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陌生人+许知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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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2008年5月16日的下午，我又来了。
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身穿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大意是，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18岁的女儿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他们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迎面的风吹来时，她的眼睛眯起来。
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前走。最终，我们抵达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这里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4天前，它还是一座六七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5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邦邦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设计》、《思想品德》、《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戴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
距离地震已超过96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太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我又碰到了那对夫妇，他们也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地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
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4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中，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地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沿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地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地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块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出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篮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我于2007年8月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过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
三
自从2008年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经验收集者〃…看，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在现场。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
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
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的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5月15日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面对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地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看起来希望不大；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地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地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环境有关。
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对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在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样的表情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的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在北川中学念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在那里安静地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
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的受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被称做诗的话…被一遍遍地朗诵。
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里，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时出现。
那时，我在北京城东边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来自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地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地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
三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 …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感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在5月19日到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地看到，这些人类的悲剧以及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地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俗、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地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不断重复地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于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对于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2008年5月19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它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地面对自身是最初的原因。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她的3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10年后（或许只要1年后），人们想要更多地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映，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或经常忘记了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