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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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异母兄弟钟和鸣中学毕业后，到日本明治大学深造，寒暑假时返回笠山。见面后，兄弟之间虽然还是很亲密，但相比之下，钟理和暗自发现自己离开少年时的抱负已经越来越远，心情不免沮丧。加之当时钟理和已经成年了，也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经过一段时间农场里的工作，钟理和认为，要管理好农场就必须采用现代企业精神，但又无能力改变父亲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便感无可奈何，只有阅读可以使他沉浸在文学的辽阔天地中。天生的浪漫气质和对文艺的爱好，让钟理和内心感觉到，追求文学似乎是惟一可以另开创新径、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的方式，而且新兴的写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关怀，更深深刺激了他人道主义的情操。于是，钟理和开始喜欢在原稿纸上写些东西。据记载，1937年1月29日，钟理和写成《理发匠的恋爱》一文（后改题名为《理发记》），当时没有发表。这是今存最早的钟理和原稿作品。这篇仅一千四百余字的习作叙述的是一段令人有些厌烦的平庸生活，即“我”来到一间理发馆，理发师不无倦怠地工作，间或穿插着男女间的调笑打诨，令“我”心生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吃了过量的甜食，胃部感到有点饱饱的”。但这时的钟理和仍不敢说有志于此，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搞创作，是极为不易的。从台湾文学史的背景来看，日本在殖民地的统治稳固之后，文学创作的语言便逐渐转移到日文。1937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全面禁止使用中文。因此，钟理和说：“做中国的作家，已经是一个不幸，何况在当时异族统治下，台湾那种环境要想以中文立身，那是怎样的轻妄，他似乎并没有想到。我们无异在企图不可能的事情。”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真正让钟理和决心投入文学创作，以文学对抗封建传统观念、建立更理性的生活态度的，则是来自一位年轻的女性——钟台妹。
钟家在美浓建立农场的时候，经常需要雇请大量的工人，工人全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农民，男女都有。尤其是生活在美浓的客家女性，大都坚强能干，工作上她们与男性同样操劳，甚至负起更多的任务，并且把劳动生产视为当然的使命。钟理和的儿子钟铁民曾写道：“据我姑母回忆，祖父镇荣公事业做得大，长年都雇用很多工人，加上家族成员，每餐吃饭都有三十人以上，要摆两张餐桌，而妇孺是不能坐桌的。吃饭时一声开动，三十几个人等在大饭锅前要装饭，钟理和拿着碗等，饭匙却总是轮不到他，等到大家装完时，第二轮的人又回来抢先了。他就呆呆的站着等，好不容易装好饭，桌上早已风扫云卷一菜不留了。经常如此。这些生龙活虎的劳动之神，他们是那样的勤奋，吃苦工作，快乐又健康，这些人给钟理和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心中所向往的，应是这种积极人生吧！”钟铁民：《钟理和文学中所展现的人性尊严》，（台北）《台湾文艺》8卷128期，1991年12月。经过长期的接触，钟理和认识并爱上了邻村来做工的钟台妹。然而，因为相恋的双方是同姓，他们便遭致巨大的压力。
美浓是一个民风淳朴而又保守的客家村镇，同姓相爱在当时就算是犯了礼俗大忌，为客家封建宗姓习俗“同姓不婚”所不容，当然也就遭到了钟理和父母以及社会的强力反对。客家社会重视传统，性格保守坚毅，尤其在封闭的美浓地区，封建的宗族观念特别强，所受约束也特别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许多美浓人住宅合院的正堂门额仍高悬堂号。同一宗族有同一堂号，像陈姓的颖川堂、李姓的陇西堂，标明这一宗族的光荣历史与血统渊源。在此地，同一姓氏的人彼此之间互相视同兄弟叔伯姑姊，亲密如家人。其实到了台湾现代，宗族扩大，虽然以父系户籍法维持了宗族姓氏，可是同姓者必有共同血缘的观念已经不合实际，这样的风俗本质上并不具有什么优生学的意义，完全是一种保守陈腐的观念，它往往是宰割青年之间正当恋情的屠刀。钟理和与钟台妹的感情在当时被认作是一种罪恶，决不可能见容于客家社会，何况他那既有地位又爱面子的父母。它的性质不是条件上的，而是原则上的，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钟理和与钟台妹受到旧社会压力之大和为贯彻初衷所付代价之巨，是他们精神上所受的最大的打击。
事实上，钟理和和钟台妹双方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祖先便是各自来自大陆梅县和蕉岭，相距遥远。而且钟台妹的父亲因家境贫寒入赘杨家，依照当地习俗例规，第一个男孩要归姓杨，由于钟台妹是长女，未被接纳。如此来讲，如果台妹姓杨，则不干忌讳，现在姓钟，则不被允许。对于这不合理的封建思想和必须要破除的旧传统观念，钟理和坚持自己的信念，决不妥协。
钟台妹1912年生于竹头角的杨屋伙房，后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他们出生在一个招赘的家庭中，直到母亲的娘家出了男丁才举家外迁。由于家境并不富裕，就像一般的美浓妇女，钟台妹从小包办了许多家务，如“掌牛”、“掌猪”、挑水、挑柴、团草结、垄谷、打米、梭蕃薯签等等，有空时到讲习所打夜学，大一点就到社埔做工。钟台妹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无片瓦之覆，身为长女，便责无旁贷地与母亲抚育弟妹成人，并养成了她坚毅、吃苦、独立、决不屈服的精神。而且她本人也容貌出众，个性分明，待人温柔体贴，处事则刚强果断、善恶清楚。她身上所具有客家传统讲求实际、勇敢面对现实的性格，也正是具有浪漫气质的钟理和所缺乏和欣赏的。钟台妹虽然不懂文学艺术，但一生无悔地全力支持钟理和文学创作。相对而言，年轻英俊、追求理想的钟理和虽然具有客家人坚定不屈的韧性，但温文敦厚的性格使他处事时显犹疑寡断，思想浪漫又富理想主义色彩，与钟台妹的务实性格正好相反。或许这正是彼此相互吸引的原因。
钟理和以后说：“现在事后回想，如果当初她是另外一个女人，那么在受到如许磨折和阻力的时候，也许我把她放弃了。但偏偏是同姓！偏偏旧社会不允许同姓的人结婚！这事倒反而是在心里激起一种类似偏执狂的固执和倔强的意志。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明智之举。”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6页。
钟理和知道，要突破封建约束争取婚姻自主，只有远奔他乡，到父亲势力无法企及的异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况且暂时的分离，也正可以让双方冷静思考将来的走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38年6月，钟理和只身愤然经日本渡海到祖国大陆东北沈阳（时称奉天）。临行前，他与钟台妹相约：“只一二年的工夫，我就回来领你走，远远地离开这里。”在他看来，这是生平又一次大刺激，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他压毁。钟理和感觉到：“封建势力有压倒之势，不容抗拒，在它下面，我是软弱渺小，孤独无援。如何才能让自己在这场搏斗里支持下去呢！很显然的我必须借助更有效的武器，否则败北是注定了的。于是，我又想到我兄弟的那句话。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笔！这思想把我更深的驱向文艺。由这时候起，要做作家的愿望和意志渐渐在心里坚定起来。”同①，第115页。
钟理和之所以来到祖国大陆，他的儿子钟铁民以后作了一种解释，认为“回归和亲近祖国文化才是最大动机”。钟理和日后也说：“当初，我们原抱定了誓死不回的决心出走的。这里面，除开个人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点民族意识在作祟。”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6页。
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几十年来，殖民当局在台湾同胞中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台湾同胞自认是日本“皇民”。钟理和虽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受教育，但自幼在父兄和乡亲们的熏陶下，形成根深蒂固的祖国观念，童年时期就满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向往之情。当时台湾客家同胞称呼祖国大陆为“原乡”，把返回祖居地叫做“转原乡”，甚至把人们的去世也称为“转原乡”。个人遭遇到精神的折磨，而且这种折磨恰来自于乡亲及家人时，孤儿般的寂寞心灵便自然寻求有文化血统关系的“原乡”、“祖国”等作为精神的依归，中国大陆便成为钟理和苦闷心灵向往、憧憬的地方。
当时，中国的东北被日本扶植成“满洲国”，对于日本来说是块地广人稀的新天地，也是流浪者、冒险者盲目疯狂寻找机会的地方。移民的怒潮通过那条连结着日本、朝鲜、中国东北的铁路大动脉，“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向那里猛扑”，每班船和每班火车都堆积得几无立锥之地。钟理和观察着该地可以发展投资的情形，一方面寻找自己立足的空间。他本来会说日语，会写日文，论理尽可以在东北日本人那里找到一项差事。当时就有人要他替日本人当翻译。但他不愿为殖民统治者做事，只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于是进入“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谋生的技艺，1940年秋天通过考试，取得汽车驾驶执照，服务于“奉天交通株式会社”，驾驶大客车。其间，钟理和还两度返台，游说父兄到大陆东北投资砖瓦建材业，但遭到了兄长的否决。
1940年7月，钟理和第三度返台。这一次他做了一桩很大的事情，那就是毅然决定放弃安逸的富家子地位，不顾一切地与家乡、亲友割断一切关系，带走心爱的女友钟台妹。
“我们去满洲吧，那儿有好多工厂呢。”钟理和说。
自小生活在美浓的钟台妹从没有踏出过家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自然也不知道什么满洲工厂，那对她而言仿佛是个较易生活、不很遥远的名词。钟台妹回忆说，钟理和从大陆回来，突然拿了我的护照跟船票给我，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事先，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请你去帮我做饭！”我没读过书，傻傻的，想着家里穷嘛，帮他做饭可以赚点。他所说的做饭，才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我知道了，很生气地同他说：你家里那么反对，而我们又同姓，我也没读过书，傻傻的，什么都不懂，读过书的小姐，比我漂亮的又那么多，你为何不去找她们呢？那时，我知道他家里人给他作很多媒，那些小姐又漂亮又念过书，有的还追他呢！可是他很坚决，非带我走不行，同我说呀说呀，说得我心软软的，就同他去了。王丽华：《鹣鲽之情——夜访钟台妹女士》，（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直到要走的当天，钟台妹仍穿着做田的传统蓝衫，戴着斗笠，仿佛要去的地方只是隔壁不远的庄头。
8月3日，两人乘“马尼拉丸”由高雄启程，上船前，钟台妹把衣装换了交给堂妹，就此远别了故乡台湾。
面临茫茫的大海，钟理和感慨万千，他和钟台妹都知道，两人的爱是为家乡的世人所不许的，由相爱之日起便被诅咒着。虽然两个同姓青年不服气，抗拒一切外加的压迫和阻难，坚持了数年没有被打倒和分开，可是当两个人赢得了所谓“胜利”携手远行时，究竟还剩下什么呢？也许剩下的只有爱，而身心已经是疲倦不堪，灵魂在汨汨滴血，如果这也算是胜利，则这胜利是凄惨的，代价是昂贵的。在别人或者在别的场合，由恋爱而结婚，该是人间最辉煌、最快乐的，而钟理和与钟台妹则连“结婚”这一名词也不可为他们所有。灰沉的天气、霏霏的细雨和脚下这只漂泊的船……这些便是当日参加他们的“结合”典礼的一切。别人的蜜月旅行，却变成两人的逃奔——逃到远远的、没有仇视和迫害的地方去。
旅途是漫长的。一天早饭后，二人坐在甲板上望去，海天相连，浩浩荡荡，千里烟波，杳无际涯。天地是如此空旷、辽阔、深远，就是飘浮在海空的云朵，看来也是那么渺小无奇。载负他们的船便在这里飘流着，向着令人不能相信的虚无缥缈的地方驶去。来也茫茫，去，更不知归于何所……
他们默默坐着，望着。忽然，两颗眼泪由钟台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身体也往爱人这边靠拢。
“寂寞？”钟理和问钟台妹。
钟台妹没有回答钟理和这句话，许久才轻轻地说：“你爱我吗？”
其实，那时候钟台妹心里怎样想的，钟理和完全理解，也充满着万分同情。人间便如眼前浩瀚的大海，被孤独地抛出去的这一对青年夫妻，正像海天的云朵一样四无依据，寂寞而凄凉。此去，海阔天空，他们将如何相依而生呢？除了爱，还有什么呢？
就这样，两个生命用爱紧紧扣在一起，坚强了他们的心，携起手来，由世界的一个角落，漂到另一个角落。
第二章 苦涩的原乡梦
钟理和与钟台妹所乘的船经基隆，到达日本门司。当时钟台妹因旅途太劳累病倒了。钟理和关切地问她想不想家，甚至问她是否后悔。钟台妹此时的态度一如沙场大将：“事情已经决定了，不往前走还要怎样呢？”在日本休养了三天后，又从下关搭船抵达韩国釜山，然后换乘火车随日本的移民潮到沈阳，暂居同乡林国良家。
沈阳并不是钟理和心目中所憧憬的祖国。他越观察清楚，越感觉到这块冰天雪地的大陆，处境与台湾所受的异国殖民压迫并无不同，他所接触的祖国同胞与他所期待的亦完全相反。这让满腔热情投奔的钟理和感到幻灭的痛苦。
东北难以成为钟理和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作为谋生的驾驶工作又因为冰冻路滑，连续发生事故，被吊销执照而失业。钟理和夫妻两人的经济十分困难，生活陷入窘境。原来从未经验过要面对一日三餐的现实问题的大家子弟，困在其中几近绝望。1941年1月15日，长子铁民出生，但他们穷得连必要的奶品也买不起，幸得在同院邻人的帮助下，婴儿才得以生存。恰好这时联络到在关内做事的表弟邱连奇，彼此都是在异地最亲近的亲人，靠着其接济和安排才得脱困。当年夏天，举家迁往中国的心脏地区北平。
在谋生之余，钟理和继续着阅读写作。在沈阳的艰难生活给钟理和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也融入到他的作品之中。他在沈阳时期写成《友情》和《都市的黄昏》，这些文章均未发表。前者仅七百字，后者写于1939年农历正月十四，1954年8月21日重新改写成短篇小说《柳荫》，1959年才在《联合报》副刊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