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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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尚书》则是先王先圣的言行纪录，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宝鉴，《大禹谟》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曰“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
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法，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囿。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抚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一过也；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方才晓得皇上执法无幽不察，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籍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摒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不名所以。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
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惟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事躬亲，有敏中作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1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四
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坟史、苦读经典的报偿。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学问来自于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就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的平静。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宣宗亲自送令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金莲烛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东西，颁赐臣下，是至高至极的恩泽。
一行人走到翰林学士院，院吏远远望见光焰闪烁的金莲蜡烛，相与而叫：“天子驾到了！”慌不迭地准备迎接。可一会儿却见是令狐绹在烛火簇拥中来到，都惊得面面相觑。
第二天，令狐绹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以后。
为相的这十年中，令狐绹很少犯错误，他的小心谨慎、不置臧否的处事作风使他的圣眷始终没有消减。不过，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绹经意之间，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权力，做了一回主。
皇上在即位不久后就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赴他州，须得归阙朝对后，才可以赴任。这是宣宗独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驾御的情况出现。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令狐绹认为两地毗邻，实在没必要再劳繁缛，便命他可以从便，即去房州赴任。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谢表。
皇上览表奇怪，他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入朝觐见过。便问令狐绹：“此人为何从便赴任？”
“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
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呆得过长。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宣宗最后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