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8年合订本-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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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如影随形。先生曾告诉笔者，一日三餐，他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去食堂，那时，好菜都被人吃光了，他就买点剩下的孬菜，一个人飞快吃罢了事。查《清华园日记》，季羡林收到了稿费，自我犒劳，通常只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荸荠，偶尔奢侈一下，请别人，至多烤鸭一只；而朋友请他（当然是穷朋友），情形有时更惨，譬如，他1933年11月13日的日记说：“过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被人拖走了，拖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接着又是上体育。满以为晚上可以把过午的损失补回来，于是又坐在图书馆里读下去，读下去，忽然又被人拖走了，是到合作社请我吃东西，结果仍灌了一肚子豆浆。”

　　穷小子当上大学教授，乌鸦脱胎变成凤凰，骨子里，还是一股逼人的寒酸气。和季羡林交往，你绝对看不出半点富贵相。据他的儿子季承说：“爸爸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亮着电灯，只要没人看书，他就把它关掉，在自来水前洗东西，时间一长，他就要呵斥，所以后来我和姐姐帮他洗衣服、被褥，干脆拿回自己的住处，洗好了下次再带来。”

　　另一方面却又异常大方：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求到他，必然出手帮助。这种菩萨心肠，令人油然想起他的专业：佛教研究。先生偏又不信佛，他这么做，是缘于对贫穷的感受，对他人的关爱。李玉洁老师说：“以前在朗润园，这样助人为乐的例子多了，先生有一点，赞助了还不让说，他说这是出于真诚，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

　　史学家、剧作家兼报界元老唐振常先生精于美食，著有多种饮食小品，友人谭其骧先生曾分析其独特优势：“从小有吃——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会吃——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懂吃——毕业于燕京大学，有中西学根底；有机会吃——当记者游踪广，见的市面大，吃的机会多。”唐先生闻言大笑，深以为然。与唐先生相比，季先生落败在第一项，这是最为关键的，尽管他后三项毫不逊色，然而，财富、地位能改变他的命运，却改变不了他的底色，由幼及老，他始终是一个“土包子”。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8


诚实的拒绝
张翔

　前些天，一个建筑公司的朋友跟我谈起他刚失之交臂的生意时，频频叹息，颇感遗憾。

　　那是法国的一个服装公司想到深圳来做一个展销会，其中需要搭建一个巨大的舞台，于是找到他们。当然，同时也找到另一个德国独资的建筑公司，作为竞争对手。

　　当策划出来之后，他们准备与客户商谈。而在此之前，他们早已经悄悄摸清德国公司的计划，对方开出的完成时间是20天。他们合计一下，这也正好是他们至少必须的建设时间。显然这样他们就不占有很强的优势了。于是，他们就将策划中的建设时间强制改为了16天，整整压缩了4天，这就意味着他们得以超常的速度和强度去完成这个任务。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以速度著称的城市里，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

　　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大跌眼镜，因为客户居然还是选择了那家德国建筑公司，而且还给对方整整25天的时间。他们很诧异这样一个结果，于是特意上门去听取意见，结果对方解释说，他们在全世界的许多大都市都进行过同样的展销会，搭建的都是同样一个舞台，得到所有的经验和数据表明，搭建好这样的一个舞台最少也需要20天。而他们公司的16天计划显然不能给大家一个完美的成果的，同样他们的不诚实也让大家缺失了足够的安全感。

　　朋友顿时恍然大悟，懊悔不已。因为他明白了，这个商业社会里，人们首先追求的不是单纯的速度，而是足够让人安全的诚实。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在2000年，中国的一家刚创办的网络公司迎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大客户。他们的经理亲自接待了这个重量级的客户。对方拿着策划书，问那位刚刚创业的经理：“请问这个项目要多久可以完成？”

　　经理回答说：“6个月。”

　　客户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接着问道：“4个月行吗？我们给你加50％的报酬。”

　　经理不假思索地摇头拒绝道：“对不起，我们做不到。”

　　的确，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4个月是很难完美地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这位经理忍痛舍弃了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诚实地拒绝了这桩大业务。

　　结果，客户听后开怀大笑，马上在合同书上签下了名字。他对经理说：对您诚实的拒绝，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反映出您是一个很真实和稳重的人，而在您领导下的产品的质量一定是有保证的。

　　两年后，这个小网络公司的这位诚实的经理一跃成为了“中国十大创业新锐”，一年后他又荣获了首届“IT十大风云人物”称号，而他的公司在短短的三年之内，从一个小网络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公司。

　　时至今日，这个经理的名字和他的诚实的信誉始终没有改变，他叫李彦宏，而他的企业名字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它的名字叫百度。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3


长征路上传教士
何立波

　　在红军长征队伍中，有一位传奇的外国人。他，就是英国传教士勃沙特（汉名薄复礼）。勃沙特是瑞士人，后随父母移居英国，供职于基督教会。1922年10　月，英国基督教会派25岁的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勃沙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根据孔子讲的“克己复礼”，取了中文名字　“薄复礼”。

　　1934年10月初，勃沙特与妻子罗达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在旧州城外遇到了离开湘赣苏区进行长征的红六军团，并被红军战士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抓了起来。勃沙特被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请去，帮助翻译刚刚缴获的一张法文贵州地图。在当时，萧克指挥作战使用的是中学生地理课本上的20厘米地图，过于简单。获得这张新地图令萧克十分兴奋：“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然而红军将士中没有人懂法文，萧克十分着急，只好找勃沙特碰碰运气。勃沙特生于瑞士，懂法文。萧克亲自提着马灯，指导勃沙特翻译地图。应萧克的请求，勃沙特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标注在地图上。萧克对勃沙特很满意，他后来回忆说：“在合作之后，固有的隔膜消除了不少，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湖南，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勃沙特同样对萧克充满了好感，他后来写道：“年仅25岁的萧克将军，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位充满渴望和追求精神的红军将领。”

　　当时，勃沙特被扣了下来，担任了红六军团向导。贵州“天无三日晴，路无三尺平”，道路崎岖，红军整日行军，有时夜里也不休息，勃沙特感到苦不堪言。不过在行军途中，红军战士格外照顾这位洋教士。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勃沙特穿，宿营时尽量让他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而自己却睡在潮湿的地上。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后转战湘西。在湘西，他见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著名红军将领贺龙。勃沙特致函朋友、曾经医治过贺龙侄子的医生贝克尔，请他给贺龙写信以释放他，但遭到贺龙的拒绝。贺龙说：“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尔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权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联系，都要服从共产主义原则。”

　　天长日久，勃沙特逐渐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勃沙特惊奇地发现，红军注重文化学习和政治教育，娱乐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红军的官兵不赌博、不抽大烟，红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有一次染病，红军指战员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他翻山越岭。勃沙特后来回到昆明时曾对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在交往中，红军战士也喜欢上了这个大鼻子牧师，对他的称呼也开始改变了，由“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是“老薄”了。出于对红军的感激，勃沙特为红军做了很多好事。他写信给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朋友，请他们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他还经常为红军翻译外国报纸，有时还被请去为红军编织毛衣。在红军中呆久了，勃沙特终于认识到：被国民党和西方报纸称为“匪徒”的这些人，原来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苏联为样本的中国苏维埃政权。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向滇西疾进，逼近昆明。萧克决定释放勃沙特，亲自向勃沙特宣布了释放令，并以“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的名义为他开具了通行证。萧克对勃沙特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临行前，萧克、王震、红二军团保卫部部长吴德峰为勃沙特饯行。地方名流周素园以及被俘的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张振汉作陪。为表示感谢，萧克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萧克告诉他，不反对他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红军给勃沙特发了10块银元的路费，并告诉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长达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去了昆明，开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神灵之手》。在“自序”中，勃沙特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1936年11月，《神灵之手》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多，成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珍贵原始史料，为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间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活动情况及具体时间提供了佐证。

　　离开红军队伍后，勃沙特长期在贵州盘县传教，同时为当地群众看病，并创办“明恩小学”，招收信徒和穷人子女。1951年，勃沙特离开中国返回英国。临行前，他感慨地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1966年，勃沙特退休，回到家乡曼彻斯特郊区闲居安度晚年。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在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找到了年近90岁的勃沙特，并转达了萧克将军对他的问候。与此同时，我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找到了勃沙特。

　　1986年5月27日，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件。信中写到：“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　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90岁高龄的勃沙特满头银发，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好得惊人。在记者要求下，他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38


布基纳法索是他的家乡
张君宝

　　在赤道以北9到15度之间，有一个非洲小国，它的名字叫做布吉纳法索（　Burkina　Faso　）。在那里，平均十万人中只有一名医生；在那里，平均每五百只蚊子里就有一只是疟蚊；在那里，平均五人中就有一个是爱滋病患者；在那里，夏天六月份的平均气温在零上50度；在那里，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愿意去吗？

　　没有人愿意去。但是，还是有人愿意去，他，就是中国台湾青年连加恩。

　　“在飞机上，看着撒哈拉大沙漠还真的有点吓人，千篇一律的沙漠，绵延不断，四十几度的温度，在没有冷风、也没有通风设备的机舱里，整个飞机就如闷铁锅一样。”一下飞机，一个陌生的国度骇然的呈现在连加恩的眼前。

　　已是冬天，但外面仍然是热浪滚滚，而让人最不安还是贫穷，到处是垃圾，到处是蚊蝇，到处是乞讨的人群。。。。。。

　　生活的考验还在其次，要命的是现实给他带来的惊骇：“每次查房看完病人的抽血报告，还以为是报告打错了，因为白血球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也增有一个月连续送进八个中风病人，多是年轻而且无任何危险因子与感染征状，但有一些病人发病一两天就猝死。”“每天，我都在做许多的妥协，因为许多标准治疗设备都没有，即使有，对病人来说也太过于昂贵，而必须放弃。”

　　看到每天送来的病人这么多，大多是喝了当地不洁的饮水所致时，连加恩联想到了治病不如治源，他想要打几口深水井，让人们不要总喝蚊蝇肆虐的脏乎乎的饮水。但，打深水井需要一笔不小的钱，而作为还没有参加正式工作的他来说，当义工的这点生活费几乎是杯水车薪。

　　正在连加恩为钱的问题犯愁时，他听到中国银行正在布吉纳法索考察，准备投资一些项目。听到这个消息让连加恩头脑中灵光一闪，他骑着自行车亲自找到了中国银行考察的领导，劝说他们，要在布吉纳法索投资，还是先要树立中国人的形象，提出请他们投资打井。中国银行的领导来到布吉纳法索，也曾听说过这个台湾青年的一些事儿，而见连加恩冒着零上五十度的高温骑着自行车跑了百十多里地来找他们，十分感动，便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向他捐款一千美元，让他带回去打井。

　　回去后，他开始游说当地的村长，讲解打深水井的好处，村长虽然对连加恩的话半信半疑，但见他日夜为全村人的病操劳，治好了很多病人，便答应了连加恩的要求。村长这才派出一些义工，同连加恩一起，没日没夜的干，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口深80米的深水井终于打成了。喝上那清凉的洁净水，村民们对连加恩服了，村长为连加恩送上两只鸡表示感谢，这在当地是最大的礼节。连加恩把这口井命名为中国井。有了和中国银行的接触，连加恩又跑了几个国家的银行，又为两个村子打出了两口井，一口叫瑞士井，一口叫法国井。

　　面对着布吉索纳法垃圾遍地，塑料袋满城飞舞，很多牛羊经常误食了塑料袋被涨死，而垃圾又是蚊蝇的寄生地，对当地卫生条件造成了很大危害。连加恩想到了用垃圾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