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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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艺》35期，1972年4月。陈火泉则概括为“悲天悯人”的精神，说：“理和的作品，每每也使人读之黯然神伤，甚至忍不住要落泪。……我喜欢他的笔调虽凄惘沉闷，但仍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陈火泉：《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林载爵更比之台湾作家杨逵的“抗议精神”，进一步把这个症结说成是“一种默默承担了的隐忍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以最完善的形式”代表了由赖和开拓的具有“悲悯胸怀”的台湾文学精神：“钟理和以平和泰然的态度处理一切纷争，以客观的写实描绘社会的动态，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有人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咆哮反抗。他不是没有抗议的情绪，但他却以平静的心情、包容的态度来洞悉社会的一切不公不平或罪恶。”“钟理和小说里的自己和其他人物，都是在默默的承担着苦难，然而，这种隐忍精神却是刚毅的、坚强的”，其中“潜藏、表现出来的奋斗意志”，正是“前代台湾文学中的另一种特色”。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台北）《中外文学》2卷6期，1973年12月。其实，“抗议精神”和“隐忍精神”或许只能说明不同作家的不同气质影响到作品风格，而从根本上看，钟理和依然和其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一样，在用全身心去关注现实，批判社会中包含的种种不合理因素，体现出强烈的使命感。钟理和经过一系列沉重的打击，付出了曾是富家子弟时所难以想象的代价：“现在我在这里是既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名誉、也没有朋友，好比是被绑起四肢摆向一群忿怒的群众。他们要骂我是背德者也好，骂我是败家子也好，或者骂我残废者也好，那都是他们的自由了，我也准备默默地承受一切。”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9页。这“默默地承受”并不是就此而认命，他把心中的所思所想交给了自己手中的笔，因此在其创作中表现的精神状态决非消极的忍受，实质上是一种历尽磨难后的豁达、坦荡、仁爱的胸怀，它施于人，不怨不怒；它达于己，自足自强。他作品中对旧习俗的批判、对生活重压的抗争，并不挟风雷闪电、咆哮怒吼，所刻意表现的是一种坚毅的、充满韧劲的挣扎，用不屈的奋斗去抗拒环境的压迫，这几近于殉道者的献身精神。他笔下的主人公刘致平、刘淑华、平妹等，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坚强不屈；面临飘泊与贫病之苦，也从未动摇开拓生活的勇气。即使对于那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也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怕艰难险阻、承受生活重压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虽有时难免会失败，但显示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类的尊严。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象一道光似地照耀着钟理和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场景，无论描写怎样悲苦的场面和惨淡绝伦的场面，他的人物总是从孔隙里，从死亡里，不断地投出不死的企求和呼喊，把视线固执地投向远方，一次又一次地燃起新的希望”。韦体文：《钟理和论》，《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2期。尤其是作者笔下的自我形象，更是一个生活中刚毅不屈的勇者、人生道路上百折不挠的追求者和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进击者。在现实中，钟理和更像是一个生活的斗士，不管在什么样的逆境中，他都能勇往直前。钟理和有温柔不争先的谦和性格，自幼即然，但这并非意味着钟理和是人生竞技场的弱者。他只是争其所当争。他反对迷信，反对束缚人性、僵化心灵的旧传统习俗，建立了由爱情而结合的家庭；他在困扼重重的人生中勇敢挺进，顽强地同苦难的命运作斗争，即使在贫病交迫下依然严正地坚持做人的尊严，严肃认真地生活，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他的一生是反抗和奋斗的一生，他在作品中所热情呼喊的也是反抗和奋斗，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命记载。支持着他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奋斗的，正是那种钟摆般永不停息的追求，有了它，生活中的色彩就不会消失，希望也不会幻灭。郑清文道：“命运给他安排一个不幸的生命，他很珍惜它，怜爱它，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和命运不断的格斗，他的心灵在颤抖，在淌血。在外表上，他似乎是一个永远的失败者，但在他失败的深渊里，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永远不会屈服的灵魂。从生命的意义上，他应该是一个胜利者。”郑清文：《读〈钟理和短篇小说集〉》，（台湾）《青溪》51卷，1971年9月。　
第十章　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1960年如火的7月，旅美华人女作家聂华苓打电话给台湾的林海音，说美国新闻处所选中译英的短篇小说，尚缺少台湾本省作家的作品，要她帮忙代找。林海音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立刻就近要了文心和郑清文的，同时写信给钟理和和钟肇政，要他们寄几篇来选。但是不知何故，钟理和的作品却迟迟未寄到。由于聂华苓那边在催，林海音只好选了钟理和不久前刊在《联合报》副刊的一篇《还乡记》凑上送去。接着，钟理和的四篇剪报寄来了，所附的信是别人代笔署他的名写的，林海音猜想钟理和一定是病了，因为起起倒倒对于他已经是常事了。但过了两天，林海音又接到了钟理和的亲笔信，信中说他突然病倒了，这回病得凶狠些，所以所要的剪报迟寄来，同时又说他所选的四篇作品，在他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写的是乡土的台湾，都市的台湾自有别的作家去写。由于林海音当时的工作很繁忙，还来不及写信对钟理和表示谢意，并且告诉他说已经来不及了，所有的稿子都已送走。8月10日，林海音又接到一封寄自高雄美浓镇的信，笔迹不是钟理和本人的，于是猜想一定是他细心要修改稿件的信。拿到信时，林海音刚从木栅回来，有些疲乏，吃了午饭便休息了，直至午觉醒来才拆开信。信是钟理和正在上高中的长子钟铁民于三日前写的，上面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钟理和因病在家中逝世了。　
　　事情是这样的。8月4日，正是个狂风暴雨肆虐的天气，因为几天前强台风在花莲登陆。钟理和在病床上修订两个月前刚刚创作完成的中篇小说《雨》时（前两章已改毕），突然旧病复发，咯血不止，以至血染稿纸。长子铁民却因脚部麻痹不能动弹，躺在另一张床上，眼看着父亲的病情来势汹汹，脚却不听使唤。外面风雨交加，溪水暴涨，好心的邻人愿意冒险上街找来医生，也只能聊尽人事地打针急救而已。至傍晚时分，钟理和不治而逝，时年仅四十五岁，成为一名“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由于事情突然发生，家中没有什么准备，下雨又使河水大涨而交通断绝，镇公所捐来一口白木棺材用以盛殓。钟理和死前吩咐家人要火葬，但家乡那边没有火葬场，只能和邻居要了几百斤木柴，5日下午在墓冢那边放火烧化，灵骨安厝于朝元寺奉祀。　
　　看了这封信，林海音愣住了，因为钟理和的死似在意料中，又出乎意外。他在《联合报》副刊连载的《复活》是8月5日才刊毕，而作者却在前一天告别人世。联想到钟理和两年来与《联合报》副刊的写作关系，以及对他本人的敬佩和认识，使林海音的心情难以平复。由于钟理和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均经过林海音之手，她在钟理和的作品中简直从没有看见过“欢乐”与“诙谐”的场面，而多的是“悲悯”和“忧伤”。每读他的作品，都使人心情沉重起来，有欲哭无泪的感觉。但是在林海音看来，钟理和并不是一个卖弄笔墨来赚取读者的眼泪或同情的作家，而是他写作和生活的背景正有着无限的辛酸，笔触所及，不由要流露出来。钟理和一生热爱写作，从年轻到死亡，他所写的在情感上毫无虚构，这正应了贝多芬的名言：“为何我写作？我心中所蕴蓄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写作。”林海音又展开了钟铁民的信，里面的话令人感到心酸：“前些日子寄去的作品，用完后请替我寄回来，以后希望您仍像以前一样的照顾我们。还有好些作品没有出版，我希望将来能把他的作品集成一集出版。《笠山农场》父亲遗言要请您跟肇政叔叔设法出版，现在原稿在台北，已经写信去要了，接到后即将寄给您们。”是啊，可怜的是钟理和一直盼着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却到死也没有实现。林海音清楚地记得钟理和在与自己第一次通信时便沉痛地写说：“我在一个人生涯中最为有用的少壮之年便罹此疾，空让大好时光虚掷，自思此生已无多大希望，今后倘能当名小卒，呐喊呐喊为文坛添添热闹，于愿足矣！”钟理和：1959年9月22日致林海音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50页。然而这点愿望也不能让他完全地达到，他还有大部分作品尚未发表。此前不久，林海音曾在通信中向钟理和谈及台北的西区扶轮社对于台湾的文化年年都奖励，很想建议他们掏出点钱来出版一本台湾省籍作家的作品合集。钟理和得知后很高兴，写信频频询及，但是林海音还没碰到什么机会向什么人去讲，钟理和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个一生的精力付诸写作的人，盼望着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这个小小愿望该不算奢侈吧，更何况这是他终生至死的遗憾呢？林海音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我们应当尽力而为，为了安慰他，也为了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　
　　8月10日，《联合报》副刊编者刊登了一则小启事：“本刊作家钟理和先生因患肺疾，卧病长久，终于日前完成中篇小说《雨》时，旧疾复发，呕血而死。……生前贫病交迫，而不废创作；身后萧条，遗妻子五人，生活堪怜……”由于钟理和在逝世前两年已经在《联合报》副刊上登出不少精彩的短篇小说或散文，他那文字洗炼、情感真挚的写实笔法很得到50年代末一些小说同行的赞赏。报纸上刚刊出他猝然去世的消息，在《联合报》副刊上，8月里即出现了马各、文心、林海音等一系列扼腕慨叹的悼念文章。而第一篇文章是8月11日方以直（王鼎钧）刊在《征信新闻报》的《悼钟理和》。撰写追悼文章的还有钟肇政、廖清秀、郑清文、林钟隆、何锜章、赵慕嵩、林衡茂等。准确地说，那是同在一个副刊上写小说的作者们痛失一位骤逝的杰出同行，当然还包括一群喜爱小说的该刊读者群。钟铁民把父亲用全部心血创作出的手稿交到了他以前的文友那里来整理、保管，也将日记、书信等文件一一封存。几本手稿上发黑了的斑斑血渍，令人为之怵目惊心，也为之吞声饮泣，也可从中想象到作者是怎样地在病魔纠缠里挣扎着苦吟苦写。之后，钟理和的生前友好林海音、钟肇政、文心等人组成了“钟理和遗著出版委员会”，那也是“五十、一百的捐来了几千元款子”。林海音：《一些回忆》，（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他们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在《联合报》副刊上从9月连载钟理和用最后的生命催化出来的奇葩《雨》。林海音于首刊之日撰《同情在人间——为〈雨〉告读者》说：“当8月10日编者惊悉钟理和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以理和先生是本刊的作者及个人对他的敬佩，所以连夜写了一篇追悼文，原以为理和先生不过是一个默默的写作者，不会有太多的人对他有什么印象。其实这完全是错估了，稿子刊出后，本刊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来稿、赠款。他们大家都是理和先生的忠实读者，他们对于这位作者的逝世，也感到惊心、惋惜和悲伤。”10月，又选编钟理和十六个中短篇，以《雨》为名结集，由文星书店发行，钟肇政和文心负责编校，林海音负责印刷。当时林海音在世新教书，每周到木栅一次，她就请学生们所主持的世新印刷厂以成本计算来排印这本书。林海音又请侄子夏阳义务设计了一个有意义而花钱不多的封面。夏阳设计的是一个三套色简单而别致的封面，其解释是：灰蓝、米黄和黑——颜色的意义；点点线线——画面的意义；凿痕斑斑，是血泪也好，是苦雨也好……这是钟理和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赶在他去世百日祭的当天，放在他的供桌上祭吊，以慰亡灵。该书预约的情况很好，书一出版欠款就还清了，还用结余于次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钟理和生前难以释怀的《笠山农场》。跋曰：“现在这部书是在作者逝世后周年出版了，出版的经费是由《雨》的收入积存下来的，为数并不多，且极为勉强，但这算不了什么，《笠山农场》的出版，并不在畅销，对于这位一生热爱写作的人，更重要的意义是完成了作者生前的一椿心愿。”1970年钟理和逝世十周年时，大江出版社的梅逊主持重版《雨》一书，只是删去了其中较长的《雨》一篇，定名为《钟理和短篇小说集》。　
　　台湾女作家黄娟回忆说，当时一个朋友问能不能帮忙推销《雨》，她答应了。当一包沉甸甸的书籍拿到手头时，黄娟抽出一本来看，立刻被作者真挚感人的故事吸引住了，边看边擦眼泪，久久不能释卷。第二天来到讲台，黄娟郑重地向学生推荐这本动人的书。第一批书立刻卖完，黄娟再向林海音续订上百本。由于这个机缘，黄娟认识了林海音和钟肇政，不久以后便开始学习写作。黄娟说：“是理和先生的书，把我导入了文学的园地，我对他自有深厚的感情。”黄娟：《从〈笠山农场〉说起》，（台北）《台湾文艺》91期，1984年11月。　
　　张良泽也是一位《联合报》的热心读者。在彰化县潭墘国校任教时，他发现该报副刊上有时会刊登一些文章，虽然文句不通顺，但意思还不错，言之有物，一看即知是台湾人写的。在钟理和那里，他读到了草坡上的小鸡与母鸡的情景、月光下夫妻插蕃薯枝的爱情、农民晒谷而被西北雨捉弄再三的耐心、因无钱求医而眼看爱儿发热断气的悲痛……一切都那么丝丝扣人心弦。钟理和逝世的消息及一些纪念文章中介绍钟理和贫病交迫的境况，令他感伤不已。当时他正好有篇稿子《奔炀》在《联合报》副刊编辑手中，便赶快追寄一信，说明该稿件如蒙采用，请将该稿费转赠钟理和遗孤；并写信去安慰钟理和的家人。不几日，张良泽的作品刊登出来，并于文末括弧加注“本篇稿费转赠钟理和先生遗孤”，稿费为一百四十九元。以后不久连续出现的悼念文章文末都注上的“稿费转赠”等字。1960年春节，已经是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的张良泽利用放假之便来到美浓。张良泽一向只认为钟理和作品中的“平妹”是青春美丽带灵气的女孩，没想到眼前是站在猪圈里清扫猪粪、弯背直不起来而苍发蓬乱的老太婆，竟使他顿觉人生如幻。此时，张良泽猛悟钟理和写他们的恋爱故事，已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走进钟理和用土块砌成的昏暗房间，才知道这是祖产仅余的一间仓房，里面一张竹床、一张破被，墙角挖个洞当炉灶。此刻，他才真正领略“家徒四壁”的意味。当值除夕，大家在钟理和遗像前“围炉”。竹桌上，一盏煤油灯照着一群弱小的遗孤。女主人钟台妹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特地煮了一锅白米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