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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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华是一个性格温柔、娴淑的姑娘，由于在山野长大，性格中也有着大胆、爽直、泼辣、倔强的分子。她从小聪慧过人，善体亲意，十岁丧父后就日夜帮助母亲操劳，与母亲共同承担弟妹的生活。也正是她的美丽、纯真、勤劳、坚强，才使刘致平深深地爱上了她。她对刘致平的爱也是刻骨铭心的，但同样为门第和同姓的习俗观念所困扰，只好把自己的爱深深地锁在心里。她会一本正经地劝致平娶燕妹或任何别的女人，又一直只管致平称“叔”，这让致平很不痛快。在淑华最初的意识中，既然他们此生的情缘不可能超越姐妹的关系之上，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只好局限在这个范围里，所以它必须要抑制自己的感情流露。致平也知道，不能因此而怪怨她，“这地方是如此的保守，宗姓的观念牢固而严明，假使没有碰撞的勇气和自信，最好还是依照传统的指示来安排你自己的命运。这样可以给大家省却许多无谓的麻烦”。直到致平献给她一片真诚，向她敞开爱情的大门时，淑华才勇敢地投入爱人的怀抱。
和致平一样，她也是对心上的人爱得那样深那样切，同样也因为是同姓而深深地感到痛苦。由于以心相许，聪慧的淑华一时糊涂，对致平也以身相许了。这就铸成了她更大的悲痛，经历许多痛苦和折磨。此时，致平被迫离家出走，杳无信息。刘老太太奉丈夫之命，两边奔走，要说服淑华嫁给长工饶新华的儿子饶丁全，只要她肯，愿外贴二分田。刘老夫妇如此关爱大方，完全是为了顾及家庭的信誉和声望。本来他们疼爱淑华有如自己的亲生女儿，他们喜欢她的聪慧精明，做事利落而快捷，加上她口齿伶俐、对答如流，性情直爽大方、不拘细节，又处处讨人喜爱。刘氏夫妇十分器重她，爱如己出，特别以淑华料理家常的机灵圆熟、中节合仪，所以刘老太太几乎把家务全盘付托。两位老人也认为“淑华这女孩子，人是聪明稳重的”，“可惜是同姓，要不，倒可以给他（致平）娶做媳妇的”。但同姓结婚对传统观念来说，无异“畜牲”行为，万万不可，所以他们以“老式人那种近愚蠢和狂妄的尊重‘面子’”的心理，宁愿外贴二分田拆散致平和淑华的婚事。可是淑华的态度是坚定而果决，宁死不屈。她把刘老太太的提议一口回绝，“不管她用软用硬，威迫利诱，都是白费”，甚至用坚决犀利的口吻把刘老太太顶得无话可说，扫兴而返，并把刘氏夫妇以及他们那以为有钱便可以把人当作一件商品来买卖的心理看得卑鄙而无耻。诚然，淑华的品质是纯洁高尚的，为了坚贞的爱情，她不因家贫向金钱低头，不因同姓而向世俗观念投降，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她内心悲哀痛苦，致平出走后不知下落，也未托人带音讯来，母亲为她受难，难言的隐事使她蒙受羞耻。她想一死了事，是母亲开导了她。她对致平的软弱、无能也感到失望和痛苦，每天以泪洗面，恨死了致平：“就是他，使她蒙羞，使她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就是他，贻误了她的终身，把她的人生涂上黑暗；就是他，把她害得这样狼狈，有口难辩。”但在恨他的同时，“在心的一隅却几乎不自觉的还保持着对他的思念。尤其自经刘老太太提醒之后，这思念之情便渐渐加深、执拗，于是她才明白自己竟也对他有这样深的怀恋。每在风雨之夕，在伤心之后，或在夜半醒来时，她便痴痴地想着他。有时这种意识使她懊恼，她不解自己为何竟不能对使自己受苦的男子一刀两断的斩尽割绝的”。当让她既恨煞又想煞的致平像流星似地突然出现她面前，来商量两人私奔时，她开始有些吃惊，后又为母亲弟妹今后的困难处境面有难色，但在致平真挚的感情和母亲的鼓励支持下，毅然决然地舍下一切，与心爱的人同奔自由的新天地。
致平和淑华双双出走，是真挚的爱情与封建传统势力搏斗的初步胜利，也表现了他们反封建的勇气和决心，这只是争取自身幸福和改革社会的起点，今后的路途还很长，还有很多险阻，因此这爱情之果仍是苦涩的。但这一胜利较之作者原来的结局构思更能鼓舞人心。按照作者的原来构思，两人重演的是英妹与阿龙、云英与火生的悲剧。钟理和介绍说：“在我的构思里，我原让淑华产后——婴儿则让阿喜嫂处理掉。这里有极好极怕人但极有效果的场面。后来阿喜嫂因此患了一场大病。而淑华出家削发为尼。致平则在最末一章投海自杀。也为了有这样的收场，所以在前面我不惮烦的一再触及寺庵及僧尼的生活——特别强调僧尼生活的辛苦阴暗。我要让淑华明知僧尼生活的凄惨并对之不怀好感，而到头来终不免出家为尼，藉以表现她、衬托她对人生绝望之深。”钟理和：1958年12月8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8页。这多少带有作家早年酷爱的《红楼梦》的影子。后来，作者改变了初衷。缘由是《野茫茫》发表后，曾引起一位名叫林志贤的读者来信。林志贤在信中说：“我坦白的向您叙述写此信之动机吧。因为我现在适与一同姓小姐恋爱，双方同陷入情网，成不可自拔之势，对于结婚？茫茫然在歧途中。许多亲戚朋友，虽尚未如大作所云牛、畜牲、逆子等难堪字眼的讥评，但封建思想之年老母亲已在喋喋不休的责骂了——难道世界上没有其他女子了吗？偏要与林小姐结婚欤？！钟先生乎！母亲之责骂，使我啼笑皆非，我爱林小姐，但是更爱育我之母亲，实使我陷入迷阵，进退两难了。际此精神茫茫之中，居然拜读了大作，不禁使我与她之关系起了莫名其妙的影响，况且尚是她将大作阅后送给我，此时难免使我俩对光明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细研大作，感觉阁下文笔瑰丽，诚多才多智之作家。你现在是我们的灯塔，想借您指示来决舍我们之关系。我要请教，钟先生，您写该篇大作之动机为何？我俩之处境应如何选择为宜？敬请不吝赐教。”这就引起了钟理和对《笠山农场》故事结尾的重新处理。钟理和对钟肇政说：“目下一定有不少青年人为此（指同姓结婚）而苦恼。因而我就考虑到倘若按照我的原意写下去，则笠篇的收场，岂不正对这些苦恼的青年兜头浇冷水？令这些青年大失所望？这种精神的打击一定是很大的。想到这里我便把下面的情节来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不但一个不曾死，一个无须出家。且反而偿了宿愿——结成夫妇。虽然那结合的方式仍极可悲，但对那些苦恼的青年的作用自然不同了。”同①，第49页。这倒从纸面上吹拂起一股人与宿命般的社会习俗相抗争的个性主义的时代气息。盛于情者，必厚于文。钟理和的悲悯情怀令人钦仰，改变后的结局也较积极奋进，为那些正因为同姓婚姻而苦恼的青年人带来了鼓舞和力量。
在作品中，作者还以哀伤的笔调，生动地刻划了饶新华、张永祥、阿喜嫂等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在这些可亲可敬的劳动人民身上同样体现了勤劳诚实、心地正直、虽屡遭磨难仍对生活热情不减的优秀品质和顽强的求生意志。他们饱含血泪的生活是日据时期台湾广大农民普遍悲苦命运的集中和概括，这些的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真实感人、发人深思的艺术魅力。
看山的老头儿饶新华“很瘦，牙全掉了，两颊深深地陷下去，一只白鹤腿，但看上去倒是很硬朗”。他十分能干又非常有趣，虽有喝酒的习惯，但心地坦白、安分守己，笠山几次更换主人，他都被雇为巡山人。他对山有丰富的知识，时常半夜三更进山，通过嗅树叶、摸树皮来辨别方向，从不迷路，因此被人称为“山精”。他不怕高山和黑夜，有着非凡的本领，“他那两只手一落水，仿佛就已变成一领鱼网，碰到它的鱼儿，一尾也别想逃跑掉”。他热心勤勉，性格坚忍，心地清白，安分守己，为人善良，对人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在年轻人致平的眼中，“老人里面有一种猜不透的东西，而这就是使他受到较多的尊敬”。张永祥也非常赏识他，说：“你别看他样子可笑，他有一些你猜不透的什么东西。他能够想出和做出别人要想却想不出，要做却做不到的事。对这种人，你必须努力去了解。”他很爱自己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笠山，为山操劳一生。但是，当无情的岁月在他身上刻下残酷的痕迹之后，这位老人终于不得不在自然的威力下屈服。特别是致平和淑华“失踪”、他的二儿子丁全离开农场投奔他哥哥福全之后，“老”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第一，眼睛和耳朵都有些失灵了，因此也就不能常常进山了；第二，酒喝不下去了，只要喝一点点，就醉得支持不住了；第三，人也痴呆了，常常大半天忘记捧起他的酒杯，忘记回答别人的问话；还有，也不喜欢动弹了，随便在哪里一坐便是一整天。”刘少兴离开后，新主人不再用他，他孤苦一人，“像一个叫化子似的倒下来”，惨死在田野里，直到苍蝇乱飞、蛆虫乱爬时才被人发现。饶新华一生的悲剧，是台湾日据时期农工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张永祥也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人物。他是笠山农场的租佃人，原住在新竹州靠近山线的一个小山村，很早就失去家庭，几乎四十年来单独一个人在风尘仆仆的人世间浮沉辗转，自北部漂到南部。他有如旅行者搭乘舟车，在各种事业间扔了这个搭了那个，除了“当刽子手及开窑馆专门在别人身上讨生活”的事情外，几乎什么事都干过，如扛死人、卖朗朗、当脚夫、摆摊子、赶牛车等。张永祥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有时虽显得不可思议，但却是现实的，比如他觉得一个人只有拿诚意去对人对事，才会有好的结果；但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宿命观，认为一个人做事成败几乎全由命运决定。当他一家人带着希望和梦想来到笠山农场落户后，他把自己的一条心放在农场身上，承租山地，种植咖啡，预备在这里结束他那辛苦困顿漂泊无定的生活。可是农场种的咖啡因受病虫害全部枯死了，他所承担的租地也没有逃脱厄运，希望和理想随着农场的衰落成为泡影，他感到事业完了，只好带领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又挑起简单破烂的全部家当，离开了生活了五年的笠山农场，重新开始了新的漂泊流浪谋生活的旅程。他的出走，标志着笠山农场的彻底破产。五年来，他劳动所得是什么呢？作者写着：“五年前他们便挑了同样这些东西进农场，如今他们要把它挑出去。这些东西除开用完的补充，使坏的掉换以外，在数量上既不加多也不曾减少……如果说他张永祥曾少了些什么，那应该不是挑在肩上的东西，而是在心上的某些东西。这算不算失败呢？他是不是白来一趟？五年的光阴是不是虚掷？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但是他并不后悔，也不因此而消沉，说什么呢？这副担子他已经挑了足足四十年了呵！”张永祥认为这五年没有白过：“我还学得不少东西，我学到怎样用颜色由远处鉴别树林里的树木，从前我总当树林只有一种颜色；我又知道人也可以和生物做朋友，这些生物并不比人更难亲近。”由此可看出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当刘少兴让他过了年节再走时，他说：“我们这种人什么地方不好过年？挑着铺盖卷儿过年，我们可不算稀罕。”他的话包含多少人生的辛酸和眼泪、痛苦与悲哀。他漂泊不定的生活，反映了当时台湾农民的不幸处境。
刘淑华的母亲阿喜嫂（李寿妹）也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人物。她是一个独立意志极为坚强的女人，一出场就让人看到，“她的脸庞细削憔悴，看上去比年纪老，但有一种百折不挠的毅力，自她的眉宇间和坚定不移的眼神里流露出来。她的举止从容利落，身子收拾得整齐素净，这也正说明她的个性是一丝不苟的”。她的一生是不平凡的，走的是“一条充满了荆棘和艰难的路”。她家道中落，丈夫死得很早，那时大女儿只有十多岁，最幼的小女儿生后才仅三个月，丈夫留给她的除开嗷嗷待哺的六张小嘴之外，就只有四堵墙。而她一个女人，只有两只瘦弱无力的手。然而她不气馁，擦干眼泪，不分昼夜地献身劳作，挺起腰板和艰难的生活搏斗。她头一个识破了致平和淑华两位年轻人那隐而不宣的心事，用最大的关心关照他们，用慈和、微笑的眼光去看年轻人在她身边周围活动和旋转。“她时刻都在想：假使他们俩不是同姓？但她十分清楚这种假定是不可能的，于是她只好摇头叹息，把这种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深藏心底。”她知道，为了抚养年幼的弟妹，淑华把孩童时代和少女时代都献给了这个贫穷的家庭。女儿聪慧过人，善体亲意，疼爱弟妹，加上倔强的性格，帮助母亲日夜勤劳操作，才养活了幼小的一群，总算建立了一个温暖安稳的小家庭。淑华是她的女儿，同时也是共过患难的同志，做母亲的怎么忍心把女儿献上祭台，又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因此，当人们把刘致平和女儿的相爱看作是大逆不道时，阿喜嫂先是分担了女儿的痛苦，开导女儿“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并且不屈服于农场主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