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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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由于有着深切的生活体验，因此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挚的感情力量，那里充满着人世沧桑的辛酸，渗透着人与命运苦斗的悲哀，可以说，钟理和这位“苦吟诗人”已经把自己血肉、情感和生命写进了字里行间。钟理和由一己的痛苦，同情更多人的痛苦，于是把他的伤痛、挣扎、无奈、委屈一一倾泻在作品中。但是，他毕竟不只是想藉写作来疗伤消愁，而是藉由这一件件悲剧的具体揭示与呈露，更积极地向人们呼吁打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盲目、迂腐的枷锁，以避免悲剧一再地发生，促使人们进一步去省思对治之道和解病之方，调整整个价值观。于此，其作品中反对封建意识和陈旧习俗的主题在向现代意识和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所具有普遍的意义便昭示于人。
第八章 《笠山农场》
《笠山农场》是钟理和完成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作品原题《深林》，初稿完成于1955年12月3日，1961年8月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小说与《同姓之婚》等作品同一主题，而其背景更为广阔，内容更为深厚。它以日据时期的南台湾为背景，通过对在笠山农场种植咖啡兴衰过程的描述，构成了一部民道变迁的沧桑史，深刻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农村经济的衰败萧条和产生于农业经济土壤上的封建传统习俗的愚昧落后；同时表现了一对同姓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热情歌颂他们反抗封建习俗、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体现了现代文明意识与落后传统观念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作者前半生的写照。
作者在作品中安排了两条线索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主题。其中主要的一条是以刘少兴开办笠山农场种植咖啡为活动线索。
刘少兴是一个经过个人奋斗由社会最底层一直爬到上层的创业者，比一般农民有更丰富的阅历和见识。在大半生漂洋渡海的奋斗中，他挣下了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晚年，他厌倦了贸易投机时刻动荡不宁的生涯，不再想往日生活中那起落无常的商情和繁杂的商务关系，抱着老庄道家的归隐思想，希望退休山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信同族人的劝告，买下了一块面积二百甲的山地——笠山，开办了农场。笠山农场地处偏僻的山村，三面环山，交通闭塞，与外界较少接触。这地方的人情风俗淳厚、质朴、温良，但思想因循守旧，“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从来不去多费心思”，“看上去，好像他们只让生活自身和上面的一面接上线，然后向着下面滚转下去，而自己则跟在它后面走，自然而不费事”。在这里，如果时间不是没有前进，便像蜗牛一般进得非常慢。一切都还保留得古色古香，仿佛他们还生活在几百年前的时代里，并且今后还预备照样往下再过几百年。二百年前，他们的先民搭乘帆船漂流到荒岛来披荆斩棘开拓新生活的雄心，那种朝气蓬勃而富于进取和创造的气概，在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一点影子，代之而起的是迂腐的传统和权威思想的抬头。因此，在这个地方要改变那些由来以久的封建习俗和封建观念是很困难的。
刘少兴吸取了笠山从前两个主人的教训，既不种树，也不种稻子、蕃薯，而是改种当时还很稀少、甚至山民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咖啡，还从家乡调来了二儿子刘致远和小儿子刘致平协助管账、带工和巡山，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想让咖啡苗长出金子来。他信心百倍，垦殖荒山和建筑房屋双管齐下。工地上，男工伐木，女工伐草，热火朝天，一片繁忙。而房屋落成时的情景，更显出刘少兴的一派踌躇满志。屋子虽然是在最大速度下“赶”出来的，但并不是因陋就简，相反建造得相当雅致美观、高大宽敞、潇洒别致。“笠山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见人类向它举起山锄，却的确是第一次看见人类在它脚边所举行的盛典。这在本地，可说是空前的，可以找到‘富在深山有远观’那句古老格言的注解。”在房前摆设下三十多张桌子，吹鼓手大吹大擂，昏天黑地；贺客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成为笠山主人的刘少兴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如此壮大而顺利的开始，但同时也冷静地想到，也许开始是顺利的、辉煌的，然后接着是乖舛的、困难的。“他是坚强不屈的，骄傲的，他不能让他的农场在中途倒下来”，想拿事实回答人们的疑问。这一点，经历了几位主人的饶新华看得更清楚：“少兴哥不比先头的两个头家。两个头家，哪一个认真做事？人家少兴哥可是真干。你不看他一来就先盖房子？这才是真正做事的人，不是说说算数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刘少兴当初的某些预感。尽管刘少兴买下农场时雄心勃勃，但自开办农场以来，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各种冲突和矛盾随之产生，几年过去后，灾害迭至。首先是敌不过附近居民对农场的破坏。从前在乡下民众的观念里，山林是属于公众的，山林中所有的资源如溪水、柴草、竹木、山产、鸟兽等，本该供应大众，需要的人都可以自由采取，即使是官府也难以限制。自从建成笠山农场后，当地人进山受到干涉或禁止，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刘少兴从不过分使用粗鲁和苛刻的言行，想象阳光似地溶解掉凝结在人们心中的恶感的冰冻，然后和他们建立和善与友爱的感情。但村民们仍不受农场规矩的约束，他们乱砍山林，断路拆桥，拦截农场的牛草车。尽管刘少兴一向和气、宽大、忍让，对人谦逊和蔼，尽量不招麻烦，想与当地人和平相处，但偷砍树木的人却越来越胆大，甚至恩将仇报，把巡山人绑在树下，严重威胁农场的安全平静。同时，农场租佃人赵丙基又没有按照契约种咖啡，反而把租地内的树木砍得空空，卖得净净，并携款潜逃，给农场带来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刘少兴的二儿子致远因稻田排水事与人发生冲突，被山地的另一个主人何世昌用锄头击伤头部，不久便在医院死去。致远虽像一头生犊暴躁易怒，但在事业上却是最好最得力的左右手，虽缺乏创意，没有策划谋略的头脑，但假使把计划的蓝图交给他，那么他就是一个无比认真而忠实的执行者。他的死，几乎使农场什么事都无法推行。
经过一系列的打击，刘少兴心情十分沉重，以前总能唤起他欢欣鼓舞的快乐情绪的田野景象也仿佛变得单调呆板、死气沉沉，但他的信心和做事的热忱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毁伤和动摇，甚至他用热诚、友善和谦逊，已渐渐地在邻居之间赢得了信誉和声望。他坚信，农场的前途也许有些挫折，但终于会把它按着一定计划开拓出来。他看到农场的咖啡发育得那么好，第一期的预定面积和株数如期完成，若照此发展下去，两年后便可以开设工厂制粉。虽有赵丙基亏款潜逃，但承租之事也并未中断。一切进行得还算惬意。“可是，也不知什么缘故，他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潜在烦恼、焦躁，使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走了样儿。甚至连他周围的人们都变得十分古怪，十分陌生，十分不可爱了。他们在他前后左右莫名其妙地团团转着，忽进忽出，一个一个脱离了他的控制。”尤其是小儿子致平，总使刘少兴惴惴不安，不能放心委任他做一件事。刘少兴认为致平有过多的思想和主张，由那丰富而又直线的想象力构想出来的东西，往往使人啼笑皆非，“并不是说他错误；不！它时常正确而合理，而且极富于机动性，却都是好高骛远，充满着青年们的梦想而不切合实际”，在执行方面，他又没有致远的平实谨慎的作风。致平让刘少兴失望的不仅仅是这些，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同姓相恋，更使他大为光火。其实，刘少兴是一个矛盾体，他可以冠冕堂皇地大发议论：“举凡社会上的一切风俗制度为生人而有，它的目的无非要使我们生活容易过些。假使它变成我们生活上的累赘了，那么它即已失去它的本质了，这时我们非把它变通一下不可，否则它就要骑到我们头上来了。”但他仍会把同姓之婚视为“羞辱祖宗”的大事，可见旧观念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印痕，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决不去触犯传统习俗戒律，招引口舌，动摇自己的地位，宁愿毁灭自己儿子的爱情，出卖少女的幸福。
最可怕的一幕终于降临了。长势喜人的咖啡树因患一种无名病症，在一个雨季里大片大片地枯黄死亡，整个农场变得死气沉沉，冷落而荒凉。自尊心极强的刘少兴一个人包揽了农场全部的事务，打算独力支持下去。大儿子曾再三劝告，要他两处并一处，要不就把农场出手仍旧回到老家去，要不就是处理老家，把全家移到农场来。但刘少兴一直不予采纳，自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不甘自认失败，像前两个主人那样中途倒下让人笑话。可是这种情形下，农场的工人不能再做下去了，张永祥等人也不得不向刘少兴辞行。这一切，最终让刘少兴下决心卖掉了农场，搬回老家，笠山重新易主。当初，男女青年互对山歌，张永祥信心百倍，饶新华滑稽风趣，整个农场欢歌笑语。最后却是死的死了，嫁的嫁了，逃的逃了，就像一台戏，人离客散之后，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舞台和遍地狼藉。作品结尾时，响起的是一首颇令人感叹的山歌：“如今农场又换名，磨刀不听旧时声；工人半是初相识，只解山歌唱太平。莫向人前旧事提，笠山谁复说咖啡？山鸟不管人间事，犹向农场深处啼。”由此唱尽农场由盛转衰之后的悲凉景象，充满物是人非的感伤与无奈，令人不胜嘘唏。
在刘少兴这条线索中可以看出，刘少兴所从事的农业改革虽然没有成功，却是革命性的经验。传统上，山林地是属于大自然的，人们只是在这里畜养牲口、种树植竹，根本不能将它当作农地来经营。刘少兴来之前的山民、农民，或前几代的笠山主人，都是就山林所有取其所需，但山林给予地主的回报并不稳定，畜养的牲口可能一夜之间暴病死亡。刘少兴作为一个有气度、有见识、有魄力的事业家，主动来经营山地，这在台湾是前所未有的作法。可惜的是，他只是接受了咖啡这个新的事物，并不具备种咖啡的知识，对咖啡的出路并无把握，农场的经营和管理更是古老落后，不讲效率，如此缺乏现代知识，改革不过是徒托空言，失败是注定的。
作品另一条线索是写刘致平和刘淑华由相爱到出逃的过程。这两个人物形象是以作者和妻子钟台妹为原型创作的，体现了作者向往民主、自由和科学的思想。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他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真诚的爱情，但因两人是同姓，当地习俗不允许结婚，因此遭到家庭、社会的阻挠和反对。对旧传统势力，他们毫不屈服，反抗到底，最后双双出奔，结为终身伴侣。作品赞颂了刘致平和刘淑华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争取纯真爱情与婚姻自主的坚强意志和无畏精神，刻划了他们美好的心灵和不屈的性格，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刘致平刚刚毕业就回乡到父亲的农场帮助管理，满脑子还装有“代表清晰、伶俐和干脆”的原理和公式。起先，致平有点不愿意到“那有压倒之势的永恒的沉默和荒凉的深邃”的山林中来。他也曾经独自在台北、高雄等地瞎跑了一阵，但在那些地方五花八门的行业中，他看不出那一部门可以让他插足下去，加之他的和平温静的个性，使他打算让自己在扰攘而紧张的城市中住下去的信心发生动摇。于是在各处乱闯了一阵之后，就和去时一样一无所得地回到山里来了。在飘荡着山歌、表现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土地上，致平也爱上了牧歌式的生活和纯朴的野性美，他对这地方起了一种如遇故人的温暖和亲切之感。
致平在农场里的职务很杂，什么都管但什么都不专：买办、巡山、带工，加上晚间整理文牍和簿册。他虽然对于垦殖一无主张，但对于父亲的主意有不少批评，不像哥哥致远那样服服帖帖地执行任务。致平的头脑里书生气尚浓，对父亲那做事漫无头绪、拖泥带水的作风看不顺眼，他曾主张科学地管理农场，对父亲的“新事物老法子”颇不以为然，看不惯父亲办事的“笼统、含糊、因循”，提出自己正确而合理的主张，但遭到保守的父亲的拒绝。刘致平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格格不入，这就必然造成他在事业上和婚姻上的波折。
由于受过现代教育的洗礼，致平的宗法伦理观念淡薄到等于零，他坚决反对没有感情的婚姻，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美丽、纯真、勤劳的农场女工刘淑华常来刘少兴家帮工，与刘致平起坐相随，刘致平在她身上看到了在别的女性那儿所看不到的美，因此两人发生了难舍难分的爱情。这反映了那一时代的青年民主意识和个性意识的觉醒。当致平越来越感到淑华的魅力的同时，却又使他觉得可怕，继之是烦恼，因为两人的相爱在愚昧、保守、落后的农村必然会受到重重的阻挠。致平父母的反对、乡邻的谴责不断地袭来，似乎这对有情人的相爱是一种“犯罪”。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并非门第的差别，而是他们两人都姓刘，按宗族论他们又是叔侄关系，“一种血缘的纽带、一种神圣的关系，在彼此陌生而毫无痛痒关系的人们之间迅速建立起来了。它是和平，但强制；是亲切，但盲目”。在致平看来，这便意味着一道墙，“人们硬把它放进里面去，要他生活和呼吸都局限在那圈子里；而这又都是他所不愿意的”。这些事情启发了致平重新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张开眼睛，他发现原来自己所栖息的世界是由一种组织谨严的网所牢牢笼罩着，“这网儿由无数直系的线，和同样无数横系的线通过一个一个小结而连结起来。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小结对另一个小结的关系。每一个人背负着无数的这些直系和横系的关系，同时也由这些无数直系和横系所严密地固定在那里。你不能更改你的地位，也不能摆脱你的身分，不问你愿意不愿意”。
保守的传统封建宗姓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继续作祟，制造人间的悲剧。刘致平认为宗法伦理的观念是“滑稽、不通而愚蠢”的，他曾为和淑华相爱诘问长辈：“为何同姓不可以结婚？虽然彼此亲缘相联系距十万八千里，而仅仅为了头上戴着同一个字？”但封建习俗已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谁会理睬他的诘问。一方面，他挚爱着淑华，时常感到自己的感情一直往深处发展下去；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重重包围压迫，存在着软弱无能的弱点，心情矛盾苦闷，表现出性格的复杂性。他觉得自己和淑华在一起时的生活是快乐醉人的，充满了笑声和惬意，两人感情如胶似漆，不可须臾分离，“如果一天不见她的容姿，便会感到食不甘味，度日如年，他的心会因而烦闷、懊恼，而颠倒失常。好像淑华手里牵着一条绳子，绳子的一端紧紧地系住他的心，淑华拉着绳子，她走到哪里，他的心就随到哪里。心虽说是他的，但却已脱离了他的控制，而变成淑华手中的俘虏了。他无法摆脱，没有力量摆脱，也不想摆脱。他愿意让淑华牵着他的心，这会使他快乐，使得他的生活更有光彩，更使人爱”。可是，当他沉浸在这种爱情的欢乐陶醉中，一种无形的潜意识的“犯罪”感又在噬咬着他的心灵。“同姓不婚”像一道看不见却又十分坚忍的墙不可逾越，无时无刻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