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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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控制的土地以分期偿还的办法出售给农民）和“耕者有其田”（当局以债券和股票补偿办法征购地主土地，然后转售给现耕农民），瓦解了封建经济，使小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这对促进农业的发展及以后实现工业化无疑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钟理和后期主要生活在50年代，当时“土改”并未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小自耕农抵抗自然灾害的力量薄弱，愚昧的意识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笔下的农村仍然是贫困、落后，甚至带有愚昧的。
钟理和光复后重回离别数年的故里，牵动了他日暮乡关的满腔愁肠。他以悲天悯人的深沉眼光，谛视着那片经过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而变得凋零破败的乡土，写出了一曲曲悲凉忧郁的乡土歌谣，这就是总题为《故乡》的系列小说《竹头庄》、《山火》、《阿煌叔》和《亲家与山歌》。钟理和在该作的后记中写道：
作者于三十五年春返台。当时台湾在久战之后，元气尽丧。加之，连年风雨失调；先有潦患潦没田禾；后有旱灾，二季不得下莳。尤以后者灾情之重，为本省过去所罕见。天灾人祸，地方不宁，民不聊生，谣言四起。嗣经政府锐意经营，乃有今日吾人所见之繁荣。一是破坏、贫困、彷徨；一是进步、富足、农村安定，民乐其生。虽短短十数年，其间差别，岂可以数字计。沧海桑田，身历其境，难免隔世之感。
本篇所记，即为作者返台时所见一斑。读者中，曾目睹当时情状者，则当你再回首看今日之台湾时，定能与作者同深感慨。《钟理和全集》第3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82页。
四篇作品虽各有子题，实则是一个整体，主题完整，结构有脉络可循。这些作品在看似不经心而又相当真切婉妙的抒写中，渗入了感慨多端的情感因素，构成了一种不像小说却比“小说”更加亲切自然的形式，以非常圆熟的散文化笔调，记录游子返乡的见闻感怀，聚青年时代的梦想和中年时代的悲哀于一炉，寄深邃于质朴单纯，被台湾评论界认为是当时描写战后初期台湾社会作品中“最精彩最完整的”一部。
《竹头村》从主人公对阔别已久的故乡的观察开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严重旱情造成的一派毫无生气的景象：“眼前一望无际的田垄，全都种着稻子。田里干无滴水，而此时正是不能缺水的时候。一尺来高的稻子，全都气息奄奄，毫无生气；稻叶瘫垂着，萎黄中透着白痕，表明稻子正在受病。叶尖是苍褐色的，甚至是焦黑，都像茶叶似的卷皱着。干风飒飒地吹着，这些稻子便连亘天际的掀起一片苍黄，望上去，就像漫无边际的野火。在稻田上面，炫耀的阳光闪烁而摇曳，仿佛一道金色的流霞。天空恍如一块烙透了的铁板，中间悬着一轮毒辣的火球，灰糊糊地，正放出十足火力在燃烧着大地。禾根下的土是白色的，龟坼着，裂痕纵横交错，边儿向天卷起，像渴水而张开口。”“路旁每隔一段，便有一个水泥大水槽，过去总是槽水四溢，因此槽下经常是洋洋洒洒，槽外也长满厚厚一层绿苔。但现在，水槽干得见底，每个水槽都贴着一块红条：‘严禁用槽水洗衣喂牛’。”“我”回到家乡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从前要好的朋友之一炳文——一位曾是机智、活泼，肯努力、有希望的青年，又是当时“我”很少数能够阅读和讨论中国文学的朋友之一。而今再见面时，朋友却彻底变化了：“他那三角形的头，只有疏疏几条黄毛，好像患过长期疟疾的人一样倒竖着；阴凄凄的眼睛，由塌落的眼眶深处向前凝视；嘴角凹陷；细细的脖子；清楚可数的骨头；手里捏着一本也是我所熟稔的线装《三国志》。竹椅已破得靠背和扶手仅赖麻绳维持，稍一转动，便屑屑索索地作响。”两人之间好像没有了感情，谈话也是冷冰冰。从只言片语中才得知，他正在做倒卖水泥、肥料的生意，还要拉“我”入股。经岳母揭穿这是他失业后因生活穷困才用来骗钱的手段，“我”就打算去让他骗一回，但炳文又宣称不再做生意，而相互间的友情也永逝不回了。放弃了这一点维生手段，也许暗示着生存的意志已逐渐自他那如死尸般的躯壳消失，生活不再对他有任何意义，作为一个人必需活下去的基本义务都被否决了。
可怜的农民不仅受到天灾的危害，而且还遭到人为的灾难。《山火》生动而沉痛地表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严重的天害，束手无策，求告无门，只好向上天乞怜，听信“天火就要烧下来”的传言。为了抗拒“天火”的浩劫，他们进行着可怜的挣扎。乡民听信《劝善歌》所谓“不信但看七月间，拨下天火不留情；积善之家三存二，不善之家草除根”，深怕到了秋天天火烧下来，于是“自己先纵了火希望把天火顶回去”，而这“并不是神有这意思，都是人自己闹的”。结果使“我”父兄两代耗尽心血经营十年的大片表苍深秀的林木和果园烧成灰烬，惨相令人触目惊心：“约一二百甲的山冈烧得干干净净，几乎不留一物，就像被狗舐过的碗底一样。屋后的桂竹林和一片经过细心选择与照顾的果树园——龙眼、荔枝、枇杷、椪柑等，所剩无几了。没了枝叶，已失去本来面目的相思、柚木、大竹、铁刀木，和别的树木，光秃秃地向天作无言的申诉。在它们的脚边，山冈冷冷地展现着焦头烂额的灰黑色的尸骸。洼地、沟壑，和向阴的地方，堆积着白色和黑色的灰，没有生气，也没有意义，然而正就是这些，便是从前覆盖了整个山谷，那青苍深秀的林木呢！这难道不像虚幻的事吗？很难相信和理解的。只有山火的外边的竹林，完好无恙，仿佛在抗拒宿命的破坏，筑起一道坚强的青色碉堡，把烧迹团团围住了。一边是青青的，生气蓬勃，一边则灰黑赤裸，正成了明显的对照。几丛受害较轻的大竹，上边还留得几串灰黄色的枝叶，宛似墓地里的幢幡，在空中招展着。如果有人理解它的言语，则这些劫后余生的竹子将会对他述说，一个多月前在它的脚边曾进行过怎样残酷无情的焚烧与杀戮的吧！”这愚蠢无知、丧失理性的迷信举动不但没有拯救他们，反而把他们自己推进了无底的深渊。他们不相信自己，认为只有神才靠得住。当镇上要建筑中学，预定募出七十万元，闹了几个月才捐得半数。然而和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蛇山尾去年底要盖一所观音坛，捐的款竟超过了预算的建筑费，结果把规模扩大了，理由是：“神能够保佑五谷丰登，利益就在眼前；子弟念书么？利益在哪里呢？眼看不见，手摸不着——人们是不肯花冤枉钱的。”第二天的情景更让“我”惊愤不已。法师爷庙举行的祭礼活像一场闹剧，所收香油钱两倍于往年，“在所有的东西里面，似乎都有着一种不调和的气息。一切极其矛盾，而且滑稽。亵渎和虔信，放肆和精诚，庄重和随便；这一切是那么自然地融和在一起，他们把神人格化了。这里面是没有普通人所想象的对神的尊崇；然而他们却以另一面，另一个不同的意义使我吃惊——他们有着和对自己的熟人亲人相同的亲热。他们那种不管什么一到手里便会使之带起儿戏的性质的本能，似乎使你好笑。但他们却以小孩天真热情和忍耐，认真演完他们的‘儿戏’。这里便有着比笑更多的东西了。便是这些看来单纯和善良的人们，以一种近似格斗的难以想象的姿态，放火烧了自己的山。多么荒唐！多么可恨！又是多么可悲！”值得思忖的是哥哥这一形象：前天还怒叱山民愚蠢与迷信，但轮到次日“法师爷回坛”，则也要“杀了一只鹅；另外还有猪肉、豆腐等，张罗了一付很体面的牲礼”。做福主头的哥哥“稀松的头发搽油搽得光洁鉴人，在常服上，另披了一件黑哔叽西服上去，衬衣的领子敞开着，赤着一双脚，笑容可掬”。主祭时，哥哥和另一个男青年“随声走到香案前，并排立着。司仪一声‘跪——’二人便一齐跪倒在红毡子上，二对眼珠直直地固定在眼眶里，毫不转瞬，仿佛人工镶嵌的一般，四只手像脱了臼似的，看来比平常要长许多，由肩胛处柔软地摆动着”。这时，“我忽然忆起昨天哥哥的激烈的论调，谴责那些‘迷信’的人时的那个姿态。试想：假如把哥哥和山林分开，那么，他究竟抨击人们的愚顽呢？抑或参加到烧山的人那一面去呢？”一切迷信的行为举动，却又显出那些单纯朴实的人们在受苦历难、求告无门之下，最具原始色彩的、一种近乎本能反应的奋斗方式。老人传福伯的一番话倒是十分精辟：“天火还不知在哪里，山，可就先烧得一塌糊涂。神这个东西，你奉在那里嘛，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要问他嘛，可就来啦，不是东边有刀兵，就是西边犯了煞！神嘛！他就是管这些事儿的！谁又知道七月准不准烧下来呢！都是人自己找来了麻烦，是不是？”而山“以哲人的沉默和忍耐，在接受着愚蠢的人们所加予的苦难”。
《阿煌叔》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通过阿煌叔二十年的惊人变化，揭示出台湾广大农村的现实生活。阿煌叔二十几年前是村里的除草包班的领班之一，那时的他“是一个彪形大汉，高个子，阔肩膀，像一堵壁。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转身，都像利刀快活，铁锤沉着。他的手上、腿上、身上，并且脸上，沾得满是泥渍。在抓草时弹起来，而经体热烙干了的点点泥渍，使他的不平凡的面孔，平添了几分慓悍、勇猛的表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给人一个有力而清楚的印象——一个字：强！他所领班子的工作认真、利落、卖力，在全村几个包班之中又是最吃香的。一般年轻人不分男女，谁都愿意参加他的组织。而田户们也希望能由阿煌叔的班子给他除草。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阿煌叔老家“死光卖绝”，不得不离乡背井，入赘山村，后来就变得“懒得出骨”：“他懒得做工、懒得动弹！做一天，就得歇上三四天。就只因了这‘懒’，他的丈人，把他连同两个孩子和女人一块，撵了出来。”搬到田垄边茅寮居住后，他更加颓唐、怠惰、衰弱、迟钝，整天拥被躺卧，再不给别人耕田莳草。悲惨的生活使他看透了人间的不平，所以他说：“难道说我还没做够吗？人，越做越穷！——我才不那么傻呢！”作者叹道，通常在人生的所有场合中，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见的、书本上所教训的，莫不叫人们相信勤勉和富有、怠惰和贫乏的必然关连性，与此相连的是富人的懒怠安逸和穷人的勤俭刻苦。然而阿煌叔却不但在以他那肯定的诅咒，而且更以他的现实的生活，不，用自己的生命，勇敢地起来否定这普遍的真理。他是以一种几乎自虐的方式，抗议社会的不公。这会让人思索：“果如阿煌叔说的，人越做越穷，则我们这个世界将如何？”
面对命运，也不必都像阿煌叔那样绝望。《亲家与山歌》就采取叙事和抒情相互交织掩映的双轨结构，投射下一些希望的光影。在“我”的眼中，故乡的人物、田野、村庄、云烟、竹树和山川，展开了悠悠千古的面目，曾歌唱过、脉搏过和感觉过的风景依稀似旧。然而现在，“很明白要想由它们身上，找回昔日的感情，是如何地不可能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数千年来，土地源源不绝地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他们所付的一份劳动，一滴血、一点汗，它便给他们相当的报酬，从不使他们失望”，而如今，这一切都背叛他们了——“在从前，生活为他们所有、为他们所亲，他们投身在那里面，就像鸟儿宿在它自己的窝里，一切都显得又和谐、又熨贴。可是现在，不同了；第一，它已不为他们所理解了。它有如一个凶恶而诡谲的流氓，离开了他们的掌握，独自在世界的广场上逍遥阔步起来。对于它，人已失去了所有的凭倚和连系。生活在变，由脚指边起，像起了化学变化的物质一样，刻刻在变，变得十分离奇，织成了在幻灯里才会有的荒唐的故事。而这故事，偏偏又和他们发生着切身的关系”。但是，“我”自有信心所在，认为几天来所听和所见的所有事情：阿添的困难、德昌伯的悲哀、炳文的诈欺、丈母的牢骚、烧山人的愚蠢、哥哥的咒诅、阿煌叔的破灭……也许都是一个极其偶然的错误，“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会被修正过来，生活会重新带起它的优美、谐调和理性。就像做了一场恶梦之后，当我们睁开眼睛来时，世界仍旧是那样的美丽可爱！”这时，传来的是阵阵山歌。歌声圆韵婉转，调子缠绵悱恻，却也不离牧歌的朴素真挚，可以重新唤起从前听到它时相同的优美的感觉。在作者眼中，山歌的平静、热情、憧憬，和周围的彷徨、不安而冷凉的现实，是极端地不和谐。在那里，通过爱情的眷恋，表现着对生的热烈爱好和执着。你可以想象在阳光下面，一些年轻幼小的生命正在发育、成长。在一切已经变换的东西里面，也许它是“我”所能够找到的惟一不变的东西。这让人坚信，到时候，“那些衰老的、丑恶的、病态的，都会倒下；于是年轻的、健康和正常的，便会像幼芽似的由倒下的朽树下面茁壮起来，取而代之。”文中的“亲家”即十几年前的农场时代天天和“我”形影不离地种植垦伐的青年伙伴涂玉祥，这也是《故乡》系列作品中惟一精神健全、能适应时代环境的人物。他本来是能歌善唱，还和本村一个已经有孩子的寡妇产生了感情，并领着妇人和孩子出外独立谋生。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也不歇着，比牛还卖劲”。等到现在我们再见面时，涂玉祥已不是十几年前“尚带稚气，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少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双方都已十分成熟的、强壮的男人”，“长久生活的磨难，似乎只能把寄在酱色的表皮下面的生命，锻炼得更为坚毅，和更富于弹力。也许便是这样的人经得起任何风吹和雨打的”。不过这时的涂玉祥已经提不起精神再唱山歌了，声音也不是从前那个味儿，理由是“少时，不知道什么，唱起来，倒也顶开心；知道了，就不好唱了”，但“只有年轻人，特别是女人，还有山歌，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唱下去，不管日子好过、难过！”讴歌青春和生命的山歌，给这块悲凉的乡土投上了一线明丽的阳光，传递出一种绵延不绝的“生”的信息。两峰评论这篇作品时说：“故乡的人们是在经历一种时代的巨变，在这汹涌险恶的变化激流里，那些异常者、无法适应者、无能承受压力者，便只有在激流里灭顶，就像炳文、烧山者、阿煌叔那些，他们值得怜悯，但是不足为法。惟有大多数人们都秉赋坚忍的耐力，容纳一切的无法胸襟，才能和衷共济，同度难局。”“生命必须在生活的磨难中，锻炼得更为坚毅和更富于弹力，在涂玉祥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而发现希望。他，应该是故乡人们的典范，由于这样的典范，故乡干旱的土地，终必有渥受甘霖的一天，终必在那土地上，茁壮起丰收的作物。”两峰：《钟理和论》，（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至此，四篇连作浑成一幅胼手胝足、虽不乏辛酸却终使人振奋画面。
《故乡》系列作品在《文友通讯》上轮阅时，即得到众多文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