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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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二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贬剑州后将近二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重。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这话怎么讲？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