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位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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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父母单位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从我之后，单位里才开始有其它的孩子陆陆续续考上大学，父母为此觉得我给他们的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一九八五年，我从一所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学校教书，从此以后，每天过的日子就是上班挣钱，挣钱吃饭，吃饱饭再去上班。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后，想不到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的生活轨迹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一九九二年，我在对佛法并不是很了解，只是出于想摆脱单调生活的愿望、给贫乏的人生找一个信仰当依靠的情况下，皈依了驻锡在离我家很近的成都昭觉寺里的清定大和尚。皈依时，清定上师给我取了法名叫智明，并在大雄宝殿里，亲自领着我们念皈依文。新皈依的和过去皈依过的人合在一起，大概有好几百。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穿着大红色的呢子上衣，上师就坐在离我不远的法座上。整个皈依过程中，他老人家一直都在冲我们笑，笑得如此真诚而灿烂。我被这笑深深地打动了，觉得他真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没过多久，有一天我又到昭觉寺闲逛，刚好看到上师在大雄宝殿外面的空地上，正非常虔诚地对殿里的三尊佛像顶礼。那种无比的虔诚又一次深深打动了我。我想，像他那样过去在军队中做过少将的高级将领，都这样虔诚地礼拜佛像，看来这佛像恐怕不会是简单的泥坯塑金的几尊偶像，这里面一定大有名堂。可惜当时尽管感动了半天，但还是没能真正发心去精进修行。
又有一次，我来到了成都文殊院，看到最里面一间殿堂的右边挂着一幅字画，那字里表达的意思是：人生皆苦海。这在我内心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看来寺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居然在讲有关人生的问题。
刚好我的邻居也是个学佛的，他还参加了文殊院的“青年佛学会”。学会的学员每周都有几个晚上组织听课，而且还经常到外地去参拜高僧大德。邻居把从佛学会借得的《观世音菩萨传》拿给我看，没想到我一看便看得眼泪直流。他又借来《释迦牟尼佛的故事》等录像带，以加深我对佛法的理解。随后我自己又看了《米拉日巴传》，也是边看边流泪。他的遭遇与苦行的经过，让我内心对他，也对藏传佛教生起了无比的敬仰。这时文殊院又组织他们去了西藏，参加一位嘎玛巴大活佛的坐床仪式。回来时，邻居把这位大活佛亲自加持过的、写有藏文六字大明咒的金属手镯给我带回了一个，于是我就把这个手镯天天戴在手上。
就这样，在各种因缘的交汇冲撞下，大概过了三个月的样子，有一天，在我内心深处终于生起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开始真正修行了！马上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昭觉寺找到清定上师，请他给我传“加行法”。得到传承后，我立即开始了五加行的修持，结果在刚刚开始磕大头时，我就得到了他的大力加持。现在想来，如果没有他当初的护佑，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加行修完的。从对治我的嗔恨心到矫正我的邪见；从帮助我树立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到培养我初步养成视众生如父母的大悲心，可以说，我的整个修行过程，都是他老人家一步一步扶着走过来的。如果上师对我们众生的恩德可以用言词来形容的话，那么整个虚空也容纳不下他对我们的福泽。生生世世，我都报答不了上师对我的恩情，唯有像上师一样发大菩提心、誓愿度尽法界一切众生，方才能告慰上师殷殷深情。
修行每天都在进行。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在念经中我渐渐地感受到了快乐，心也开始体验到一份以前从未领受过的宁静。手不断地在拨动着念珠，口里不断地念诵着咒语，心里似乎便有了一种已离开了尘世的喧嚣与嘈杂的平和的快乐。这时我不再觉得念经是件苦差事，它已完全变成了一种享受。
也就是在修行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时，违缘也就开始不断地向我袭来。不过我已不再像原先那般害怕、诅咒违缘了，因为我明白，该我承受的，我必须承受，更何况这时我心里还多了另一种依靠，那就是念经。既然在念经中能找到快乐，那我又何必去留意外在的幸与不幸呢？即就是天大的事情发生了，我也有念经这根柱子支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全天候地想着念经，念经成了我唯一的快乐。
不过此时的我，还是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经论，所以对修行的次第以及甚深的中观见都不了解，而这些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又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啊。正当我想迈步深入经藏时，一件人天同悲的事情却赶在了我的计划之先，没有任何预警地发生了——一九九九年，对我恩深无比的上师示现圆寂了。噩耗传来，我急忙赶到昭觉寺，却只能看见上师已被安放在水晶棺里的遗体。坐在他老人家的遗体旁，透过水晶棺，我能清楚地看见那熟悉而又安详的面容。尽管当时我早已是泪流满面，但还是与僧众一起在藏经楼忍悲含痛专修了“上师无上供养法”。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发愿：从今往后，我坚决不说上师不愿意我说的话；坚决不做上师不愿意我做的事；坚决不想上师不愿意我想的事。否则，就太对不起清定大和尚对我们大家的再造之恩了。
第一个皈依师的圆寂让我难过了很久，也让我清醒了许多：再这么晃晃悠悠地修下去，恐怕这一生就将在大大咧咧中蹉跎过去了。没有哪个上师、没有哪个法是专为我而准备着的！自己不去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又如何能打破生死关？无常是不会为我一个人大开绿灯的，一定要起而精进了！后来，当我听闻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大名后，没有丝毫的犹豫与懈怠，揣着几百块钱我就直奔学院而来了。因为在无常的催逼下，我已越来越感受到尽快闻法、尽快获取了生脱死的把握的重要性与紧迫感。
一到这里，我就发现学院闻思修的风气相当浓厚，上师们也反复强调“修”必须要以“闻”、“思”为基础，这样才不会走错路。在学院中，我的闻思主要靠听课，修主要是靠参加法会。各位上师每天都给我们上课，他们的课都讲得很精彩。尽管有些内容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心里却总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甚至只要见到堪布们精神抖擞地坐上法座，我心里就高兴；只要能听到法王的声音，我心里就快活。而在学院中参加法会，更是对我的一种强化训练。没到学院之前，自认为自己念经已很精进了，每天不看电视、不唱歌、不跳舞，只要一有时间就开始念经。但在参加了学院的一个法会后，我才发觉，自己的“精进”离真正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我在学院参加的第一个法会是在藏历新年前后召开的“持明法会”。那时候，藏地凛冽的寒风刺人肌骨，但七千多人都在大经堂的各层楼上席地而坐，绝对不能呆在家里一边烤火一边念咒。法会从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方才结束，前后持续十五天之久，所有参加法会的人，都要在这期间内念够至少五万遍观音九本尊心咒。法会期间，早、中、晚都有人送奶茶，以保证每个人都能静心持咒。一天要这样不间断地念上十多个小时，以致每次念完，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个法会后，以后再遇到一天要念十几个小时咒的情况，我都能顺利完成，再也没有当初那种要死要活的感觉。这种专一持咒的修行，我想一定会对我以后修禅定时的“止观双运”有很大帮助。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但我却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双福”。在来学院接触宁玛巴的大法之前，我恰好还遇到了一位格鲁巴的格西。如果说在喇荣，我找到了人生最终的归宿与修行最终的旨归的话，那么从那位格西那里，我则把格鲁巴严格的修行次第与缜密的闻思风格初步了然于心。记得他当时指示我要先看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按照他的指示，我反复阅读了此书，结果一直困扰我的修行次第问题，这次总算圆满解决了。同时我也知道了怎样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了怎样以对治自己的烦恼来净化内心；还知道了轮回是怎样产生的，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断除，以得到永恒的快乐……后来我又看了宗喀巴大师对中观的讲解以及阿底峡尊者写的《入二谛》，这时我才算多少了解了一些中观思想。上师又传了我由宗喀巴大师宣讲的，完全是为修行人准备的讲述如何严守戒律、尊重上师、与金刚道友和睦共处的法门；还传了我如何修出离心、菩提心及空性正见的《三主要道论》，并要求我每天必须念诵。这样行持的结果便是：我的内心越来越平静，即使遇到困难、复杂、不顺利的事情，我也能静心对待。这时的我，才真正体会到佛法的伟大。
不论是在那位格鲁巴的格西那里，还是在佛学院，我所接受的佛法熏陶都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确实能为我们带来许多现代化的享受。但是现代化的设备，不论是彩电、空调、电脑，还是宇宙飞船、人造卫星等，都不能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爱憎离愁的烦恼；无论什么样的主义、论调，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们日日必须面对的这些苦恼。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有至高无上的佛陀，是他为我们指出了彻底解决这些困惑的唯一正确方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们最终消灭痛苦、获得快乐。不信你去试试看，看黑格尔、康德、萨特、罗兰·巴特……，这些人哪一个能让你生死无惧！
茫茫人海中，人们都在寻找快乐。但为什么凡夫以寻求快乐为目的，而结果往往找到的都是苦呢？要真正断除苦的根源，得到永恒的快乐，除了学佛，别无它途。可能你的心里会抗拒这个观点，那就让事实来裁判吧，只是千万别用你的一生来做赌注！我始终觉得聪明人的智慧就在于能尽早迷途知返。
当智明讲完的时候，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屋檐下开始滴落象白色水晶念珠一样的颗颗甘露，东台的山顶上重又现出了太阳的圆圆面庞。她放射的暖融融的光明悄悄融入我心，照得我心里亮堂堂的。
推开窗户，猛吸几口清新而又略带寒冷的空气，再放眼远眺，白皑皑的银装素裹的世界在阳光下直刺眼目。过不了几个时辰，这雪就会全部消融的，那时，大地又将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历 程
初识彭拉是在九三年。而这之后的八年多的接触，让我感触最深、也是对她最赞叹的一点，便是她在自皈依起直至出家前这一段时间，几乎每个周六都要组织一批男女信众在成都放生。在当今这个经济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一般人自不必遑论，就是佛教徒当中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她这种程度、地步？这么些年来，不知多少生命经她之手而获解脱。
因而我对她的了解和信任也与日俱增。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刚放生回来在她家中稍作休息。当时天很闷热，彭拉善意地打开了空调。于是在一阵阵凉风当中，我随意地问起了她的学佛经过。因为我记得她曾偶尔向我稍稍吐露过，她以前是不信佛的。所以，我对这位目前非常积极的学佛分子的过去也就产生了了解的兴趣。
我成长于五十年代，家庭背景既非巨贾富豪，亦非达官显贵。但因父亲乃习武行医之人，又在某个省级单位工作，故而收入也还可观。父母对我们几个子女倾注了全部的爱，以至我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甜水中渐渐长大，于同龄人中颇有点大哥大姐般的自豪感。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无情的烈火会将我们家毫不留情地全部焚毁。父母积蓄多年的资产转眼成空，不仅如此，祸不单行的是，我那年仅十岁的大姐又突患恶疾，终因医治无效而丧生。就连我们家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也因银行宣布倒闭而如石沉大海……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使我们陷入了山穷水尽、困顿窘迫的境地。昔日宾客满门，不请自来；而今却形同陌路人，唯恐回避不及，真是应验了“人情似纸张张薄”那句古话。父母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精神几近崩溃。父亲曾感慨地说道：“凡事靠自己，万事不求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样的激励教育下，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发愤学习。
六三至七六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动荡年代，我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可能是前世的宿缘赋予了我一个聪慧的头脑，使我对任何一门学科都能轻车路熟般地掌握。并由于品学兼优的缘故，我还被连续任命为校学生代表、红卫兵总勤委员，以及市学生会委员。记得刚上小学时，我就向往着将来能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要干一番大事业，为人类作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异，再加上“仕途”顺利，这一切更激发了我的理想烈焰。学生时代总是美好而令人难忘的，同窗好友欢聚一堂，各抒己见，互相交流，共同砥砺。此时的我，内心每每都会生起一种强烈的愿望：读大学，出国深造，作一名卓越的物理学家，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让我生不逢时地处于那个特殊年代——学生无论成绩多好，也不能直接考大学。直到恢复高考后，我才一举考入四川师大化学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成都市一所中学任教，由于我对教育工作非常投入，故而仅三年的时间，教学工作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一九八七年，我所负责的毕业班，90％的学生都考上了中专、中师、幼师、重点高中，优秀教师的称号可算是名副其实了。
然而我却不甘心一辈子仅做一名教师，尽管中学时代的宏图大志已不可能实现了，但就算鞠躬尽瘁一生，最后获得了教师界的最高荣誉“特级教师”，这也远远不能抚平我心中理想的失落。因为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人们的目光又一致向钱看，于是我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我毅然决定下海经商。尽管并没有放弃教育工作，但工作态度、质量肯定大不如前。为人师表而未尽心尽职，这让我对于自己后期的教育工作至今仍深感内疚，总觉得愧对学生。
被金钱磁力深深吸引的我，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在商界崭露头角：从小型经营、涉足运输行业，再到承包工程、添置私车，最后还飞到北京，成功地开办了一家公司。当然在这风风火火的创业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纠缠不清之事。
也许是我目光太短浅的缘故，在正式开始发展商品经济的八十年代，我竟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钱，而我并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在我看来，挣钱就是为了享受，于是我又开始热心于如何花钱。很快，我便按自己的心愿，于峨眉电影制片厂附近建筑了一幢三层楼的别墅。不动产添置完毕，我又向“动产”领域开拓奋进。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开朗，爱好也特别广泛，尤其对旅游和摄影更是情有独钟，很自然地我便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此期间，我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并游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风景、名胜，巴山蜀水更是不在话下，就连人迹罕至的藏区也涉足前行。当时的我没有任何信仰，是个十足的无神论者。见到藏族同胞简单、原始而贫苦的生活，自己则以幸运儿的姿态报以同情和怜悯。对于西藏这块神圣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