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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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到尚未至于乱。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　　　　
　　　　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入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小人们乃泾阳县百姓。”泾阳是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　　　　
　　　　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宫谢恩时，皇上问他：　　　　
　　　　“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呆过二年。”　　　　
　　　　皇上听道，便命赐赏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行言再谢。　　　　
　　　　“卿是否知道朕赐你着紫之由？”皇上又问。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贴有他名字的纸条拿给他看。行言怎么也没想到，天子的寝宫里，居然大书着自己这么一位低级官员的姓名。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动，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凉气。　　　　
　　　　还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猎时，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个醴泉县的百姓，在村头佛祠中设斋，祷求本县官秩已满的县令李君姡Я羧巍；噬匣氐降钪校砩暇兔谑探巳诵彰刂匦瓷稀：罄矗惺槊畔铝酱文饣货啡亓睿急换噬喜祷亍９艘荒辏紫嘧嗷持荽淌芬恢翱杖保朊颂畈埂Ｌ熳铀烨妆市戳艘徽盘踝樱骸磅啡亓罾罹龏＇可授。”传到政事堂会议上，宰相们顾视茫然，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却不能满足京畿周围这一小块地方，他还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们是不是恪尽其守。皇上对此虽已无法亲自前往，可他照有办法。　　　　
　　　　这时，极有谋略的韦澳已被皇上用为翰林学士。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写一份诸州风物利害情况的报告。韦澳领旨，归宅闭门，虽子弟亦不许入内，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题为《处分语》，独自呈上。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位邓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职。出宫后，禁不住内心的惊叹，逢人便道：“圣上处分本州事务，惊人的准确！”　　　　
　　　　韦澳问他怎么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来，韦澳一听，果真全是《处分语》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极致，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像他这样殚精竭虑的天子不能说没有，但能做到如此这般算尽机关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当今天子的御下之术已有相当的火候，此乃历朝历代人君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宣宗庶几得之，这就更为难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时任司勋员外郎的李远，很有文才，诗名亦颇著称。令狐绹想把他升为杭州刺史，延英召对时便向皇上提了出来。　　　　
　　　　宣宗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绹的建议。　　　　
　　　　皇上道：“朕以前曾读过此人的一句诗，说甚么‘长日惟消一局棋’，这种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长官！”　　　　
　　　　令狐绹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这是诗人写诗时才说的话，不一定实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过了良久，才缓过神来，明白自己这是存念过深了，方才不语。　　　　
　　　　宫中的内侍们在后来还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纸条写上好几个人的姓名，用碗盖住。一旦需要任命宰辅时，天子便净手焚香，虔诚默祝，最后在碗下拈着谁人，就命谁人入相。宫人们都天真地以为天子必有神助，其实皇上根本就是无奈。他再怎么资禀过人，像这样地苦心孤诣，总有一天要江郎才尽，到了这个份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确实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人，他在这上面更没有少费心思。　　　　
　　　　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忠实、王茂玄几位。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最后马植的从官交待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得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五　　　　
　　　　现在可以把目光从天子身上移开，投向帝国的现实了。　　　　
　　　　宣宗皇帝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即位，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去世，在位十三年五个月。　　　　
　　　　在这十三年里，朝廷再没有出现过前几朝“朋党”倾轧的现象，宦官的势力也有所消减，几乎没有发生过干预朝政的事情。地方上，在朝廷安抚为主的方针下，除些短暂的风波外，众多强镇也都没有大的动乱。边境上的吐蕃、党项虽然一直骚扰不止，但力量也在逐年萎缩，早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西南的维州、抚州即相继收复，西北的秦、原、安乐三州及境内七关也成功地摆脱了吐蕃的统治，归顺故国；两年后，沙州人张义潮乘吐蕃内乱，发兵收复河湟一带瓜、伊、西、甘等十州，连同沙州，共举十一州之地归复朝廷。从此，帝国重新把边境推到了河湟以西，多少洗刷了一些安史之乱以后放弃西北的耻辱。　　　　
　　　　不知不觉，让人大吃一惊。　　　　
　　　　宣宗的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静。算起来，地方上断断续续的藩镇叛乱，朝内外纷纷不止的派系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动乱。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酿成了九鼎播迁的灾难，差一点就断送了帝国的命运。而其后的几代天子，外乱未除，内患又生，顺宗、文宗受制于家奴，宪、穆、敬、武四帝忧于“朋党”，即使如宪宗皇帝英明睿武、斗志昂扬，也只不过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中兴”的名声而已。谁又能像宣宗临御的这十三年，四方数镇虽失统驭，可是终无异心；朝野上下数有波动，却也不日安宁。即使比不上本朝开元时期的全盛，但却也是一个地道的太平之世。文治武功是书生们喜欢夸耀的事，对天下百姓来说，只要平平安安，就是无上的幸福。　　　　
　　　　看起来，皇上的艰苦努力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付之东流。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来忧勤之道，始终如一，甚至每日每时都未敢稍宁心思。臣子、家奴、方镇、州郡，无不常系心头，哪怕是在偏殿读书，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为日间的疑难找到一条妙之又妙的计策。　　　　
　　　　宣宗不是一个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禀赋超群的人，严格算来，他只是个不懈于锻炼本心的智者。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载的沉思，弥补了所有的不足。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宣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好学不倦不是为了追求道义，更不是为建立德声，他只是注目当前，就事论事，宁愿以实际上的效果代替理论上的完美。奇怪的是，现实往往就垂青这样一种人，这是让所有的“仁者”都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样的统治者往往还要有所牺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经进奉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美人。皇上一见倾心，十分宠爱，数月之间，赐物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刚刚起来，忽然面有忧色，闷闷不乐。　　　　
　　　　“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能忘？”皇上在心里说。　　　　
　　　　他召来美人：“应留你不得！”　　　　
　　　　美人盈盈泪下，长跪不起。　　　　
　　　　左右内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还。”　　　　
　　　　“放还朕必思之。”皇上望着窗外的远方，怅然而又坚毅地说：“不要多说了，就赐酒一杯吧！”　　　　
　　　　可怜绝代佳人，只落得了个全尸。但皇上要忍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也并不比她接受死亡来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绝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对着眼前的这些文武百官，心里又何尝轻松。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更不愿被人所欺骗，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应战。皇上的自信其实是自己极端孤独的表现，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谋，否则就会彻底崩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还要找来翰林学士长谈的原因。虽然天子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法治，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