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8年合订本-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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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就是一座赌场，他们把你推进门，给你一种叫作“时间”的筹码；那是一种装在黑色袋子里的东西，谁也说不清自己手中的分量，掂起来似乎很轻。

　　——《伊莎贝拉》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29


　　　

雪孩子
●刘亚连

　　有一位诗人说，每当想起母亲，我的笔就跪着爬行。

　　收拾母亲的遗物时，在她夹鞋样子的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我画了一半的雪孩子，雪孩子戴着大大的帽子。也许，我原本想再为她加上一双鞋子的。

　　那个冬天，一定很冷。

　　画着雪孩子的画旧旧的，早已发黄。薄如蝉翼的纸片一刀一刀地划过去，我的心流血不止。

　　夹鞋样子的书不是很厚，蓝色的封面，书的名字是《天鹅飞到哪儿去了？》，繁体字，竖行排列，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小说。爸爸说，那是一个天鹅妈妈寻找失踪的小天鹅的故事。于是母亲就将书收起，用一块细碎蓝格的绵布小心翼翼地包起。

　　那时，很想知道失踪的小天鹅是否找到了妈妈，可惜不认得繁体字，等到能读懂这本书的时候，却又失去了那份好奇的童心。

　　皮鞋、旅游鞋，登山鞋……，这些年不知道换了多少双鞋，更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早已不再穿妈妈做的鞋了，可我从小到大的鞋样子，依然被她完好地保存着。

　　在妈妈的心里，我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家门。

　　很想把雪孩子画完，但怎么也找不到孩提时的灵感，即便我为雪孩子加上两条腿、一双鞋，但她还会像小天鹅一样失踪。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为我保存这样的一幅画。

　　2006年1月6日，雪很大，我的生命结满了冰。

　　我是一个失踪的雪孩子，疯狂地奔跑在雪地里，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到……

　　雪，无声无息地纷纷飘落，我绝望地一声声地呼喊：妈——，妈妈——

　　哥哥交给我一个硬硬的纸片，说是装在母亲贴身的口袋里，我又一次差点昏厥。

　　纸片是从烟盒上剪下来的，四周已磨出了毛边，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虽然连数字都不认得，但她知道，纸片上的那11个蝌蚪似的东西，是我的手机号码。

　　同一个号码，装在我和母亲不同的两个怀里，于是心便时时贴在了一起。

　　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她知道百里之外的我很忙。

　　我总是说，等忙完这件事，我就回家，可我的事，总也忙不完。

　　有一次出差走之前，打电话问母亲想我吗？母亲说：“你就放心去吧，妈不想你，你离开家还差二天才三个月。”

　　差两天三个月——88天，我猛然想起，这是自从我参加工作十多年以来，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

　　泪流满面地收起电话，也收起了出差的计划。

　　无论如何要在天黑前赶回家。

　　推开虚掩的门，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一个人孤单地数着不知数了多少遍的药片。一瓶药，片片、片片早已磨光了棱角。那一刻，突然疯狂地想念起去世了好多年的父亲。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母亲对我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个哥哥和姐姐，每次回家，我总要给老母亲洗头、理发。那天，正准备给虚弱的母亲剪指甲的时候，突然犯了忌讳：把母亲收拾的这么周到，是不是不准备再孝敬她了？

　　母亲伸出手在等我，一脸天真，像个孩子。这是我见母亲的最后的形象。

　　我借故说剪刀找不着了。反正用不了多久，我还会回来。

　　接到县委通知说有一个关于优秀共产党员徐占智同志先进事迹的采访任务。

　　面对病重的母亲，我在犹豫。母亲说：“你去吧，不会有事。我，等你回来。”声音虚弱的足以让我的心颤抖一生。

　　母亲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我说了谎。

　　2006年1月6日凌晨6点整，当疲惫的我将采访报道在电脑上刚刚保存了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

　　母亲终于没有等到我回来。

　　哥哥说，母亲不让给我打电话，但执意要将被褥垫在后背，执意要面对着门半躺而眠，日夜如此，为得是在第一眼就看到随时可能归来的我。

　　我决心不再探讨小天鹅的故事，我怕失踪的小天鹅有和我一样的结局，我宁可在心里保存一份美好的愿望。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22


　　　

心中的野狼
●＇加拿大＇比昂卡·卡亚　○李小林　编译

　　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一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人们去向国王诉苦，说有一群凶残的野狼袭击了他们的牲畜和家禽。国王马上召集卫队中最优秀的武士，命令他们去消灭这群凶残的野狼。国王说：“等明年春天你们回来的时候，我将邀请你们中功劳最大的那个人和我共进晚餐。”

　　武士们听了都跃跃欲试，他们都想成为那个唯一受到邀请的人。不顾冰雪和严寒，他们争先恐后地出发了。他们在森林和原野中追踪野狼的踪迹……转眼就到了第二年春天。第一名武士先回来了。他满身伤痕，一只胳膊用绷带吊在胸前，一条腿也断了，拄着拐杖。他对国王说：“陛下，我的功劳应该是最大的。我徒手和狼群搏斗，虽然没能全部消灭它们，但也打伤了许多只野狼。你看，在搏斗中，我的右臂和右腿都负伤了。”

　　正在国王为这名武士唏嘘不已时，第二名武士出现了。他的肩上扛着一具野狼的尸体。他对国王说：“陛下，我把狼群中领头的那只野狼带回来了。擒贼先擒王。我一箭就射中了它。其他的野狼不战自溃，四散奔逃。我的功劳应该是最大的。”

　　国王说：“祝贺你，勇士”这时他看到又一位武士回来了。武士身边跟着一只安静的野狼。国王问他：“你做了什么呢？”

　　那名武士回答说：“陛下，当我的同伴在追杀野狼时，我所想的是：只要还有一只野狼没被杀死，它就会重新回来祸害附近的村庄。所以我就花时间在远处观察野狼，结果我发现与其说它们很凶残，倒不如说它们很饥饿。这个冬天异常寒冷，野狼的食物变得非常稀少。他们之所以在陛下的土地上四处游荡，伤害家畜，是因为它们实在找不到别的可吃的东西。所以我就每天给野狼带去一些食物，逐渐把它们引离陛下的土地。我把它们引到了一个山谷里，那里的气候相对温暖，食物也多一些。那里还有一条没有结冰的小河，可以给狼提供饮水……我想它们不会再到陛下的土地上来了。

　　国王又问：“你脚边趴着的这只野狼是怎么回事？”

　　武士回答说：“它救了我一命。在高山上的时候，我不幸遇上了黑熊。多亏有这只勇敢的野狼从旁相助，我才安全脱身。”

　　国王因此认定最后这名武士的功劳是最大的，邀请他晚上来赴宴。但是这名武士却拒绝了。他解释说：“陛下，我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回报。这只野狼已经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彼此友好，不再是敌人。我今后会仔细照料它的需求，而不是试图依靠武力去强迫它、征服它。而它也尊重我，视我为伙伴。”

　　有时外在的威胁是虚幻的，它们只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恐惧的反应和表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同样生活着野狼。我们除了去杀戮，还可以选择倾听和驯服，把我们心中的野狼变成一个伙伴。这是一个比争斗更加光明的选择，它获得的是双方的和谐与友爱。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17


　　　

心声
●董瑞祥

　　十几年前，一次短途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火车，一个小伙子恋恋不舍地把正在翻阅的《读者文摘》还给了我。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书中的一个故事他还没有读完。

　　“这本杂志我已经读完，如果有人继续阅读，它的价值将会成倍增加。”想到这点，我微笑着对他说：“你接着读吧。”

　　难忘他羞涩而充满感激的眼神。从那以后，我养成了在旅行前买本《读者》并有意在下车时“丢掉”的习惯。这一丢就是十几年，从黄河之滨的兰州到大兴安岭深处的漠河小镇，从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到非洲的丛林深处，从北欧宁静的哥本哈根到南亚热闹的曼谷，我“丢失”了《读者》一本又一本。

　　《读者》随我漫游四海，落户他乡。

　　儿时，我们玩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表达的是一种友情。

　　现在，我以微薄的力量，在我行经之处“丢”下了弥散在《读者》关文里的爱心和善意。

　　此书，我丢得心甘情愿。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03


　　　

心灵之歌
●罗伊菲

　　

　　“妈妈走了以后，我们跟着爸爸，他很爱我们，可是他老是喝酒，喝醉了……就会骂人打人……”那只有12岁大的小女孩，站在讲台的后面，略显黝黑的脸庞，衬出清秀眉目。小小的个子，刚够得上眼前的麦克风，楚楚可怜的声音，叫人听了心都揪起来。

　　她话语顿住，说不下去了，满厅一片静默。“后来，后来，有一天，爸爸又喝醉了，出了车祸，再没有醒来，我们就成了孤儿。”她声音哽咽，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

　　然而，在孤儿院里，她和其他许多境遇相似的台湾原住儿（台湾原住民的子女），不但找到了家，也找到了另一扇窗——歌唱。

　　台湾原住儿合唱团的表演，或许不是我听过的最好的青少年合唱表演，但他们的歌声却最动人心弦，令人久久难忘。这个成立于1998年5月，仅有35名团员的合唱团，原名是台湾六龟山地育幼院青少年儿童合唱团。团员多数是高山族原住民的子女，许多来自破碎的家庭，更有不少是孤儿。这批处在社会底层的孩子，却在八十高龄的老歌唱家的训练下，发出钻石般晶亮璀璨的歌声。

　　那楚楚可怜的小女孩和另一位浓眉深目的小姑娘，站在合唱队伍前，以无比清纯明净的高音，登上花腔咏叹调的高峰，让满座观众惊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却奇迹般地发生了，印证在这只学了一年美声唱法的小小躯体上。她们唱的是以莫扎特歌剧《魔笛》中那高难度的夜之女王的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而入词的圣歌《爱之火》。

　　老歌唱家寇顺举的指挥风采，可圈可点。腰杆挺得笔直，娴熟有力的手势，激荡起一波波美丽的音诗。二十多首歌，唱着不同的语言，孩子们手上没有谱，一张口就如行云流水，全无斧凿之痕，似乎一字一句全以了然于心。而长居美国西雅图的老歌唱家，一年只能训练他们两三个月，他们怎么做得到？

　　他们做得到，因为他们是用心灵在歌唱。

　　这是4年前他们和维也纳青少年儿童合唱团，在台湾高雄的音乐会上，前后同台演出后获得的肯定。来自维也纳的团长评论说：虽然以合唱和歌唱技巧而论，台湾原住民儿童合唱团与历史悠久且经过千挑万选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不能相比，但前者的歌声却更感人，因为他们是用心灵在歌唱。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9


　　　

小王子；天堂几点了
●＇法＇让。保尔。玛丽

　　那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盛夏，1944年7月31日8点左右，在距离巴斯蒂亚二十五公里的波尔戈机场，指挥官安托万·德·圣艾克絮佩里刚乘着吉普车到来。前一晚，他在巴斯蒂亚的一家餐馆里通宵宴饮，他的床没睡过，还是铺得好好的，大家不再等他，已经指派了一个飞行员替他。但黎明时分，他在弥撒后吃了一顿实在的早餐：几个煎荷包蛋，黑咖啡和美国香烟。现在，他就在这里，在他轻巧的“莱特宁”P－38F5B飞机的脚下。飞机重六吨，单座复合式机身，配有两个一千五百马力的发动机，能让飞机以每小时六百五十公里的速度爬升到海拔一万米的高空。没有配机枪，也没有装炸弹；只装配了到里昂东部进行战略侦察用的照相机，飞机将在格勒诺布尔、安西和尚贝里的高空做长达几小时的侦察飞行。　

　　四十四岁的圣艾克絮佩里显得疲惫。他的秃顶和笨重的身躯让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长了十岁。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喜欢吃喝、香烟、女人还有和战友们晚上长时间的聚会。以前在危地马拉的坠机让他整整昏迷过一星期，全身有八处骨折，包括颅骨下部撞在岩石上造成的一条很深的裂缝。此后，他的身体一直僵硬而疼痛，伴随着间歇的偏头痛和眩晕，嘴唇上的一条疤痕让他的笑变得局促，额头上的另一条疤痕让他的一根眉毛有点吊，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既忧郁又对生活充满好奇。　

　　“您总不会奢望能活着走出战争吧，我的少校。”在法国战役中，勒内·加乌瓦伊将军多次这样对他说。后来，将军成了他的朋友，很后悔说过这句话。一天晚上，他去科西嘉岛的别墅找他，看到圣艾克絮佩里和衣躺在床上，双手扣在脑后，若有所思，就像他在写作前常常一直沉思到深夜的样子。他当时多想对他说是时候停止了，一个战斗飞行员三十岁就算老了，上了年纪就不会再登上最新型的飞机了。他还想提醒他，不负责任、老奸巨滑的美国人转让给法国人的P－38型飞机据一个美国军官透露是“不适合飞行的”，而且飞机运来的时候没有附说明书，也没有技术指导，一次发动机故障刚刚要了空军中队最好的飞行员的命。就在几天前，圣艾克絮佩里在飞行中就发生过一起火灾和一起氧气吸入器故障。　

　　将军还想告诉他军官们友善的密谋，他们想把在普罗旺斯登陆的日期泄露给他，想用地面的军事机密困住他，这样就会顾虑他落入纳粹之手。但将军朋友犹豫着，虽然有深刻的战斗情谊，虽然他血气方刚的脸在一次飞机坠毁的火焰中变得冷峻。因为他知道圣艾克絮佩里为了飞行已经抛舍了一切——纽约、作家的显赫名声、沙龙聚会和荣誉，在阿尔及尔的时候，美国人禁止他飞行，他几乎要抑郁而死。一年前，飞行中队收到第一架样机，圣艾克絮佩里在盟军的眼前负责试飞。当飞机爬高的时候出现冒烟，加乌瓦伊马上通过无线电要求飞行员着陆。圣艾克絮佩里返回得过猛，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刹也刹不住，最后撞在一片橄榄林上才停下来。飞机毁了。“他妈的法国人！”愤怒的美国人恨得牙痒痒。受到处分后的飞行员在几个月的时间敲遍了参谋部所有的门。美国将军伊凯尔最终违心地在准许他执行五次飞行任务的命令上签了名。而他在加乌瓦伊的默许下，飞了十次。　

　　1944年7月31日，无疑是他最后一次执行飞行任务。怎样跟他说明这一切？加乌瓦伊踌躇了一下，最后只是让他……“小心”。圣艾克絮佩里明白了，他跳了起来。腼腆的他突然冲动起来，写过“如果我不参加那我会是谁？”的他不想呆在一边，受到保护，做个懦夫。如果不去冒险，哪有资格谈论受苦受难的法国？圣艾克絮佩里曾非常接近死亡，死并不让他害怕。深信自己活着等不到战争结束，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打算，但得在执行任务时“离开”。只能是在执行任务时“离开”。阻止他飞行，就等于谋杀他。他辩护、请求，加乌瓦伊终于让步了。作家让他帮最后一个忙：答应转交一只放手稿的手提箱。那情形就像在立遗嘱。紧挨着坐在一起，心潮起伏，两个飞行员哭了。

　　8点4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