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 2009年第4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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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袋会从中间裂开来，然后脑浆飞进而出。”刘世军的脸上有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也许开裂的脑袋会在空中飞一段路程。”　
　　杨小翼傻笑起来。她觉得刘世军像在说书。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历朝历代英雄好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细节。她记得范嬷嬷不让孩子们去听那些故事，她说，那是魔鬼的故事。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那天，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其盛况比过年看烟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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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还多。那些队伍排得整齐的观众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学校组织来的。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牌子把他们的上半身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子。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好像灵魂早已不在他们的身体里。只有他们的眼睛才透着活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面遍布着惊恐，惊恐让他们有了一种遥远的气息，好像他们早已置身于这欢乐的现场之外。　
　　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人群屏息倾听，现场一下子安静得出奇。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那个宣读的人在一些细节上描述得十分仔细。这些可怕的细节像一把刀子一样戳破了眼前的和平气息，让杨小翼害怕。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做弥撒的时候，慈恩学堂的孩子就成了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上，随着仪式的进行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演唱。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只要唱诗班唱到“因他降世，亲历死地，现今荣耀无比”时，他就会流下泪水，然后，跪在地上进行祈祷。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仁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孩子们看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总是那么慷慨。　
　　杨小翼久久地凝视着他。此刻，他的眼神同他们一样，暗淡无光。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还说，那人的儿子是国民党军官，现已逃往台湾。这样的指控令杨小翼心惊肉跳，他竟然是一个干出如此险恶之事的坏蛋。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小小的心灵被某个奇怪的梦境所控制。　
　　她不知道那个宣读的人是何时结束的，当她回过神来时，广场上的人正在欢呼。枪决已正式开始。一排军人已站在那些罪犯的身后，端起了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刘世军描述的情形真的出现了。但语言和现场是有区别的。当看到脑袋被击碎时，杨小翼感到恶心直冲喉咙。　
　　那天，刘世军一直在同她谈清算问题。刘世军说，新社会就是要把旧社会的坏蛋一个个抓出来，得到应有的惩罚。只要在旧社会做过坏事的人。人民就不会放过他，就要把他放到人民的审判席上审判。说这些话时，十三岁的刘世军的口气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在握的。　
　　杨小翼对此不是太懂，但她却因此对自己的身世担忧起来。她想起外公，他也是个医生，并且还开了一家医院，他算好人还是坏人？妈妈也曾是教会的医生，和革命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想，她开始感到恐慌，如果要清算的话，她也将深陷其中。　
　　那天，刘世军带着杨小翼在西门口的郊外闲逛。杨小翼看到春天的农田开满了细小的野花，或黄色或浅紫色地点缀在杂草间，但她无心欣赏春天的美景，她忐忑不安地问刘世军，开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成分？刘世军想也没想，便铿锵有力地回答：　
　　“是资本家。”　
　　杨小翼大吃一惊。她有点不敢相信。在她那时候的意识里，资本家面目丑陋，都躲藏在阴暗角落瑟瑟发抖。她不能想象外公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她着急地问：　
　　“你在同我开玩笑吗？”　
　　“千真万确。”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突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外公肯定不是革命者，她唯一能希望的是妈妈是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似乎无权追究一个革命者的出身。她曾问过妈妈，你是革命者吗？妈妈不理她。妈妈总是这样，习惯于在这样的问题前沉默，说出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极小部分。她不指望妈妈会告诉她什么。　
　　刘世军曾告诉她很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她觉得妈妈的形象完全可以演义成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妈妈有时候经常外出，一个月不归。妈妈身上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的东西。也许妈妈真的是革命者。　
　　然而，她心里清楚妈妈不是革命者，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医生。她进入干部子弟学校完全是因为刘伯伯的帮助。　
　　那天，杨小翼回家的时候，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看到吉普车，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她真的就哭了。这哭是踏实的哭，这哭让她顿觉轻松，刚才的压力一下子消失了，就好像她重新出生了一次，变得干净而纯正。这种自我想象让她如饮甘泉，无比美妙。　
　　邻居对杨小翼侧目而视。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目光。杨小翼哭完后，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爬到了吉普车上。刘伯伯的驾驶员是一个和善的胖子，姓伍，黑脸，肿眼泡，不说话时十分严肃，但一说话整张脸就笑得打皱，那皱纹像水波一样一圈圈地荡开来，蔚为壮观。他从战争年代起一直跟着刘伯伯，是刘伯伯的专职驾驶员。他穿着军装，但军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英武之气，倒像个和善的农民。伍师傅见杨小翼上车，问她想不想去附近兜一圈。她点点头。伍师傅发动汽车，缓缓向小巷口开去。在那一刻，她的心里有一种泰山一样的安稳感，好像她生命的根基因为刘伯伯而更加扎实。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血统纯正。　
　　那天晚上，杨小翼噩梦连连。她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被枪毙的男人的脸，后来那张脸像一只鸟一样飞翔而去。从噩梦中醒来，她的意识里还留着对那人的同情的残痕，她因此很迷惑，坐在床上，双手合十，像过去对上帝所做的那样，为那男人的灵魂祈祷。　
　　有一天晚上，好久没来的范嬷嬷突然来到杨小翼家。　
　　范嬷嬷是妈妈的好朋友，以前她经常来杨小翼家串门。从她们的聊天中，杨小翼了解到范嬷嬷是慈恩学堂的恩主。范嬷嬷的先生早先是上海开银行的，所以范嬷嬷和外公是旧识。后来她的先生得肺结核死了，他们没有子女。范嬷嬷相信先生一定去了天国，她必须去天国和先生见面。她卖掉了银行的股份，回到永城老家。永城有几百所教堂，范嬷嬷把钱捐给了教会。遵照范嬷嬷的心愿，教会创办了慈恩医院和慈恩学堂。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会儿杨小翼还没出生呢。　
　　范嬷嬷的神色有点憔悴。她和妈妈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范嬷嬷的学堂解放后已捐给了新政府，但当年在慈恩学堂就读的一个男孩最近揭发了范嬷嬷，说范嬷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杨小翼记得，那男孩是范嬷嬷从街头捡回来的流浪儿，男孩来到慈恩学堂后经常偷食圣器室里的圣餐。范嬷嬷说起这件事来，非常疑惑。“要是没有我，他会在街头饿死。”范嬷嬷说，“不过，我宽恕他，他将来会后悔的。”　
　　后来范嬷嬷说她想申请去香港，但新政府一直把她的申请压着，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杨小翼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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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到范嬷嬷来的目的，她想让妈妈在刘伯伯那儿通融一下，好让她顺利成行。　
　　不知怎么的，那天杨小翼对范嬷嬷很冷淡。特别是她想去香港这件事，杨小翼很看不起。她认为那是范嬷嬷心里有鬼，想逃避新政府的清算。　
　　这天，杨小翼很早就睡了。当她醒来的时候，范嬷嬷已经走了，妈妈房间的灯光亮着。应该过了子夜了，妈妈竟然还没有睡，她在干什么呢？　
　　她起来小便了一次。路过妈妈房间时，她趴在门缝偷看。妈妈手里拿着一些信件在读。床头柜上放着那只用藤条编织的精致的匣子，它打开着。妈妈眼中有一些光影，那是泪光吗？妈妈的手中拿着一盒火柴。一会儿，她点着了火柴，颤抖地凑近左手的信件。当火柴快要点着信件时，她犹豫了。火柴烧尽了，灼痛了她的手，她吹灭了火柴，把它扔在地板上。后来，妈妈把信折叠好，郑重其事地放进了那藤匣子里，并把匣子锁好，然后放人柜子下层的抽屉里。当妈妈把抽屉关闭时，转头朝门方向张望。她以为妈妈发现了她，赶紧溜回自己的房间。　
　　她裹紧被子，假装睡着。妈妈在看什么呢？放在匣子里的是什么东西？她为什么如此伤感？妈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匣子里的东西同范嬷嬷有关系吗？难道妈妈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吗？杨小翼感到不安。　
　　第二天，杨小翼上学差点迟到。刘世军着急地在校门口等她，见到她就问，你怎么啦？眼皮怎么肿了？你哭过了？是不是被你妈骂了？他的关心让她很感动，她摇摇头，然后拉住了他的手。刘世军说，你一定有事。她想了想，就把昨晚所见告诉了刘世军。　
　　刘世军说：“你妈妈去北京这件事，我觉得挺奇怪的。她去干什么呢？”　
　　她吓了一跳。她完全忘了妈妈去北京的事。她也看不出昨晚所见和妈妈北京之行有什么联系。　
　　“你妈妈为什么不留在北京？怎么又回来了呢？”　
　　这话杨小翼不爱听。妈妈当然要回来，因为刘伯伯在这里，她在这里。她想起刘世军曾分析妈妈去北京的原因，他说妈妈可能是民主人士，那些民主人士，没打仗、没流血，现在都往北京跑，想做大官。刘世军这么说时一脸不屑。　
　　她呛道：“我妈妈不是民主人士，所以她回来了。她去北京可不是为了做官。”　
　　刘世军见她不高兴，赶忙赔笑脸，“我不是这意思啦。我是说，是说，你妈妈去北京干什么呢？”　
　　“同你说了我不知道。”　
　　“你生气了啊？”　
　　其实她没有生气，只是对刘世军言语中的态度感到不安。这种态度里隐藏着一种优越感。她说：　
　　“刘世军，你是不是认为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人？”　
　　“怎么会呢。”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刘世军的脸上露出天大冤枉的样子，他说：“我要是这样想，我从这里跳下去。”　
　　当时，他俩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干部子弟学校所在地原来是旧政府议会的办公地点，房舍都是西洋建筑，二层楼，高大结实。　
　　见刘世军着急的样子，她笑了。　
　　“你跳啊？”　
　　刘世军也笑了。他显然明白，她已原谅了他。　
　　她说：“你要是不跳，那你从此后要对我好，比对刘世晨更好。”　
　　刘世军爽快地答应了，说：“没问题。”　
　　“真的？”　
　　“真的。”　
　　这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杨小翼和刘世军匆匆赶往各自的教室。　
　　　
　　第三章　
　　　
　　刘伯伯和妈妈有了暧昧的传闻。这一传闻，杨小翼最先是从米艳艳那里听来的。奇怪的是，听到这个传言，她一点也不生气，相反，对米艳艳还颇有好感。那段日子她原本是有点讨厌米艳艳的。　
　　米艳艳也来干部子弟学校上学了，成了杨小翼的同班同学。解放后，米艳艳的妈妈王香兰女士革命热情相当高。组织剧团演员，排了好几出宣传革命的戏，《九件衣》、《血泪仇》、《刘胡兰》等，去给进城的部队慰问演出，深受部队欢迎。一次演出结束，刘伯伯还接见过王香兰。王香兰俨然是一位革命艺术家了。米艳艳因此也进了干部子弟学校。　
　　王香兰来过干部子弟学校演出。因为革命了，她喜欢穿黄军装。这个女人为人热情，见到学生，都想拥抱一下，好像她是一位超级妈妈，有取之不尽的母爱。　
　　那个典当行老板在新政府的第二次审判中被枪决了。杨小翼有点同情米艳艳。可米艳艳对杨小翼说，她和那个男人没有关系，那个男人根本不是她爸爸。　
　　“可你说过他是你爸爸呀。”杨小翼说。　
　　“不是，那是骗你的。”　
　　杨小翼当时很生气。她觉得米艳艳这个人是不诚实的，也是不可靠的。因为看她不顺眼，在杨小翼眼里，米艳艳似乎什么都令人讨厌了。米艳艳像她的妈妈一样，热情得有些过火，见谁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像她是位超级明星。米艳艳虽然喜欢帮助人，可她帮人也像在演戏，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同她说，她会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她一直等着别人的困难，好像解决别人的难题是她的使命。　
　　可是，当米艳艳对她说了关于妈妈和刘伯伯关系暧昧的传闻时，她竟然一下子喜欢上了米艳艳。那一刻，她觉得米艳艳像一个天使，觉得她的那张酷似王香兰的明星脸充满了真诚。只是米艳艳眼里流露的关心和担忧让杨小翼有些不开心。不过，同内心巨大的喜悦比起来米艳艳的眼神显得微不足道。那一刻，杨小翼目光明亮而坚定。　
　　“听了这些谣言，你不生气吗？”　
　　杨小翼摇摇头，说：　
　　“也许这不是谣言呢？”　
　　“是吗？”　
　　“是的。”她非常确信地说。　
　　她甚至很想告诉米艳艳，她是刘云石的女儿。不过说不说都一样，因为这是明摆着的。　
　　杨小翼喜欢这种传言。只是传言中那些鬼鬼祟祟的气息不是太令人满意。要是能把一切摊在阳光下，那是多么好啊。但这世界是复杂的，连她在这个问题上都欲言又止，不要说是别人了。她不得不承认这个传言终究在这个阳光明媚世界之外，是需要小心掩盖起来的。　
　　但她渴望再次听到这个传言。她竖着耳朵，追踪着空气中的窃窃私语。它在那儿，它就在那儿。她在多个地点，多个时间段听到这个传闻。有一天，她听到公园路糖果店的伙计在同一个顾客述说这件事。她假装什么也没听到，昂首走过糖果店，内心充满骄傲。　
　　等这个消息传到刘世晨那儿，已是第二年的冬天了。那时候，杨小翼已经读三年级，刘世军上初中部就读了。刘世军的个子迅速蹿升，突然间变得人高马大。虽然他的脸还挂着一些稚气的表情，但嘴唇上有了一层毛茸茸的胡子。有一天，杨小翼见他在用刘伯伯的剃须刀刮胡子，还嘲笑过他。他只是温和地笑笑，眼睛亮晶晶的。自从他长个子以来，他的性情大变，一改过去的调皮，变得老成了许多。他的目光老是跟踪着杨小翼，目光里有一种兄长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