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8年合订本-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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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快来了，我的一些同事开始沮丧起来，因为圣诞旺季一过公司就要裁员了。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

　　　　晚上回到家，一张废弃的纸箱皮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用它做成圣诞老人的帽子，又用旧挂历纸剪成纸条做成大胡子和帽沿装饰。第二天，我悄悄地将这副行头带进办公室。工间休息的时候，我勇敢地用这副行头将自己装扮起来，然后捧着肚子，模仿圣诞老人的笑声，同事们乐得前俯后合，笑得喘不过气来。这是他们几周来头一次这么快乐。

　　　后来，老板从门口经过，听到笑声，就走了进来，看到我的样子，他摇了摇头，转身离开。我担心有麻烦了。果然，过了一会儿，他打来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走进老板的办公室。“迈克尔……”老板严肃地说，然后停了停，接着他紧绷的脸忽然一下子松开，只听得椅子笑得咯吱咯吱的，桌子笑得直跺脚。过了好一会儿，老板才控制住自己，说：“迈克尔，谢谢你！眼看就要裁员了，要让大家在这个圣诞季节开开心心非常不容易。谢谢你给大家带来了笑声。我需要这样的笑声。”

　　　整个圣诞季节的每一天的工间休息时间，我都骄傲地站在窗前，向我的粉丝们招手致意。乘班车的人朝我欢呼，来往的孩子向我喊叫。他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我的同事们暂时忘掉了即将裁员的不愉快，与我一道享受好心情。不过，这种快乐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关怀，我是在圣诞季节过后的春季才得到了更加深刻的感受。

　　　　那年春天，我的妻子将要分娩了。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幸福的时刻。预产期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写了一幅标语贴在窗上：“离我的……还有25天！”我的粉丝们经过窗前时都会迷茫地耸耸肩。第二天标语变成了“离我的……还有24天！”每一天数字都会变小，经过窗前的人也变得更加困惑。

　　　　一天，一辆班车的窗户上出现了一幅标语，上面写道：“离你的什么？”我只是笑着朝他们招招手。

　　　　后来有一天，我的窗户写着这样的标语：“离我的宝……还有10天！”大家还是不解。第二天标语变成了“离我的宝贝……还有9天！”再接着成了“离我的宝贝诞生还有8天！”这下我的粉丝们都知道我要做父亲了。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心我妻子分娩的情况，随着天数的减少，他们也似乎变得越来越激动。当数字应该为“0”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我宣布孩子的诞生，便明显表现出失望起来。

　　　　第二天我的标语写道：“宝贝的诞生推迟一天”。数字每变化一次，路人的关心也随之增加一分。

　　　我的妻子在预产期后第14天清晨生下了女儿。我忙完了一些照应母女的事情之后，想到了我的粉丝们，当天的那个固定时刻我出现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然而，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已经将一面旗帜贴在窗户上，旗面上写着：“是一个女儿！”

　　　　我看到行人们驻足冲我的方向鼓掌，司机们在堵车或等待亮绿灯时向我招手，乘客们朝我做起各种表示胜利的手势。一种幸福感从我心底油然而生。接着，一件事情发生了。一辆班车忽然亮出了一幅标语，上面写道：“祝贺宝贝诞生！”班车开走了，我的眼泪却仍在流淌。我知道，由于我的女儿晚出生了14天，他们就有可能不厌其烦地将这幅标语随班车带在身边14天。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承受工作和学习压力的时候，这时候让心情放飞的最好办法是给别人制造快乐，因为自己的快乐是有限的，但众人的快乐却是无止境的。如果你能够给别人带去快乐，那么他们也会给你带来快乐的！一年来，我的粉丝们显然是欢迎我给他们带去的快乐的，因为他们在我女儿出生的那天送给了我一份特别的礼物。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2

战后，日本特色的脸
胡平

　　　　　　　20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野田正彰的日本社会学者；在近江的乡下见到一位叫川崎太二郎的老人。

　　　　　　老人这年79岁，还和妻子一起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可能除了稻米，食物几乎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很难从川崎那清癯红润的脸上看出他过去的经历，从他对野田一再发出的由衷感叹里：〃没有比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了〃，人们会以为他毕生都是个赏心悦目于桑麻渔渚的村夫野老。

　　　　　　老人领着野田参观了鸡舍，一块褪色的黑板上写着〃米糠10公斤、鱼粉2。5公斤，牡蛎壳10公斤〃等字样，像是鸡饲料的配料。下面，抄着的却是一首诗：

小小的鸡冠花哟，
让我想起上海原野上，
那采野菜的孩子。
问声你在做什么？
柔美地微笑着，
抬头向我张望，
开口说出〃咪嘻咪嘻〃。
那披在肩头的红布片，
是什么？
回答一句，
〃女〃
孩子若还在世上，
已50岁？
怀抱着孙儿，
讲不完战争年代的故事。
红色的山茶花哟，
宛如那穿着褪了色的、
美丽衣服的孩子。
　　　　　　由黑板下面的搁板上插着的一枝山茶花可以想见，这首诗并不是作者随意涂抹在此的。当野田问及过去，老人告诉他：〃二战〃期间，他先在中国经历了〃上海事变〃，以后又因太平洋战争被派到南方，在拉包尔迎来了战争结束……野田一下从这眼前山茶花到遥远的鸡冠花的意象跳跃里，感受到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的老人心灵深处的罪意识的表露。

　　　　　　　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而有罪意识流露的，在日本的旧军人中，还有一些。前面提到的有直接间接血债达328人，被其逮捕、拷问者有近2000人的〃特高课〃少尉土屋芳雄，在做足了吃枪子、上绞刑架的心理准备，唯祈愿自己的骨灰盒能回到故土，却也在1956年7月，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判，以免予起诉被释放，乘船回到了舞鹤港。

　　　　　　　当他到达故乡的上山车站时，一心想悄悄回家的土屋，没想到大约有四五百人来迎接。一片交错飘扬的太阳旗和〃祝归还〃的旗帜，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市长的助手代表市长作了欢迎演说，学校的学生们也全体出动，加入了欢迎的行列，其情绪亢奋，如当初送他们出征时一样，只不过此批娃娃脸已不是那批娃娃脸了……

　　　　　　　土屋芳雄的答词只有一句：〃作为关东军的宪兵，对中国人民做了坏事，对此衷心地反省。〃台下马上就有一句话掷过来：〃说什么呀，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回国后，土屋在农地改革后的农村重新成为百姓，并且在母亲开的食品店做帮手。上世纪50年代，列岛到处是蓬勃的反战和平运动。即使在比较封闭的上山乡间，也成立了〃上山市和平恳话会〃。劳动之余，只要对方有求，无论是学校、妇女组织、工会、市民集会或讨论，不论晴雨远近，土屋都去参加。他的发言都有作证性质，既为当年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举证，又为自己当年在齐市几乎无人不知的恶名而自证。当人们纷纷在记忆中消赃灭迹，逃离现场，在现实中金盆洗手后为一双摇拂橄榄枝的御手时，王屋的言论显然破坏了游戏规则。对他发言的骚扰和抗议，总是十分激烈。1984年8月5日的《朝日新闻》以大篇幅介绍了他的手记《战犯的实录半生的悔悟》之后，抗议文、骚扰信几乎扑门而来，它们多来自于原是宪兵的旧军人。

　　　　　　〃宪友会〃是全国范围的原宪兵的民间团体。1984年9月10日，《东京宪友会会报一八三号》重点刊载了该会会长写的《驳斥宪友的某个出版物》，内称：

　　　　　　〃这是一篇实在令人吃惊的文章，越读越觉得是冒充的宪兵编出来的故事，于是翻开宪兵名簿。很遗憾，确有其人，该人一直在担任齐齐哈尔宪友会会长。同时搞清了该人极有可能是所谓被洗过脑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是以宪友会为对象进行工作的组织者。总之，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该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闻》的反战反核宣传活动这种组织者的侧面，但结论是一切都无事实根据，充满谎言。〃

　　　　　　　该期会报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又发表一篇题为《面对悔悟记录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叶县的一位原宪兵：〃在当前全国宪友会同心协力把对原宪兵的正确评价传给后世的活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一个鲁莽的宪友使宪友会的活动泡汤。〃

　　　　　　土屋本人还收到了一篇约有四五千字的长文章《宪兵科同期生对反叛祖国的宪友的公开质问信》。署名者都是昭和六年一起在关东宪兵队旅顺教习所学习的同期生，文中同样不容分辩地指责他为〃洗脑〃、〃日本共产党员〃。其言辞之粗暴，用心之狠毒，使他感到字里行间隐隐有溅出血肉的皮鞭在飞，有挪动在地的铁镣在响……

　　　　　　　这位当初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称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屡屡被警方监视、跟踪。

　　　　　　从1956年7月到1984年，已经近五十年过去了，可土屋芳雄的一个强烈感觉是——尽管和平了，但日本并没有改变。只是外表好起来了，其他和过去大抵一样，变化了只是自己。

　　　　　　　有土屋芳雄遭际的，比比皆是。

　　　　　　　曾任华中派遣军第39师团步兵232联队中队长的富永正三，回国后按要求写了履历书。附信里他写了〃吃尽了战争的苦头，以后要在反战的和平中生活〃的意思，不久便传出〃富永的脑袋变得不正常了，得让他先冷静冷静〃的话来，被他所求职的部门长期拒之以门外。

　　　　　　　原华北派遣军第59师团机关枪中队队长，从1942年至战败时为止，一直指挥150名手下在山东境内进行〃三光〃扫荡行动的小岛隆男，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到了阔别17年的祖国。他穿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送的新制服，随身的日用品和零花钱也是中国方面所赠送，大约正为此，几乎一下船，他就被贴上了〃被洗过脑的男人〃、〃赤色〃、〃被锤炼过的人〃这一类标签。

　　　　　　　他的家在东京神田，当地的民政官员和警察不断来访，但不是为着解决他的求职问题。有大学教授及朋友们积极为他找工作，可因为是〃中国归来者〃，谁都不想雇用他。对他展开了弥勒佛般大度笑容的也有，那就是作为一名〃帝国军人生还故国者〃，他蒙热心地劝诱，让其返回自卫队。（以上参见＇日＇野田正彰著朱春立刘燕译《战争罪责》）

　　　　　　　1946年1月，东史郎就回到了祖国。他在家乡京都竹野郡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过得颇为富裕。1987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共5卷37万字，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

　　　　　　同年12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右翼势力的嫉恨。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及其家属却不惧威胁。他多次公开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中国归来者〃中，有深感自己有罪的风清月白之夜，花影弄窗之时，总让他们的灵魂似一件爬满了虱子的绣袍；也有决意要向世间袒露自己有罪的倘若不说出来，以求得一场天律公理的瓢泼豪雨，他们就会像在广岛、长崎遭了原子弹辐射的许多人一样，在精神上干渴而死……

　　　　　　　但两者的灵魂辗转不安时的呻吟，即使是无人在侧时的独自呻吟，也被他们周围的那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所拒绝；倘若他们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去长河大谷间奔走呼号，以老迈的龙钟之身焕发出大和民族真正的理性之光，这更为整个以非亲属集团做骨架的社会大厦所唾弃。

　　　　　　　在德国，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战后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对自己的父母在纳粹德国时的经历和行为有过一番比较深入地了解，并以此决定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的所作所为，不少人存有一种集体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既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政治倾向和绝对的反战态度，也造成他们心理上自童年起难以摆脱的困惑与孤独。因此有人说，德国的这一代青年没有过快乐的童年……

　　　　　　　在日本，有这么一个故事。出生于1947年的仓桥绫子，与许多做女儿的一样，与父亲的关系很是密切，也从不辜负父亲的期待。在她小时，父亲便常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还发出凄厉的喊叫声。母亲总是用父亲过去有过痛苦的经历来解释此事，并安慰有些担心的女儿。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肝硬化，久治不愈，在1986年71岁时去世。上完中学，仓桥绫子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东京当中学老师。

　　　　　　　这时，她为母亲当年的解释而感到隐隐不安，打定主意要搞清楚父亲〃痛苦的经历〃。退职以后，她开始走访战时认识父亲的人，从第1个到第19个，出现在她眼前的都是那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具敌意的寒暄，有礼貌的拒绝，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太极。直到联系到第20个人时，终于出现一位承认是当年在宪兵队里是她父亲上司的人，此人住在名古屋……

　　　　　　四年之后，仓桥绫子据此创作了她的第二篇小说《悲伤的河》（《民主文学》1997年9月号）。在这篇作品里，父亲的病情进入了晚期，于世不久。悉心照顾父亲的女儿，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砍了中国人的头后正大笑着的3个日本军人，中间站的那个就是年轻时的父亲。
　　　　　　　女儿极其震撼，不得不去打扰病榻上的父亲：

　　　　　　　〃爸爸，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相信我，不论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儿。亲手杀死过很多人，这是真的吗？〃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干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的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

　　　　　父亲〃失语〃了，仓桥绫子却在父亲死后10年，在自己的笔下，倾听到了亡父的声音；

　　　　　当父亲在国家不想对这场侵略战争谢罪的时候，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名义，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