物我皆一，这如画的牡丹，又岂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叹！天子感慨之余，无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两行热泪，悄然而坠。
左右侍从默然，谁也说不出话。
宫娥翩翩而至。一曲《何满子》奏了起来，有位宫人步出行列，合乐起舞。《何满子》，舞曲名，相传本朝开元时沧州人何满子，善歌，因事触刑律，临刑前进此曲以赎，音调低沉哀婉，愤懑苍凉，所谓“一曲四词歌八迭，从头便是断肠声”。舞者按拍踏步，轻展燕体，把这首曲子演绎的淋漓尽致。
曲终舞罢，皇上被深深打动，唤这宫人来到御前，赏赐了一对金臂环，问道：“汝是何人，家在何处？”
宫人盈盈下拜：“妾名沈阿翘，本是吴元济的伎女，元济败亡，因善声歌而为陛下宫人。”言语之中，不胜凄楚。
吴元济死了快有二十几年了，那么，这位宫人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就度过了如此长久的漫漫岁月。相逢何必问，同是断肠人，皇上不再说话，只是命她再舞一曲《凉州曲》，这又是一首著名的哀歌。音韵清越，舞姿哀缓，乐声停处，一时四面静默，观者无不凄然。
有一位布衣士人张祜听说了此事，写了一首诗：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寥寥二十字中，宫怨君哀，一泻喷薄，真是写得好！这首诗又辗转传入宫中，为宫人歌唱不绝。
正是：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天，皇上风痹又一次发作，服食药剂后，病情稍有缓解。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因天子病体未痊，朝会早早地散去了，退朝之后，文宗扶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思政殿。
文宗望着远方，拱默良久。一个时期以来，他的心里常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天子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了。
忽然，文宗缓缓地对侍从道：“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
旁边的翰林院使答道：“中书舍人周墀。”周墀，时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
“试命召来。”皇上依旧沉稳地说。
周墀奉旨进殿，文宗先命赐座，又以金卮赐酒三杯，周墀饮毕，谢恩。
文宗徐徐道：“依卿看来，朕是何样君主？”
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回答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
文宗淡然一笑：“贤卿这是出于爱君之心，不得不这样说。朕其实哪里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皇上顿了一顿：“朕要问你的，是朕比诸周赧、汉献二帝如何。”
这是什么话？！周墀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怎么能与我大唐圣明天子相提并论？皇上饶是为人钳制，也是有为之君，如何心哀如此？天子受辱，则人臣之过也，周墀激动地无法控制，倒身拜伏，声音哽咽。
他想不出其他话来安慰皇上，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圣德，劝皇上不要为谦谦小节而挂怀。
皇上只好自己说了：“朕自以为比诸周赧、汉献犹有不及。周赧、汉献受制于诸侯，朕却受制于家臣，所以朕比他们还差得远了！”
文宗平静地说出这段话后，终于无法控制，突然俯首痛哭，泪如雨下。
周墀还能说什么？！趴在地下更是悲不能禁，涕泗并流。
从这天起，皇上再也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文宗皇帝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
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 年）
一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从此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就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