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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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27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他是长庆元年与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他们与杨嗣复还是同宗，一门数人位至公卿，是其时显赫一时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帮结派者的中心。位于靖恭坊的杨宅从早到晚都是车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见无数宾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么，反正看上去来往其门的不是有事请托之人，便是三杨的至亲好友。人们戏称杨宅是“行中书省”，因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书省还要热闹，还要具有权威。　　　　
　　　　来往于“靖恭杨宅”的主要人物是张元夫和萧澣，官职分别是中书舍人、给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时人把他们与虞卿合称“党魁”，这个称呼甚至连天子都有所耳闻。　　　　
　　　　“三杨”兄弟感恩图报，在大和时期为宗闵上跳下窜、大肆活动，朝野为之侧目，实在也闹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击的就是杨虞卿及其党人，将他们全部贬出朝廷。但是，一年后宗闵再相，杨虞卿等人又官复原职。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时任京兆尹，既对李、郑表示不满，则对方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贬虞卿出明州，连带将李宗闵、李汉、萧澣、白居易等人一并驱逐出朝。可怜的是，宗闵的其他党人安然无恙，都熬过了这次贬谪，只有虞卿病死在贬所，没有看到他们一派在后来取得的完全胜利。　　　　
　　　　所有的这些人，都以宗闵为中心。没有李宗闵，几十年的派系波澜就决不会如此轰轰烈烈。　　　　

三
　　　　在宗闵的同党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同学兼同年牛僧孺。宗闵与僧孺两人虽然一起成名，但由于长庆元年试场案的关系，僧孺却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资望在后来超过了宗闵。在帝国政治上的影响，僧孺也不亚于宗闵。但尽管如此，僧孺在前后几十年的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能与宗闵相比。　　　　
　　　　僧孺与宗闵有些不同。最大的一点是性格沉稳而不外露，做事讲究技巧；而且很能够辨明利害，不强为出头之鸟，该避让时一定退让，一旦抓住机会也绝不松懈。　　　　
　　　　僧孺家境贫寒，年轻时为了出人头地，很是用了些功。为此，中了进士后颇为自矜。僧孺绝对没有德裕的那种正统的观念，这也许是他出身贫寒，又得中进士的缘故。进士科靠的是才学，古往今来，有才者如不能锻炼其志，就不免浮华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于求进。僧孺也有这个特点，尽管比起他人来，尚不算是太过分。比如他好奇石、好声伎，在文宗开成时闲任洛阳期间，曾与好友白居易时相过从，他对朋友夸言道，自己曾先后服用过三千余两钟乳石，因此在“那个”方面是很可以的。白居易听了，也为此佩服不已。　　　　
　　　　当然此乃小节，无足厚非。僧孺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气魄狭小，懦弱而不思进取。辛勤数载，中进士、得高位，在他看来就是人生之极限了。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让自保来牺牲原则，所以当年李逢吉勾结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动上表辞位出京；宋申锡事件中，更不能坚持正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朝廷用兵无论是对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坚持原则，但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的顽固。　　　　
　　　　战争总是人情所厌恶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对战争者都能讨巧，给自己留下一个爱护民生的美誉。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达到和平，有时却不得不诉诸武力，这种情况下的用兵，和穷兵黩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当年的李绛不同，李绛是从帝国战略上考虑，主张轻重缓急应有区分，而僧孺一味反对兴兵，往往是出于既不担风险，又不失清名，何乐而不为的考虑，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这事他与德裕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维州事件”是前数年中最厉害的一次，在后来的武宗时期，面对着回鹘入侵以及昭义镇的反叛，他仍然主张妥协退让，和德裕主战的方针格格不入。这是后来两派争讦的焦点所在。　　　　
　　　　僧孺饱览诗书，有文学之才，在这个方面他与李宗闵也很不相同。所以，他对政敌采取的手段，相应也就温和些，这一点倒也不可不论。　　　　
　　　　除了在“用兵”这一点以外，僧孺和宗闵在政见上其实与德裕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所以说，有时政治派系的产生，并非是一些正经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于一些看起来不甚重要的小事。比如进士科考试，便是宗闵与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将由这些因素而产生的非政治性群体称为“朋党”，也就是这个道理。　　　　
　　　　人情贵难贱易。中进士既然很难，则社会愈重进士，因而进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对于他人来说就比较顺利。进士出身者人数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终身未授官职，但是，这个阶层却是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以目前几十年而论，朝中文职大员，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他是靠祖荫起家入仕，进入政坛的。而且，他对进士考试的种种弊端尤为不满。　　　　
　　　　早先，牛僧孺刚及第时，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那次尴尬的事件尚未发生，他与德裕的关系还很不错。那时僧孺二十九岁．是风华正茂的新进士，德裕二十一岁，随父入京，补授秘书省官校书郎，是意气风发的年轻朝官。大家都是年轻人，平时时常相聚，说话也不拘束。　　　　
　　　　一次宴集，两人都在座，僧孺正是得意的时候，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于是对德裕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瞧着德裕道：“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其时，预席者大约以新进士为主，所以僧孺如此嘲笑了德裕一句。　　　　
　　　　奇怪的是，德裕却无动于衷。确实，他没有必要为这句话生气，德裕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行为：他之所以没有功名，是因为他没参加过任何考试，而其中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看重科举。这在他后来的一番自述中表示得一览无遗。他曾对武宗皇帝说：　　　　
　　　　“臣无名第，自不当指责进士。但臣之祖先在天宝末期因仕进无路，勉强应试，竟还一举中第。所以厌恶其技浮华不实，自后家不置《文选》。臣以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为之。”　　　　
　　　　当时武宗很不解，照他的想法，无论出身贵贱，取人但凭真才实学。宰相怎么如此说？　　　　
　　　　德裕并非是顽固的守旧之人，他有他的理由：　　　　
　　　　“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所谓“举业”，当是指“制举”之业，亦即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策问之类，和单以诗赋为业的“进士科”大有区别，“因而熟悉朝廷事务，诸如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之类，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悉……”　　　　
　　　　德裕怎么拿“台阁仪范”、“班行准则”来衡量人才高下？！话乍听起来有些泥古不化，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进士浮荡，不以礼俗为事，已成积习，所谓“驱驰于才气，不务以德行”，屡为有识之士所批评。所以，德裕要积极提倡天子重用讲究儒家礼法经义的公卿子弟，这才是他的本意。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德裕早年不应举，而其后也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德裕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停试诗赋，亦即进士科考试中不以诗赋为题；二是罢宰相阅榜，这尤是德裕的独创性改革。　　　　
　　　　早先，进士试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主考官须将录取名单，在正式发榜前呈送宰相过目，称为“阅榜”。因此宰相便可以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调换增删及第人员。德裕坚决主张废除这一陋习，并在翌年正月由朝廷正式通过。　　　　
　　　　但不久德裕就被李训、郑注借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执政地位，宗闵一上台，德裕的主张自得不到贯彻，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便又恢复了试诗赋。德裕对武宗的关于任用公卿子弟的进言是后来的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他第二次入相时，在一次廷议上提出来的，此后，他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试进行了几项改革，这次更触到了问题的关键。　　　　
　　　　第一是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试，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是从“座主”、“门生”过于亲密一点上来开刀，确实击到了要害。　　　　
　　　　第二是禁止“曲江大会”。　　　　
　　　　进士科之考试、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考试结束后，一般是在二月出榜，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过，举子可到礼部南院东墙下看榜。击鼓唱名，便见分晓。以后，新进士则先赴主司处拜谢座主，然后群谒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会了。各种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热闹的就是“曲江宴”，亦即德裕所禁止的“曲江大会”。　　　　
　　　　曲江位于京城长安的东南角，占地近十二顷，碧波荡漾，烟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时著名的游赏之地。而新进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内容，到了那一时，进士们泛舟听乐，纵酒颠呼，热闹非凡。公卿大家倾城纵观，甚至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天子还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时人有诗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真是得意者的无上欢聚。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风大长，而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所以，德裕才要下令禁止。　　　　
　　　　不过，德裕的想法在当时是微乎其微的，有不少人甚至猜测他因为没有名第，所以不惜手段打击进士及第者。这种误会闹得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给他造成了不利。同时，积习难改，更何况这些都已成定俗，靠一两项禁令是无济于事的，一年后，德裕的这两项措施都未能坚持下去。也难怪，众人独醉而一人独醒，在醉者看来，这个醒的人不是神经不正常，就是别有用心。　　　　
　　　　无论谁醉谁醒，有一点已是确凿无疑的：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其家世背景、个人品行、信仰理念乃至为人处事，相差实在太大了。此前以及以后的那些种种是非冲突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冥冥之中，也许就注定了很多固有的矛盾必然在他们身上展开。　　　　
　　　　大约在文宗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开成时期，京城中流行着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说它“有意思”，是因为这些文字并非是传统上的宏文大著，其内容似乎都是些离奇的故事，有的竟还有点荒诞不经的味道。这些东西时人或称为“传奇”，与古代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言”很接近，在本朝颇为流行。特别是那些应进士试的举子，都很喜欢写这类东西，因为这种体裁很适合表现才气，投献给名公贵卿，更能够加深他们对自己才华的印象。　　　　
　　　　但这次流行的几篇“传奇”，其内容却引起了许多议论。　　　　
　　　　一篇的题目为“霍小玉传”，说得是一位轻薄无行的士人与一个歌伎始乱终弃的故事。本来这倒也平常，关键是文中的主角却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唤作“李益”，这就令人兴趣大增了。　　　　
　　　　李益字君虞，行十，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进士，早先一直在各地军府任职，德宗时入朝，官至右散骑常侍，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致仕，并在当年去世。这个李君虞诗名早著，人虽已故，可他的诗篇仍为时人吟唱不绝，比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一首：“回乐蜂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甚至被谱入弦管，为天下人传唱。　　　　
　　　　李益此人才名很著，声誉却不大好，他从小就有个毛病：猜忌成性。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妾，那简直是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当时有一种传闻，说他为防闲妻妾而“散灰扃户”，成为时人笑柄，甚至还闹到了朝廷公议的地步。不过，这篇传奇上说他“重色”、“负心”，大家似乎还闻所未闻。　　　　
　　　　有人说这篇《霍小玉传》出自蒋防之手，说是他在长庆初年专门写给他的恩公李绅、元稹的，也有人说此文本就是蒋防在长庆四年（公元824）遭贬后的刻意詈毁之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个事实却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李益是当年极端反对李吉甫、又是与李逢吉亲善的令狐楚之友，而元稹、李绅又与令狐楚关系恶劣，假如此文确乃蒋防所作，其用意就不难知道了。　　　　
　　　　当然这些念头在读这篇传奇的人的脑海里一闪就过去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李益的无行，像有一个重大发现一样兴趣盎然。因为当事人早已去世，作者无所顾忌，读者就更无必要为死者讳了。　　　　
　　　　另外一篇更绝。　　　　
　　　　这篇东西题为《周秦行记》，是一个人自叙其传奇般经历的游记。说的是其人在贞元中进士落第，归途中，走到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误入汉朝薄太后庙，邂逅千年前的古人、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并与汉高祖戚夫人、南齐潘淑妃、本朝玄宗太真妃子杨氏相遇，最后由汉王嫱也就是那位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侍寝、春风一度的故事。整篇内容荒诞不经，文字也不精彩，但其中有一处描写却骇人听闻。　　　　
　　　　文中写道：在薄太后给作者引荐杨太真妃子后，太后问及当今天子是谁，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道：“沈婆儿作天子，真是大奇！”　　　　
　　　　不论其他，单就这种语气就让人惊倒了。如何能把代宗沈皇后竟称作“沈婆”？把德宗皇帝呼作“沈婆儿”？这种污辱先帝及先朝皇后之举，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另外，谁都知道当年的沈皇后在安史之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