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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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十一年（1922），四十九岁
海聪九岁入公学校。海伟七岁入私塾。
兼营青果出口。
大正十二年（1923年），五十岁
钟肇政曾对钟理和说，每一个有志文学的人都应该有一部台湾人的史诗，两个友人计划中的时间、段落竟还十分巧合。钟理和便想，假使我们都把它写出来，然后彼此传观，看看两篇作品所描写的是否一样？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这该多么有趣呢。然而仅写了第一部《大武山之歌》数节，钟理和便自知体力不支，无法完成，于是寄望于好友钟肇政全力以赴。钟肇政最终果然写成了一部“台湾人三部曲”，取材内容与钟理和的构想迥然不同。
第九章 开拓一代乡土文风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名作大多是日文作品或台湾方言作品，台湾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战后时期的钟理和那里开始而得到有效解决。钟理和从内容到形式上为奠定台湾乡土文学的民族风格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在中国台湾地方文学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因而也有人称其为“乡土文学之父”。
钟理和一生酷爱文学，想在艺术创作里找到自己的工作和出路、人生与价值、平和与慰安，甚至说道：“我把一生中最最有用的一段时间献给文艺，连健康也为它而毁坏了。”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9页。虽无名师指点，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摸索，慢慢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在作品中体现出纯熟的艺术表现力，显示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现实主义文学遭到“反共文学”和“时髦文艺”洪水泛滥般的包围，得不到多少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对于甚嚣尘上的“反共八股”，钟理和十分反感，说：“但是现在的风气却在要求你这篇也‘爱国’那篇也‘反攻’，非如此便不足以表示你确系一位爱国者，非如此便不为他们所欢迎，想起来真是肉麻之极。”钟理和：1958年12月24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51页。在钟理和看来，“一篇作品之得于永垂不朽，主要还在它的主题的社会价值”。钟理和：1959年12月13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80页。因此，他不去写那些回避现实、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无聊文章，更不做迎合之作，即使作品被拒之门外，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他始终以人民大众为描写对象，坚持乡土文学的方向，维护和发展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实为可贵。他完全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与农民、城市贫民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亲身经历了坎坷艰难的生活，并用敏感善良的心灵体察社会，用极其写实的方法表现人生。钟理和的创作虽大多取材于自己的生活与见闻，但内容深刻，他正是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构筑作品的思想、情节、人物、场景，加之细腻真切的描写和朴实无华的语言，从而形成了其作品质朴平实的艺术风格，在其后期创作越加显得充分纯熟。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正是丰富的社会生活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材料。钟理和在谈到《蒙恩记》的《败子》一篇中作者透过夏洛克对子健说“写小说一定生活经验丰富”时认为：“也许就是为此，所以作者便把各方面的生活都写给我们看。然而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不能遍及各方面，对于他的生活范围，他知之详而体之深，写来自然亲切动人，有真实感。然而一走出他的门槛，既已不是他的世界，他就难免生疏隔膜，如果要写就只能靠想象，因此要想它写得好，写得动人是很难的，说不定还会变成矫揉造作。”钟理和：1957年12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3—124页。就钟理和本人的创作情况来看，他正是致力于按照自己“知之详而体之深”的生活本来样式来表现的，他的作品所描写的题材大都与他的身世经历有关，人物也都为他所熟悉的生活周围的人物，凝聚着雄厚的生活积累，能把读者带到恍如身历其境的感觉之中，因此作品具有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钟理和不喜欢那些脱离实际生活内容的创作，例如他称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他“所不喜欢的作家”，即是由于“他作品的夸张、矫情、不健全、不真实，令人不生好感，他写的东西和我们的生活很少关系。他不关心地上的生活。我们是否过得好，是否受迫害，是否真理被歪曲，他似乎全不管。他所全心关注的是天上的存在者——神。而神，据我所知则是全力去教人忍受他的苦难，忍受他的迫害”。钟理和十分同意毛姆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的感情的确是令人厌倦的，他的人道主义也是没有用的。他把俄国再生的希望，寄托于‘人民’，可是对这些‘人民’他却并不熟识，对他们的痛苦辛勤并不同情。他猛烈的攻击要想减轻‘人民’痛苦的人，骂他们无赖。他提出解救穷人痛苦的办法是：把他们的痛苦理想化，再在其中找出解脱方法。他主张的不是现实的改革，而是宗教的神秘的慰藉。”钟理和：1957年12月4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39—240页。有了这样的参照对象，钟理和对于生活素材的提炼、主题思想的揭示、人物性格的刻画、自然景色的描摹，都力求以一种宽博的胸怀和质朴的审美品格予以表现，深刻地反映出一种源自于乡野大地的坚忍的生命力和淳厚的人性，朴素亲切，自然真实，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情调。
质朴平实的艺术风格首先体现在作家营构的那些朴实无华、不追求曲折离奇情节的故事上。钟理和非常赞赏高尔基创作的《意大利故事》这样的生活化的作品，说：“这种生活记述体的短文，看来小可，写来却不易为力。还有：它们似乎没有情节、高潮和纠葛，却仍优美可爱。平凡无聊的生活，经过艺术家匠心的剪裁和表现再拿给我们看时便变成很动人的了。”钟理和：1957年11月21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6页。他对《意大利故事》的评价，也就是他对艺术与生活紧密结合的追求。钟铁民还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雨》中黄进德和罗丁瑞的生活原型。他认为：“钟理和先生晚期的作品，取材差不多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一方面固然是求容易发表，再方面我想他有意创造出一条乡土的路线，表现浓厚的台湾乡土情调，这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钟铁民：《我看钟理和小说中的人物》，（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钟理和的“有意”的确构成了他的“特殊”。他的作品不以重大的题材取胜，写的是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平凡事件，例如青年男女的相爱、农人的男耕女织春播秋收、家庭柴米油盐的烦恼，甚至于猪的死亡、母鸡的被宰、火灶的建造、求神拜佛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素材似乎没有多大的矛盾和曲折的情节，但经过艺术家精细入微的观察和独具匠心的剪裁，表现为作品的故事虽不见得惊险万端，也未必蕴含高深哲理，却感人至深，读起来饶有趣味，从中领悟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作家真挚的思想感情，这确实需要作家的匠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把钟理和称为“卓越的艺术家”是不为过的。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情节单纯明确，脉络清楚，没有刻意去营造氛围、布设悬念，一切都按照生活发展的自然顺序去谋篇布局，从没有旁逸斜出，节外生枝。钟理和创作短篇小说更是善于截取生活的片段，按照实际生活的面貌予以描绘，不刻意追求故事的完整，也不依赖曲折的情节和复杂的矛盾，没有虚饰浮夸和矫揉造作。如《还乡记》运用电影蒙太奇时空交错的手法表现农人阿财的一段雇佣生活。作品开头极为精细地描述了阿财一家坐在牛车上回庄的情景：
这是一个极其奇妙的行列。他的牛车载着眠床、桌凳、水桶、被铺之类。这些东西堆叠得那么高，那么乱七八糟，有一条粗绳子来回绑扎着。车子不住摇摆和震荡，于是这些东西互相碰撞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那最上层有一只鸡笼，里面有一窝鸡，它们对自己那不安定的命运似乎怀有恐惧，自放上车子起一直鸣叫着，当车子摇摆时它们叫得那么厉害，给那片声响增加了喧骚气势。鸡笼旁边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头戴一顶开了花的竹笠。张开眼睛望着前方，她那坐着不动的姿态，看来仿佛是这些家俱的一部份呢。
车后面有三个人跟随着，那是他的女人和两个儿子，儿子们空手默默地走着，由车子扬起来带着辣味的尘土使他们频频皱眉，有时避开面孔，有时则停下来等尘土飞过才走。他的女人肩上一端挑着一支大包袱，另一端挑着小缸钵等容易碰碎的陶器类，装在一只竹篮里。
他们走得出奇地静默，很少交谈过，出了平阳之后，那窝鸡也渐渐静下来了。偶尔阿财会回首随便问那一个人东西有无异状。他问后，看看没有人回答，明白东西没有异状，便又把头翻转来，同时把这问题撂下了。有时当车子走到有大石头或凹凸不平的地方，他会向车子上的女孩子呼喊：“阿招，坐稳，坐稳呀！手攀住车柱。”
女孩诧异地拿眼睛瞪他，却不说话。
以后他们又沉静地走起来，各人想各人的心事，让那条牛随意磨下去。它走几步便搧一下耳朵，走几步再拂一下尾巴，它搧得和拂得那么写意自在，好像它所关心的也只有它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
这是一幅素描图画，没有什么色彩，也没有什么环境气氛的渲染，只对阿财一家人及他们简陋的家当作粗线条的描写，写得那么简朴、清淡、自然，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阿财一家人颠沛流离的生涯。作家对阿财及其妻儿八年来在头家金祥伯家打工忙碌的场面，并未作正面描写，仅作为插叙夹入作品中，却不厌其详地描述着阿财一家人途中的言行和路上所见的情形，给人一种亲切的真实感，同时又蕴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也正是作家倾心追求的结果。类似的表现手法，在《阿煌叔》那里也能找到。作品写尽了阿煌叔所住环境的肮脏不堪。走近阿煌叔的寮边，“便有一股屎尿经过阳光蒸晒的浓烈臭味，迎面扑来。一大群金蝇，嗡地飞了起来；像一朵云。我俯视地下，原来是堆屎。再向四下里看看，这却使我大吃一惊：满地有一堆一堆的黑迹。人走上前去，便由这些黑迹飞起一群一群的金蝇，现出了黄色的东西来。全是屎！有很多是已晒得只剩下滓渣了。无数披甲带盔的蜣螂，正在热心而且忙乱地，把比它们的身子还要大的浑圆的屎球，用它们的前后肢，笨拙的，滚向什么地方去”。两个孩子在屋边的树下玩着，“姐姐手里拿了条拴着只蜣螂的麻绳，张大了惊讶的眼光看我。她的上唇，挂着两道浓浓黄色的鼻涕。蜣螂，这满身戎装得十分威武的甲虫，为了想逃出灭亡，无助地抓着地面。弟弟光着屁股，坐在地下。他的身旁有一堆屎。金蝇受了妨碍，在前后上下仓皇地环飞着，嗡嗡地呜着，执拗的不肯离开”。门口躺着的黑狗“枯瘦得像条影子，只剩了躯壳，肋骨历历可数”。当“我”走进低矮的门，“屋里静悄悄的，毫无声息。在又窄，又阴暗的屋里，两道阴凄凄的发光体，正向我投射过来。这是人的眼睛，而且随即我认出了那是女人。女人在地上，斜靠在一根熏黑了的竹柱坐着。墩凳矮小得隐没在她的屁股下，几令人胡疑她只是坐在地面。她的脸孔，像猪；眼睛细得只有一条缝，也像猪；厚嘴唇、厚眼皮，更像猪；不想东西，心灵表现着空白，又是像猪”。阿煌叔随便卷了条肮脏的被单，躺卧在用山棕茎编就的低矮的床上。在这萧条、腐败环境中生活的懒人，谁能想到二十几年前曾是一位强悍能干的劳动好手呢？作品没有写阿煌叔是怎样一步步地沦落到这个田地的，只是描写了自己看到的一切，可是读者自会由点及面地联想战后台湾经济的不景气和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同时还会反思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
质朴平实的艺术风格也充分体现在钟理和为我们塑造的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勤劳、朴实、忠厚，以及带有这样那样缺陷的人物身上。钟理和决不虚写人物，从肖像、神情到动作，描写处处落实，一眼望去便能联想到生活中的张三李四。在性格展开过程中，钟理和所精雕细磨的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细节，让他的人物在这些平凡的细节中显示性格。两峰评价道：“读理和先生的作品，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活在其中的人物，完全是不曾经过化妆的，他们的相爱，他们的辛酸，他们的寂寞，他们的凄苦，以及他们在命运的黑暗中闪发的人温暖的光，全从一片真情中流露出来，可以说理和先生之着力点在此，读者之感动也在此。”“大巧若拙，理和先生以其朴，使他的人物更具实感，更增沁人的内潜力，他使我们觉得创造的人物，正在我们面前行走、言笑、哭泣，他们是真正有血有肉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空洞的幻想，一个虚浮的影子。”两峰：《钟理和论》，（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钟理和尤其以描写农民见长，常能在短短的篇幅中，刻画一个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钟铁民回忆说，父亲居住乡间十年，常常与邻近的做田人为伍，有说有笑。这些田人“往往会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还是同样的神情同样的态度，我都可以一一指着他们叫出名字来”。钟铁民：《我看钟理和小说中的人物》，（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老樵夫》中的邱阿金、《挖石头的老人》中的和尚伯、《阿远》中的阿远、《还乡记》中的阿财、《故乡》系列中的阿煌叔及玉祥等人物被写得惟妙惟肖地，都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例如《老樵夫》的主人公邱阿金，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农，他“象一块路基的石头，将自己的一生贡献于人间，然而自身却从来不曾对人间要求过什么”，连自己死后的入殓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当他预感到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自己便穿好了干干净净的寿衣躺进了棺材。作品写了这样的情节：
这墓地，他也是很熟悉的，因为他常常要到这里来。昨晚，他还在这里掩埋了沈家的小孩呢！这村子里，不管是谁家死了小孩，都是叫他给掩埋的。大家都很清楚他邱阿金人好，不会有错。也的确如此！他不像普通的掩埋夫那样，把人家的孩子当木头似地挽在锄头上，随随便便掮出去，随随便便埋掉，丝毫无动于衷，说是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尽。他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