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位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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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怕死”，巴丹赤诚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记得小时候看过奥立佛演的《王子复仇记》后，就整夜整夜把父亲用来健身的太极剑横放胸口，害怕死亡的魂灵会乘我昏睡之际夺去我的生命。那时尽管很小，但也许由于早熟的缘故吧，我已经对自己的稚嫩身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留恋，总是想探寻个究竟，我倒底从哪里来的？我会不会永生不死？邻居家人死时的僵尸影像总像一道巨大的恐怖阴影，久久笼罩在心头。因而我很小时便习惯于一个人捧着大部头的著作，坐在门前的柳荫下废寝忘食地囫囵吞枣般阅读，妄图从书中找到答案。因为我小时候头特别大，脖子又特别细，故而直到现在，老街坊邻居见到我，还不免咋呼一番：‘哟，这不是张家那个大头娃吗？你的脖子还没折断啊！’十岁之前，我就把《红楼梦》看了好几遍，其实什么也不懂，但依照陪着贾宝玉、林黛玉落了不知多少‘感伤’的泪。”
听到这我也笑了，“落了那么多冤枉泪，到底明白了没有？”
“肯定不会有个答案的。不过这种对生命的幼稚体悟，却激发起往后的我越来越自觉地思索人生的真义所在。我上大学时候的八七年，正是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地涌向中国内陆达到最高峰的一个年头。那时的我，也如同大多数盲目而热情的莘莘学子一样，饥不择食地吞食着这些或新鲜或陈旧、或充满真知灼见或良莠不齐的西方论典。那种感觉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我往往一次又一次从一个个兴奋的顶点跌入一个个深不见底的深渊，经常是在一种流派或观点里面发现让我心动的答案，但这种答案在另一流派或论典里面又被证明为一钱不值。我先是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一阵子又狂热地爱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过不了多久，结构主义符号学又占据了我的脑海……但探究愈多，迷惑愈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流派、思想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命的本质、去来；时空的实义；宇宙的实相问题。特别是自小就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关于生命的意义所在及生死究竟。
八九年后，我又把目光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依然得不出个所以然。倒是对小时候不理解的《论语》中的一句话，有了更深的体味。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及至年岁渐增以后，我才领悟出这句话的真义——如果一天得不到生命的‘道’，那么这一天的生存又有何益？
但是直到九八年之前，我一直没有把佛法放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我想我与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小我们就接受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宗教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我们便想当然地把佛教天然地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再加上每次经过寺庙门口，看到里面的经忏、水陆道场；没牙的老头、老太婆；香烟缭绕之处，算命看相的也掺杂其中，便更坚定了这一认识。现在想来，这真是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当时我根本不懂得即就是对佛像双手合十，都会有无量功德的道理。我们有谁去打开一本佛教经论，特别是有关般若空性方面的论典，放下成见去认真研读一番呢？这种现象的最为可笑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斥佛教为麻痹工具、为封建迷信的知识分子，可能正好跟九八年之前的我一样，从未接触过一本真正的原始佛典，仅凭感官印象及教科书的主流话语就认定了佛教的本质。
九二年我第一次去五台山玩的时候，恰逢一座寺庙的佛像贴金。当看到许多人正为一尊尊土制的坏胎上色、装饰时，我就满含讥讽地对身边正顶礼膜拜的同伴正色说道：难怪基督教骂你们佛教是偶像崇拜，一点儿不假！瞅瞅你们，给一尊尊土堆叩个什么头呀？！愚味！
现在想来，真正愚昧的其实是我！造了如此大的罪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忏净。九八年的一个春天下午，我终于平生头一次打开了一本佛经，不看则已，看罢感慨万千！自己孜孜以求的全部生命及宇宙答案竟全在里面！我第一次发现世间上居然存在着一种不离世间又超世间的大智慧。特别令我惊叹、信服、推崇备至的是：第一次，我在所有的西方理论体系中发现了它们所根本不具备的一条致命缺欠，而这恰恰是佛法的耀目之处，那就是般若空性及显空不二！没有任何一位古代、中世纪、现当代的西方哲人揭示过这条真理。如果说缘起法在一些西方智者的理论框架中已初具雏形的话，特别是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已非常接近缘起法则，但缘起因而是空的观念，更进一步，空因而缘起，乃至显空不二的观点，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迄今，没有一人涉足这一领域。我想当黑格尔如果知道万法唯空的道理后，他的‘绝对理念’又能在哪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而结构主义符号学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能指’、‘所指’符号语言体系，又将在佛法的‘能所双亡’中‘无有二取’！
再来看看东方的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子一生最伟大的梦想，在他以‘仁’为本的人生、政治理念指导下，这位先哲一直标榜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伦道德规范。这毫无疑问会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建构带来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总是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语背后，感到一种无法洞悉生存本质、心物关系的遗憾。而且在实用主义哲学本来就很浓厚的中国大地上，他的宏伟伦理道德的大厦将因之而很难建起！我们的民族性中本来就缺乏高瞻远瞩的品性，又没有三世因果的长远时空观规范，因而大多数中国人很快就将孔子的伟大理想庸俗化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只有佛陀的智慧！只有佛法！一方面是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一方面是森罗万象的妙有三千！一方面是无为之治，一方面是有为精进！一方面是破除一切实执，一方面是不废弃一切名言安立！有哪一种理论及实践体系达过到如此和谐的高度？
而那本重新赋予我智慧生命的法本就是《金刚经》。
从此我就踏上了寻求无上正等正觉的不归路。苦也罢，乐也罢，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因为选择在我，此生求索不停，乃至生生不息！”
巴丹赤诚讲到这里，心绪似难以平静，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明亮的双眸里闪烁着年青人特有的率直、无畏的光芒。
“那你从事的电影研究、创作、教学与你的学佛有什么互动关系吗？就我个人而言，我到喇荣已近二十年了，几乎从未看过电影。从上小学开始，到中学、师范期间，我看过的电影大概只有两部吧。我总感觉电影是在一种虚幻的光影背后，力图把握住生活的真实。但能否达到真实，那就得另当别论了。况且我也有所耳闻，在演艺圈子里，这是一个可以牟取巨大名利的职业，你的选择恐怕让很多人费解吧。”
“上师，的确如您所说，几乎所有的编导都希望在银幕的二维空间假象之中，创造或演绎生活的真谛。接触佛教之后，回过头再看我所从事的电影工作，就像完全换了一个角度。以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佛法赋予了我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佛法的智慧让我得以跳出‘此山’，以俯视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影像背后的世界。
在所有电影人的心目中，都矗立着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那就是前苏联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的作品。我永远都记得在他的杰作《安德烈·鲁勃寥夫》中，开场的这么一组镜头：一个流浪者抓住热气球的绳子缓缓飞升，当气球掠过广褒的俄罗斯原野时，他的眼神充满了惊奇与疑惑。不过，最终他还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悄无声息地死去。这个镜头简直就是塔尔科夫斯基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他那么眷恋俄罗斯的土地，但这块土地上的灾难又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他总想超越这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沉重的现实又总是一次次地折断他期冀起飞的双翼。他想超脱，但又总是深坠深渊，就犹如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在世间社会所能提供的所有解决矛盾、解脱痛苦的方案中，无一能自圆其说，超越世间本身这一怪圈。所以塔尔科夫斯基站在世间的立场、处身局面之内，试图突出局限之域，就只能是越思索越痛苦，越痛苦越思索，但却永远也突破不了这自设的围城。
而且，我将永远记住塔尔科夫斯基干下的这一桩事实：在拍摄这一痛苦的反思历史苦难、揭示阴郁的历史实质的影片时，塔尔科夫斯基为剧情的需要，竟然将一头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痛苦的塔尔科夫斯基带着他对这个社会、对整个人类历史未解的困惑与悲观的预见，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永不瞑目地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现在他的灵魂沦落在六道中的哪一道里？”
巴丹赤诚讲到这里时渐渐停住了，似乎陷入了沉思。我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泪光。我理解他的感情，也许他正为自己曾经热爱过的大师扼腕叹息吧！透过窗棂打进来的夕阳光线，在我们的沉寂当中悄悄抹去了它最后的光芒，夜降临了。我打开灯，泡上一杯茶后，巴丹又接着说了下去：
“还有基耶思洛夫斯基，他是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导演之一，也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他一生都禀承人道主义的光辉理想，但人道主义在以人为本的同时，客观存在的局限于人本身之中的缺点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了出来。以人为本，关注人、悲悯人、认同人，但就是无法超越人本身！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如造物主一般的万能上帝，以优越的视线俯视他的子民，而是指人类能突破自己的局限，站得高，望得远，能纵览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找到突围之路。这种超越自身的能力，在未接触佛法之前，我几乎绝望地认定，人类是不可能拥有的。只有在打开佛法的一扇窗口之后，微微透进来的些许‘人无我’、‘法无我’的光明，才让我看透所有烦恼痛苦的本质，那就是我执。而基耶思洛夫斯基则依然故我，还在狭窄而痛苦的人道主义圈子里打转转。我记得在基耶思洛夫斯基的《蓝色》、《白色》、《红色》三部曲里，始终贯穿了人类的救赎主题。《蓝色》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丧失了丈夫的孤独而脆弱的女人。她不仅要拯救丈夫未完成的乐曲，更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白色》写了一个患有生理障碍的丈夫，如何以扭曲、痛苦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挽回倾颓的苍白爱情。《红色》写了一个姑娘如何让一个窃听成瘾的老教授重新拾回自尊自爱的过程。三部曲里面的人物，几乎各个千疮百孔，从灵魂到肉体无一例外的都是伤痕累累。但与塔尔科夫斯基一样，基耶斯洛夫斯基永远也不放弃拯救人类的可能性探索。与塔尔科夫斯基相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多了一些亮色，在《红色》中，所有在《蓝色》、《白色》中出现过的主人公又在一艘沉船中相遇。不过，这一次他们全都被拯救上岸。以此方式，基耶斯洛夫斯基完成了自己对人类社会乃至未来的想象式人道主义救赎。
但我却总觉得这抹人道主义的光芒来得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牵强。”
“我曾看过这个三部曲的一些文字资料”，我打断了巴丹赤诚的叙述，“我也感到呈现在你所说的这位导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似乎总在悲观与希望之间摇摆不定。”
“其实从十九世纪中叶波德莱尔写出《恶之花》开始，人类的审美经验就开始遭遇颠覆。光明的理想主义渐渐退去，一个物化的，因而也是异化的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渐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中。面对一个距离人的本性越来越远的疏离世界，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都感到心在滴血、灵魂在痛苦地找寻出路。但路在何方？
九四年时，基耶洛夫斯基宣布退出影坛，原因看似很简单：那就是电影除了给他的个人生活添加痛苦外，对于现存的一切丝毫也带不来任何实质性的改观。
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在一道找不到出路的迷墙里面，除了自我安慰，乃至自我欺骗，或者声嘶力竭的呐喊、颓废的自我放逐之外，痛苦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宣泄？而这位现当代的电影大师也于九六年离开了我们。不知他的轮回之旅能否有阳光为之照亮。
所以，我庆幸我碰到了佛法！”
我相信巴丹赤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态度绝对是真诚的。的确，有哪一种理论或职业或方法能让我们了生脱死呢？又有哪一种生存方式能让我们摆脱痛苦呢？
“明白了这一点，我对电影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淡了，更何况现在的电影行业真的是一个可以把人的欲望调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一个行业，它已远远背离了塔尔科夫斯基们的探寻电影背后的真实这一初衷。大师们以之为认知生活真相的手段尚且以痛苦而告终；庸俗电影人把它堕落为博取名利的娼妇后，难道我还要趋之若鹜吗？以一个普通的编剧为例，一集电视剧的稿酬大约在八千元左右，有些快手两天便可以完成一集，名编剧的价码则更高。而名导演、名演员的报酬那就更是天文数字般的暴利了。不过，我总在想，我这一生难道也要用来投入到这种永无休止的纸币的赌博中吗？
有一段时间因为要作一个电影栏目，经常要去采访一些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想起有些演员为了争夺导演的注意力而在镜头前做出的种种搔首弄姿状，我就替他们感到可怜。有时与那些所谓的超级名导、名演员谈不上两句话，你马上就能洞穿坐在你面前的这位衣冠楚楚之人，真的犹如‘沐猴而冠’，一肚子草包与糟糠；还有的简直就像一团肉欲之球，横身躺在你面前。而我从九九年以后，已四次奔赴喇荣了。就像一个已看到真理之光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再退回黑暗呢？否则就真的枉活一世、白受人身了。
我的前辈电影大师们，也许是因缘不具足的缘故，他们没能接触佛法，没能从光影中走出一条通向解脱之道。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贩夫走卒们的如猪狗一般的苟且生活又怎能使我违心俯就？生起了坚定的出离心后，没有丝毫犹豫，我就选择了出家修行这条在我看来实乃最光明的终极解脱之道”
巴丹赤诚以斩钉截铁的口气结束了他的讲述。
巴丹赤诚回去了，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仰望星空，那颗极亮的金星又衬着月亮出现了。朝曰启明，暮曰金星，她的亮度足以驱遣黑暗的无明。
我又想起唐太宗李世民有言道：学佛非帝王将相所能为，非才子佳人所能为。出家需大智慧、大勇气。于是一边回味巴丹赤诚刚才所讲的话，一边在心里为他真诚祝福：真希望他能具有并保持这种智慧、勇气，以此之光照亮他前行的路程，一直到清净光明的彼岸。
迷茫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等等这些专有名词，在社会学、文学思潮等领域内都有它们特定的涵义，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用“迷茫”来形容学佛之前的梦云，以及她的那帮同样在热闹的红尘中，痛苦摸索人生真谛的伙伴们的精神状态，倒是非常贴切。认识这个女孩大约有近十年了吧，最初那一阵子，她好像才上初中。一个小姑娘，瞪着忽闪忽闪的眼睛，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