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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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几位文友中除杨紫江外，廖清秀都已晤面，诸文友共有的特征是外表柔而内心刚，许多见解与世人是那么的不同，所做的行为像社会的叛逆儿，对世俗是那么的不妥协、那么的倔强，但大家都是心地善良而富于正义感的人。见到钟理和，自然也没有让廖清秀失望。
此次南下，廖清秀本存有安慰并鼓励钟理和的念头，然而他发现被安慰和鼓励的反倒是自己。在处世上，钟理和说，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只管做下去，不必理睬其余一切。写作上，两人的看法也较为接近，即认为要不断地写，但不必斤斤计较于发表，也不必为稿费而勉强写，作品的发表尤其要慎重。钟理和劝廖清秀慢慢地写，不必着急，而且他们这班人是属于所谓“过渡时期的作家”，如果能对优秀的后人有什么帮助，自己的使命也算达成了。
11月15日那天，两人要分手了，却感到实在还有许多话要说。因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廖清秀还是单身，钟理和还再三叮嘱他对女性要采取主动，不要等她们主动任何；对任何人都可以不低头，独对小姐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廖清秀在高雄另有要事，便忍痛分别了，还相约明年同到台湾东部去。
廖清秀回来后将会晤钟理和的情形讲给梅逊听，说钟理和身体虽然衰弱，但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忧苦，心情很旷达，好像修行得道的老僧一样，曾经从大风浪中经历过来的人，把一切世事都看淡了。梅逊却觉得，一个人之对世事“看淡”，只是他受了重大刺激，悲哀到了极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倘不看淡，即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
某一天，负责《文友通讯》的钟肇政发现，文友们情绪似乎有低落的迹象，于是给诸文友印发意见表征求大家意见。经反馈后发现，绝大多数文友仍对这份油印“刊物”持关心爱护的态度。《文友通讯》的优点是加深彼此认识，联络感情，鼓励创作，切磋砥砺；但它不能发表作品，甚至难以向出版物推介，其“存在意义毕竟是消极的”，因此大家的兴趣由热趋冷亦属在所难免。钟肇政甚至担心是否由于在轮阅中对有的文友的作品提出严苛刺激的意见而致。他在给钟理和的信中沉痛地说：“如果我们之中有了这种裂痕，就必须立即反躬自问，务必将不愉快的感情摔掉。我们的阵容是这么贫弱，为台湾文学的前途着想，实在不堪任何精诚团结以外的心理因素存在。至少目前我们必须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彼此关爱，以谋求发展的，否则台湾文学的建立，只有委诸下一代的人们，我们只好成为没出息的人们了。”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钟理和在信中给予了钟肇政以安慰，说：“一年来虽然兄以无比的热诚，不辞劳苦，不避万难，肩负起文友间的通讯工作，然而到头来却不能不发出呼吁，能无令人痛恨？我们既无刊物，若果连一个起码的通讯也维持不起，那就不免教人灰心了。这是我们惟一的园地，我不愿看它无声无息地就此结束。意见表中，四项下所列二点意见，系最起码的要求，若此也办不到，那就只好‘寿终正寝’了。至于第二点意见，是因顾虑文友中有一二自尊心特强的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不客气（可笑）的批评（我认为大有其人），而引起的彼此间感情的裂隙，故可以此补救。别人的作品，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不是吗？至若文友间自己愿意提出的作品，又当别论，因为这种人我是认为必有容人的肚量，经得起批评。对此种作品我们就可同样毫无顾忌的予以批评的（我相信这种批评才是最最善意的）。”钟理和：1958年2月24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5—26页。
尽管不少人各自心存《文友通讯》继续存在下去的良好愿望，但事实却不见佳，先是停止轮阅，后改为两月一次，渐成奄奄一息之势。1958年9月9日，钟肇政给诸位文友发出信函，正式宣告共发行十六期的《文友通讯》“今日寿终正寝“，其中不无悲壮之气：
在为“通讯”送葬之际，不似开什么“告别典礼”，让他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倒似乎较为恰如其分。
“通讯”虽没有了，但它在天之灵将永久为各位祝福，也将为未来的“台湾文学”祝福，但愿各位文友埋头努力，写，写，写，尽力地写，写出台湾人的心声，为“台湾文学”开出一朵璀璨的花！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
《文友通讯》停办后，文友们的书信往来依旧不断。这些战后台湾省籍第一代作家在艰困的环境中曾经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批评、互相切磋，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正是担负着建立台湾现代文学的使命。虽然其中有人后来辍笔不写或被历史所淹没，但他们曾表现出的毅力与奉献精神，促使台湾现代文学架构的迅速建立，其功不可没。
更让钟理和感到欣慰的是，女作家林海音当时编辑《联合报》的副刊，十分关注台湾作者创作的作品。钟理和在《文友通讯》上参加轮阅的作品，也得到了林海音的青睐。从1959年4月开始，钟理和将作品寄交钟肇政，由他代为投稿。于是，钟理和的小说、散文次第有发表的机会——虽然这仅仅是他作品中的一部分。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的有《钱的故事》、《苍蝇》、《做田》、《草坡上》、《挖石头的老人》、《初恋》、《安灶》、《还乡记》、《耳环》、《西北雨》、《柳荫》、《阿远》、《贫贱夫妻》、《登大武山记》、《复活》、《假黎婆》、《阁楼之冬》等；另外，还在《新生副刊》上发表了《奔逃》，在《自由青年》上发表了《菸楼》，在《晨光》杂志上发表了《杨纪宽病友》。这时的生活虽然困顿，但却是钟理和文学创作生涯中精神最感到快慰的时光。
钟理和1959年5月的一天收到钟肇政的来信，附有发表在《联合报》副刊上的散文《草坡上》剪报，此外，还有一张署名为陈永善的读者写的明信片。明信片发自淡水，烦请台北《联合报》副刊编辑转“五·一·《草坡上》作者钟理和先生”，上书：“在这样一个愉快的5月的早晨，看完您的大作之后的感觉就像煦煦太阳一般轻快而温暖的。祝贺您的成功。我经常注视着新的花朵，您该算是一朵精致的紫色罢。我已经找到了几许，等那些丑得叫人长毛的荆棘枯萎了，等这些花朵长满了文学的‘草坡上’，中国的文学不会再荒芜的，不会再寂寞的。祝贺您的成功，也请接受我的敬礼！”
读毕此信，不禁让钟理和徒生很多感触，几乎为此又一夜无眠。他想起了古时韩非子“和氏璧”的故事。卞和因得一块玉璞两足被刖，“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后来玉璞虽得慧眼赏识，因而“贞士之诳”之名得到洗刷，但被刖的两足毕竟不能还原了。玉璞而证之为“石”因属冤枉，必须为之洗白，给予应得身价，但假使初即未得玉璞则何有后来之诳之名及足之刖？和氏之得玉璞宁无悔心？当日，他即给读者陈永善发去了复信。
钟理和的复信也使陈永善非常兴奋，便再度致信钟理和。信中，陈永善先是解释了上次寄去明信片的缘由。那是读了《草坡上》后，禁不住一种美的愉悦，随手抓了一张明信片，写完了就在上课的途中投递了。陈永善还在信中说：“编辑们竟而宁可在六七年间刊登一些低能的作品，而无视于这样一篇佳作。在文坛上搞圈子的文界官僚不肖去论它，就是仿佛水准和气息都要高一些的联副也免不了遗珠的。这使人感觉到，做一个编辑真应该战战兢兢了，因为自从文学从富有贵族阶级的资助和赞助下独立以来，报章杂志便承受了向世人保举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责任。它因而直接对作家的天才，整个的历史，文学负有责任的。所以您这六七年来的奋斗，除了说明我们的编辑人、‘出版家’（如果我们也有出版家的话）的不完全（外国的出版家除了金钱的打算以外，似乎有相当的智识修养。日本的岩波的出书使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之外，更证明了您的作品是经得起试炼的。只要这个世人尚有人有心寻求美，那么伟大艺术终竟是会发芽，挣扎着生长的。由此我对您的才华和奋斗深致敬意。这也给我这后生小子一个极大的鼓励。”最后，信中说：“我，一个文学的营养不良患者，渴切地盼望您的更多大的钻石。晶亮的。”
陈永善当时是一名二十二岁的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学生，酷爱文学。他于当年即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面摊》，之后创作势头一发不可收，先后发表数十篇长短篇小说。其创作中体现出的“建立民族风格，勇敢反映现实，为民众服务，推动历史前进”的创作方向，使他最终成为台湾当代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不过其显赫的文名用的却是他十岁时即夭亡的双胞胎哥哥的名字——陈映真。
然而这时的钟理和健康每况愈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阵冷风，过劳，一场小感冒，失眠……就足够我躺下来。于是我必须尽量避免劳动，避免执笔，避免感情冲动——除开还看一点书只有安静、安静——然而人毕竟还活着，头脑依旧清醒。这就苦了。这是活受罪。家庭、生活、事业，在身边周围转着，但我必须闭着眼睛不管！”钟理和：1958年9月18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0页。家中已有长子铁民、长女铁英（1951年7月生）、三子铁钧（1956年5月生）和次女铁华（1958年7月生）几个孩子，生活负担加重，难得发表一篇作品且稿费少，只有抱病工作。虽然那时已有特效药，却未能长期服用，在自家医疗也断断续续。直到1958年底在体力不支、旧病又有复发迹象的情况下才辞去土地代书的工作。钟理和想到通过养鸡改善家庭经济。他计划在雨秋过后的八九月间开始先养五十只，然后渐次增加，最高目标到四五百只，如果办得顺利，则生活可能会安定一点，也无须为每日吃饭问题焦心了，亦可真正静下心来写作。这事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并且寄予很大的希望，几乎是“背水一战”。因缺少资金，饲养蛋鸡不成规模，效益不大，以后则饲料价格猛涨，而鸡蛋价格仍在原样，不但无利可图，反而有了蚀本之忧。养鸡的计划没有成功，钟理和只有拼着生命赶稿，但写作速度却大大减缓了。上午写作两小时，在晚上就寝前必须把脑筋里所有思想统统出清洗净，使心保持平静清净，否则躺在床上，一切杂念、一切幻像便会不招而至，直到天亮，次日一定是昏昏懵懵。这种状况对钟理和的写作带来了不良影响。钟理和曾检讨自己的某些作品结构松散，并认为这可能与自己写作的迟慢有关，他说：“套用古人的说法，我以为长篇主骨，短篇主气，故短篇宜一气呵成，若稍松懈，便难收紧凑谨严之效了。我一日只写数百字，情思灵感何得保持一贯？保持统一？但我限于体力，又不能把自定每日二至三小时的工作时间拉长。这中间的缺陷，我实在不知有何方法可以弥补！”钟理和：1960年1月15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82页。钟理和在1959年的日记中几次记录下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冒，消化器官亦不行，胆石有再起之势。停止执笔。”（5月12日）“血痰。再停止执笔。”（5月26日）“夜，小量咯血，此为第二次。”（6月21日）偶尔照镜，只见到一副消瘦和衰老的容貌，真可说是一层皮包一把骨了。钟理和忽然想到了死。过去的誓言犹在耳畔：“钟摆是永远没有停止的，因为更安全、更合理、更舒适的生活总是在现在的后边。人类的灵魂便这样永远追求下去。等到他已舍弃了追求的欲望或者终止了他的追求，他便死去。于是钟摆停摆。”钟理和：1957年5月7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21页。
钟理和心里仍然不愿放弃他的追求，然而苍天还会假予他更多的时间吗？
第六章 农事歌——钟理和后期作品评析（一）
钟理和病后的岁月完全融入了农村的生活，这也促使他更深一层地关心、了解农民生活。虽然家计基本上由妻子钟台妹耕作维系，但只要身体稍愈，便也下田做活。钟理和的人格智慧使过去排斥他的人渐渐接纳他，尊敬他。附近农友在农闲时节或夏日夜晚，都喜欢到他家聊天喝茶，谈论生活，研究农事，听取他的意见。有一阵为记录山歌的歌词曲谱，引起他们的歌兴，邻居们自备胡琴，每天晚上又拉又唱，俨然像一个小型采茶班。钟理和曾向他们学习制作胡琴，也学习编制竹器具。农民们乐天知命，刻苦坚毅，勇敢快乐地面对生活，决不卸责依赖或投机取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尽责认份地为生活认真拼搏，虽不敢奢求明天能有好享受，但相信“懒人无懒土”，总以为流汗耕耘后大地会回报你的努力。这些都让钟理和感受到人们为生活奋斗时的庄严，虽然那些农民都是寻常人物，却展现出可敬的行为。同时，台湾戒严的社会不容议论时政，众人之事也不容庶民关切，更不容批判建言。钟理和的兄弟好友相继因政治案件被杀害，这让他谨言慎行。加之长年的病痛折磨，以及物质生活的贫乏，作品中再也找不到以往那些对社会的不平以及家庭中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强烈的反抗精神与批判色彩，更少见愤恨至极的嬉笑怒骂，风格转为沉郁凄苦。少年时代的理想抱负离他越来越远，但他也认识到，追求理想社会，靠文学强烈责求批判实际上没有太大作用，也许那些含辛茹苦、顽强奋斗的农民才应该是文学所要表现的。如此的体认，使钟理和在后期创作中把笔锋转向农村，多以美浓这个闭塞的客家山村为背景，始终如一地用简淡从容的笔调描写台湾农村的兴衰起落、农民的挣扎奋斗，以及他们的愿望、理想、爱情和纯朴的心灵，亦不回避存在于农民中的保守、落后的思想和社会的陋习等，在淡淡的哀愁抑郁中蕴含着更细腻深刻的人性观察与温厚朴实的生命特质，显示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必需的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也因此，有台湾评论者认为他“写出农民的心声”，“是战后台湾农民文学的巨擘”，“把钟理和的每篇作品的场景连接起来，不难看出近五十年来部分亚洲地区及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貌”。
从历史上来看，光复后的台湾农村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百分之五十六的耕地归地主所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土地归国民党政权所有，加上战乱，农民生活十分艰苦。1949年至1953年间，迁台后的国民党政权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土改”。先是“三七五减租”（将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降低到不得超过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后是“公地放领”（将当局所控制的土地以分期偿还的办法出售给农民）和“耕者有其田”（当局以债券和股票补偿办法征购地主土地，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