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 2009年第4期-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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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后来在回忆延安生活时绝不提及这最初的细节，似乎那只是漫长人生中一个短短的插曲，早已融化在历史的烟尘中。但我相信，延安那个陌生环境最初带给她的震动肯定是极其强烈的，那是一个艰苦历练过程的开始，其中一定包含着许多痛苦和困惑。　
　　留在延安的母亲开始了她一生不断改造、坚持不懈地追随革命和组织的征程。她做得很努力，不论是学习还是劳动都尽其所能。成绩很快就显示了出来，她不仅经常受到表扬，还当了课代表。正值西安需要记者，组织上征求她的意见，经过考虑后她表示还是要留在延安继续学习。放弃的原因，仅仅因为那里是大后方，也是冯姓同学可能去的地方，她不想有相遇的机会，半年前的教训还没有过去，她只想离组织更近一点。晚年的母亲也曾提到过那次选择，参透人生种种的她对这些表现得很平淡，好像没有什么，作为一个革命者，做任何工作都一样。而我却意识到，这个时候的母亲已经习惯用另一种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了。其实，当记者的机会一定曾经令她心动，那无疑更能发挥她的特长，何况她从小就那么羡慕五舅有过的激扬文字的记者生涯，如果去了，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来。但是，母亲放弃了，她有意识地要自己留在延安继续学习和改造。就这样，母亲在党校毕业时提前留校当了24班的政治教员，后来调东北干部训练队担任支部书记，到女大政治处担任教员，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干得不错。　
　　1940年6月母亲考上了中央马列学院，如愿以偿地去了那里，她很高兴，希望能好好读书，然而，夏天过后她却病倒了。　
　　她突然吐血，病得很厉害，经中央医院诊断是得了肺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去住院。出院后，同学们都已经分配，她到了中山图书馆编辑时事资料，后又调延安市政府编辑《延安通讯》。她的身体依然不好，肺病经常复发，原本被小米养得看似很结实的人，已经消瘦不堪，走路摇摇晃晃，一副很吓人的样子。不久她又得了严重的痢疾，一连很多天泻吐不止，延安的药好像对她都失去了作用，她觉得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奉命接替病重的母亲编辑《延安通讯》，因为对自己前任的文笔印象深刻，听说是个女同志更多了几分佩服，上任后便很想见见，找到医院时却发现这位前任已命若游丝气息奄奄。　
　　父亲出了医院就到处找棺材铺买棺材，他觉得这个女同志真的没有希望了，得为她好好安葬，原本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他很为母亲感到可惜。　
　　然而，母亲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那一次的病对母亲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好像到死神那里走了一趟，又挣扎着逃了出来。母亲的相册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面色苍白得像一张薄薄的纸，脸颊消瘦好似被刀削过一般，头上还戴着一个帽子不像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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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不是手帕的东西——从那以后，她就总是怕风了，即使是在温暖的季节里头上也总要尽可能地戴一顶帽子。她的双肩无力地低垂着，仿佛碰一下就会倒下来，只是她依然虚弱地微笑着，眼睛里顽强地闪出对生的希望和渴求。这是母亲大病初愈和她的好友李岚阿姨在延安照相馆里拍下的照片，可能是纪念逃离死亡。　
　　父亲在母亲病重期间不断前往探望，奔前跑后关心照顾，终于使母亲受到感动，他们结婚了。或许在那一刻母亲的心得到了安慰，但这并不可能使她轻松起来，和延安所有的女性一样，她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麻烦。　
　　她有了孩子。虽说天下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希望做母亲，但战争中的革命女性却例外，生孩子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几乎所有怀孕的女同志都极不情愿，都要求流产设法早产，毁掉腹中的小生命，以便参加工作。”但那时候，流产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　
　　母亲先是有了哥哥，一年后又有了姐姐，那时候她和父亲已经随第三野战军离开延安到达山东，父亲上了前线，母亲和一些有孩子的女同志不得已只能就地打埋伏。看着自己的队伍匆匆远去，母亲的心情非常焦虑，她在回忆录中描述说：　
　　我站在村中的一个磨盘上几次跳上跳下，还狠着心擂肚子，爬到老榆树上扑通摔倒在地下……可是生就顽强的英儿，那时却牢牢地蜷缩在母亲温暖的腹中，日日生长着，没有受到伤害。姐姐在母亲三番五次的折腾中呱呱坠地。　
　　一块门板上躺着虚弱的母女两人，旁边还趴着一岁的满脸是鼻涕眼泪的哥哥，这就是母亲生产时的情景。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鸣着，不远的爆炸声震动着茅屋，母亲挣扎着爬起来，抱起孩子走向门外，农救会已经为孩子联系了收养的人家，她只能把只有七天的孩子送人。出门时，房东大娘迎面扑过来，双手抢过孩子喊道：“闺女啊，多好的孩子，不能送人啊，给她找的娘没有奶，孩子活不了啊……”母亲压抑已久的苦楚，好像被卸掉了闸门，泪水一涌而出。　
　　母亲先是把姐姐送给了一家军属，又匆匆赶回来把哥哥送了出去。三个月后，隐蔽在老乡家的母亲接到紧急撤退的通知，为了防止敌人来后老乡受到连累，组织上又要求她们把孩子取回来。　
　　那天，接到通知时已经是中午了，两个孩子各在东西几十里外的地方，她必须在天黑前赶到规定的地点乘船过海去找部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母亲只可能取回离得近一点的哥哥，而留下的那一个孩子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怎么办？母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又好像有无数只手在撕扯着她的心。幸而，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候，她想到了一位受父亲托付前来看望她的战友，她飞奔出门去找那位叔叔商量，那位叔叔毫不犹豫地奔向姐姐的地方，当母亲汗流浃背地抱着哥哥回来的时候，他也气喘吁吁地背着病重的姐姐赶到了。　
　　那晚，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上了木船，夜间风大浪大，木船穿行在一个接一个的浪涛中，上下起伏左右摇摆，海水漫进船舱，船工几番惊呼喊叫，母亲紧紧地搂着两个婴孩，脑海中一片空白……　
　　很多年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母亲对我们这些从不懂得过去是什么模样的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我们都不由地为她所经受的磨难而感到吃惊，端详母亲那时候的照片，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照片中的她已经不是那个美丽的少女，也不是那个站在窑洞前充满自信地微笑着的革命女性，她瘦弱，憔悴，摇摇欲坠，就像是狂风中一片翻飞飘落的树叶，看着那照片，你很难想象以她此时的状况，将如何抵御严酷的战争环境带来的伤害，如何坚持下去，走完这漫漫的人生旅途。　
　　母亲为她的付出感到自豪，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她永远都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她是那么希望为革命奉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然而，让她感到难过的是，作为革命者，她和她的女战友们仍然没有逃脱女人是弱者的命运，这是她踏上革命道路时没有想到的。　
　　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母亲意识到，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延安的女人也必须结婚，但和谁结婚却往往要由组织决定，中央确定的“二五八团”的政策，使得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有资历人的特权，而女性们再一次承受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和痛苦，这些和母亲最初的想象极不相符。　
　　母亲眼见着周围朝气勃勃的女生们开始发生变化。当和母亲同睡一条炕的叶群向她展示林彪给她的一封信的时候，母亲觉得十分好笑，那信写得有些文理不通，只是要她快点到自己怀抱里来，几天前几个女生还闹着笑着把信贴在墙上，没有多久，在母亲眼里温和并不很起眼的叶群却很有主见地和林彪结婚了。　
　　和她关系较好的另一个女生也听从组织的安排，嫁给了中央的一位领导，她私下里向母亲述说婚后的种种不适和苦闷，母亲听了充满同情。那女生原来和一个上海青年感情很深，他们分手了，在母亲看来无疑他们更加般配。　
　　很多年后，母亲谈论起男女平等问题时对我说，她最受不了的就是延安当时有种说法，“女同志革命要跟着男同志”，这是什么话！这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什么不同？彻底的封建思想！然而，让她叹息的是这话还是不幸被言中了，服从组织分配结婚成了革命的一部分，而一些女同志希望找首长的虚荣心也被荣誉的光环包裹起来。直到几十年后，当母亲满怀着对昔日岁月的怀念和对战友的深情参加了“女大”的纪念会后，还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只是，我仍然不太喜欢女大招女婿的活动，当年我就不喜欢那专拉拉扯扯，眼皮向上的活动……而王明说‘女同志的缺陷是经不住男同志叫她，如一叫，她屁股一扭就离开女大走了！’（原话）真好笑！”王明那半带揶揄半带同情的话让母亲不服，她也毫无例外地接到了来自“二五八团”甚至更高层方面的追求，但她在此刻却表现出如同几年前在家乡时一样的倔犟，我偏要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给自己当秘书的让他们看看！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女大”一直不太喜欢，不论是“嫁首长”还是“招女婿”都让她感到厌烦，她没待几个月就提出希望到别的单位去，王明欣赏她的能力希望她留下来，派夫人孟庆树前来劝阻。孟说：“别走了，我们都姓孟啊……”母亲笑了，“我姓王，这个孟是后来改的！”虽然每次说起来，母亲对自己封建家庭的那一套都很反感，但书香门第的清高却总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　
　　走过来的母亲不喜欢说起这些，经过多年政治斗争风风雨雨的考验，什么该多说，什么该少说，什么不应该说，已经成了一条时时刻刻自觉坚守的界限，就像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一样自然，特别是在下一代面前，她更是永远掌握着分寸，生怕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出去信口胡说。　
　　但是，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成了一心追求女性独立的母亲心中的一个结，一种隐痛。这隐痛无处发泄，最终便较为集中地转移到了父亲身上，每当母亲提起在战争中生孩子的种种艰难都不能平静，末了都要忍不住控诉父亲，“我那时候受多少罪他怎么知道……”，“女同志这个样子还怎么工作！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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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落后都是被男同志害的啊！”这些话，她每次说起来都铮铮有声，似乎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女人的独立那是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实现，在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吃苦更多，付出更多，也更不容易，而男人往往又更深地加重了她们的负担。　
　　母亲不服气，变得越来越强悍，她性格中本来就很少温良恭顺的成分，越是困难越要为之，正是母亲倔犟性格的表现。认识她的人都赞叹她字写得好，笔锋豪放，有张力，有气势，其实，这就像她的人一样。　
　　1949年，母亲和她的战友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胜利，以母亲的身体和家庭状况她似乎可以歇歇了，可是母亲却把自己放到了新的起跑线上。她先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后来又一再要求到基层做实际工作，终于，组织上委派她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了党委书记兼校长。　
　　母亲又一次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在基层工作除了晋升的机会少了许多之外，还必须全力以赴地承担责任，绝不能有半点疏忽，母亲只能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学校和学生身上。　
　　小的时候我对母亲的感觉就有些奇怪，一是她总不住在家里，别人的妈妈都在家，我们只有周末才看到她匆匆回来。一次，我发了高烧，烧得只看见对面墙上的人影飘来晃去，迷糊中听到母亲的呼唤，都不大相信是妈妈回来了。母亲的样子也和别人的妈妈很不同，她从不穿裙子不跳舞，头上却老是戴着一顶帽子。记得一天她带我出门，我看到周围的女人都穿着光鲜围着漂亮的纱巾，母亲却戴着一顶只有男人才戴的布帽子——那时候人们还不兴像现在这样戴各种样子的遮阳帽，我走在她的身边老是觉得很别扭，终于忍不住提出要她把帽子拿掉，母亲大概觉得很奇怪，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要求。我们两人相持在宿舍大院门口，那天的我脾气也很大，当我最终知道无法拗过她又不肯服输的时候，只好失望地放弃难得的出行机会委屈地回家了。母亲从来不摸首饰之类女人喜欢的东西，连珠子这类女孩子喜欢的玩意儿也从不给我和姐姐买，她喜欢把我们穿戴得像男孩子，其结果是有些不男不女不伦不类。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她见到女人又穿上了旗袍，戴上了珠宝，踩着高跟鞋缓缓地走在路上就总是要忍不住批判：这个样子还怎么工作？这种打扮还不是为了给男人看的吗？能有什么出息！就在那次“女大”的纪念会上，母亲还转给妇联一封信，支持妇联不同意选美，在她看来，这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母亲永远都不能赞同“女同志革命要跟着男同志”的说法。虽然后来比她小几岁的父亲级别到底还是高过了她，但在家庭中她始终保持着强势。一直以来，母亲总是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照顾父亲，却时时警惕着父亲不要犯错误，一起进城的老干部换老婆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和保姆搞上了关系，她极其痛恨这种行为，每每谈到都嗤之以鼻。父亲本来就是一个老实人，在母亲面前更加唯唯诺诺，有时甚至到了受欺负的程度。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常常感叹，母亲做女强人做过了头，有一个时期，她的固执和强悍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我常和她发生顶撞，为父亲鸣不平，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母亲的所作所为……　
　　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母亲还必须在政治上保持冷静的头脑，时时刻刻避免阴沟翻船。反右的时候，一次领导班子会议，她为一个被划成右派的人说了几句话，有人就说：这样看来，孟波的思想是不是也很成问题？会上的空气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人们面面相觑，就在这时母亲拍案而起，斥责那人是在实行个人报复，那气势一下子就把对方压了下去。母亲经历这样的事情很多，后来谈起来，连我们这些后辈都不得不佩服她的果断和胆略。然而，当“文革”的滔天巨浪最先席卷学校的时候，母亲终于被彻底地打入了深渊。她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一次，在经历了数天的折磨后，一群造反派把她拖往地下道。母亲知道进了那里必死无疑，已经伤痕累累的她挣扎着大喊大叫坚决反抗，最终被另一派的人劫了下来，几天后一个副校长就死在那个地下道里……母亲又一次逃离死亡，而且这一次比此前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凶险和无助，几乎所有的熟人都认定她凶多吉少，并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到学校去工作，待在机关里至少不至于被打死，但母亲最终却以她的冷静勇敢和坚强挺了过来。当放回来的母亲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样子。头发脱落了，人又瘦又小，几乎一阵风都能被吹倒。长大了的我敬佩她的临危不惧和顽强，更感叹在一切过去之后，母亲仍旧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