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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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和《第四日》也都写于1945年。《秋》一文共七章，约一万三千字，在钟理和返台后被一家杂志社拿去，但文章尚未登出便遭逢二·二八事件，原稿遗失，1949年治病时凭记忆重写，其中一至四章为原文，删去五、六章，将第七章改写为第五章，1960年以遗作发表于《晨光》杂志第八卷第十期。小说写的是徐光祖本来爱着部里做事勤谨、容貌端庄而自持的女同事王蕙文，后来调到这个部里来的另一个女人吕静宜以大胆火热的作风插进他们的中间，扰乱和困惑了徐光祖的心，而王蕙文悲凄的身姿则渐退渐远。在数月后的一个宁静而和平的秋日，徐光祖与吕静宜结了婚。两人结婚后，为了想让新家庭舒适、温暖、体面，吕静宜辞了职，专心做太太。他们也曾沉醉过爱欲的疯狂中，但生活的重压还是向他们袭来。“这对新婚夫妇的新家庭的餐桌上，也随着浪潮的冲击，节节退落。机关每月的配给，原是面粉一袋的，却变成半袋，后来再减为四分之一袋。他们的三餐，正比例地由原来的大米白面一变而为白面与玉米面的杂食；到现在，则差不多已以窝窝头为主食，白面只能偶而一见罢了。若不预为绸缪，让它长此下去，则就甘心啃窝窝头，看来也不得不成问题的。”徐光祖想方设法往家里拿回来钱，同时也变得憔悴和悒郁，对妻子也不愿将心事和盘说出，原指望把光明幸福带进家来，相反地，那阴霾、暗淡和冷漠倒把家整个儿笼罩起来。在无比的空虚中，吕静宜学会了打牌，后来则竟不顾一切，不管深更半夜地打起来。虽然他们结婚才有几个月，却很少能有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丈夫下班回来，家里不见妻子，夜里只好拥被独宿；到了妻子在晨光微曦中自外面回来，则丈夫又是准备上班的时候了。一个甜蜜的新家庭，便如此弄得死气沉沉。徐光祖和部里的一个同事干起了盗用公款的事，事发后被捕送局。一年多后的秋天，徐光祖服刑期满被释放了，但此时妻子静宜已经走了，王蕙文也死去，他变成无家可归的人。钟理和日后谈到《秋》一文时说：“至于它的主题，说它是描写一个青年在三角恋爱中受到乙女的愚弄固然有一点，但我的本意却在致力讽刺把爱情视同儿戏一点上，所以只把青年和甲女的恋爱轻轻带过。”钟理和：1959年10月11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74—75页。而实际上，读者也完全可以从中品出“选择决定命运”此类更深刻的哲学意味。
《第四日》以客观观照的手法，藉日本人之眼看日本人，表现了日本战败后，在华的“在留邦人”（日侨）归国前的惶惑无奈。他们歇斯底里的热情已成过去，“从前祖国要他们去杀敌，他们便去杀敌，他们每个人都为国，他们希望祖国打一个胜仗。但是现在，既然他们贡献了一切，而祖国仍是打输了，那么就该让他们想想自己的事情了”。同星星一样散在广大黄土平原上的“在留邦人”从四面八方一齐集中到某部，部里办了十几桌不算丰盛的筵席，给“在留邦人”饯行。他们议论着这场战争，也猜想着日本的今后。有人还雄辩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科学发展起来，充实起来！只须十年，日本就可以再起来了。你们得把日本富强起来！十年，十年呀！来！”接着竟借酒发狂殴打中国厨子。这人被部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你一时怒气？不是吧！那是因为你太看得起自己，你是优秀的大和民族！你瞧不起人家，当人家是劣等民族。可是多么羞人，优秀的战败了。这，你又怎么看？你神气什么？”“哼！你当日本十年就能够再起了？你想发展日本的科学？吹牛皮！日本战败，并不是因为没有原子弹，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批狗奸商。士兵在火线拼命，你们就在后边发现成财。如果有人应该砍脑袋，那么这个人就是你们，不是别人。明白了吗？你十年就想扶起日本？哼，不要做梦吧！日本就再一百年，也爬不起来啦！知道了吗？混账！”应该说，钟理和对战败后在华“在留邦人”心态的把握是有其现实依据的。钟理和平日里常见到在北平的日本侨民战败后依然在大街上挺胸阔步，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唯我独尊”的心理不见稍减，而这种态度则只能刺激中国人殴打他们自己。钟理和记起史坦贝克的一段话，即人到了某一个时候便会失去自信，让他的敌人追踪得恰像在猎夫之前的一头小兽，这意思以为，人之有尊严，完全靠他的一点“气”，而今日的“在留邦人”虽还想强留这口“气”，无奈此“气”已失去依傍，变成虚空。《第四日》中的铃木战前在东京某舞厅拉小提琴，但他决定回国后不再干这一行了，而是打算进工厂，他觉得对自己来说，捏铁锤要合适得多。这或许意味着，日本人经过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后，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了。
第三章 归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开始算起，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人们的欣喜自不必言，用钟理和的话说，就是“人类完全狂醉于和平了，投身于胜利的陶醉里了”。
在北平，明媚的秋天阳光下飘扬着国旗，人们拥在宽广而雄伟的太和殿前广场上举行着典礼，尽情地享受着得来不易的和平与胜利。兴奋、感激、愉悦、满足等如波浪，流到各个角落里去。欢迎国军、游行、民众大会，以及在报纸与电台上的“告同胞书”等，也让人应接不暇。在钟理和看来，这世界的和平并非像某种人说是降落来的，而是人类“由某个角落里找出来的”，其中付出了多少血与泪的代价！
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与祖国分割，抗战胜利使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屈辱时代结束了，“历史之流又回到了它原来的河道了”。钟理和感到，在令人晕眩的速度的转换中、变化中，台湾人们的高兴和欣忭比任何人都要大、都要热烈，因为他们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9月9日，日本侵略者代表冈村宁茨在南京签具投降书，宣布无条件归还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这天，北平的天空显得格外明媚，初秋的阳光洒满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在西单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结成典礼，五百余名地北平的台胞出席。大门口飘扬着中华民国的旗帜，欢呼声阵阵，热情的笑脸随处可见。在异族支配与蹂躏之下度过五十年的人们，心中的感慨无以言说。针对同乡会未来的工作，大家热烈地提出各种意见。同乡会选举三安医院的梁永禄为会长，张我军、张深切等六人为委员，另有两位监察委员。
在结成典礼上，一部分的青年台胞不满以前曾做过“日本军走狗密探”的某一两个（其中一个旗色不甚鲜明）老年辈居然被选为委员，大部分的青年台胞则因对现居北平的著名台湾文学家张我军（张四光）的一篇《论台湾人的国家观念》一文中过分蔑视青年的存在而激起忿懑与纠纷。一个青年学生站起来，要求为保持同乡会面子起见，须撤消此辈“汉奸”委员之职。张我军曾于1942年和1943年两次前往东京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此话似乎正是将矛头对准他。结果同乡会分裂了，老年与青年、拥护学生与拥护学生所攻击的张我军和“汉奸”两个阵营对垒相持。但学生终竟寡不敌众，一个有点结巴、国语又不很流畅的青年学生有口难申肚中的积愤，人憋得像一颗皮球，气得直发抖，一开口放了一颗炸弹：“巴格牙路！”（日语“混蛋”的发音）“说日本话，汉奸！”老年辈以为有机可乘，便反舌相噬，势极凶猛。居间者看场面将发展至不可收拾，急忙把学生拉出外边，于是这一场龙虎斗便以“青年阵线”的崩倒而告终，据老年辈说是“卷尾而逃”。
毫无疑问，钟理和当时是更倾向于青年一派的，他尤其感受到台湾青年身上所蕴藉的“伟大的力量”。钟理和疾笔写下《为台湾青年伸冤》一文，反驳张我军的《论台湾人的国家观念》，因为张我军在那里把台湾二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分类于第三种人里，然后论断此种人系无国家观念者。在钟理和看来，青年与老辈的斗争即是两个“时代”的斗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忿懑、热血、不平、真诚！张四光张我军对青年的谢罪、辩解。老辈的妥协与惨败。至今日，我才真正感到青年的力量，此力量之伟大。唯其如此，青年亦当自觉其存在，不要使此存在无意义。老辈不曾认识青年的力量而忽视青年的存在，此是他们的失败。不意五十余年来的奴化政策，尚未麻痹或消灭这些人们的道德与正义感。正义万岁。青年万岁。”
钟理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这就是同乡会成立时，政府方面却没有来宾莅场，议程里的来宾致辞等几项内容也被空过去了。台胞们最希望的“鼓励、安慰、热情、久雨重逢的感激的瞬间”并没有得到，这不禁让人怀疑祖国对台湾是否抱有关心。疑问、苦闷，以及一丝不满，涌上了钟理和的心头。
然而距同乡会成立没过几天，一种别样的情绪正在钟理和心中悄悄滋长，竟至令他产生了和几天前迥异的想法。此时，国家刚刚光复，百废待兴，正是要求青年努力奋斗的时候，但钟理和却真切地觉得自己的空虚。他还记得旅平同乡会成立那天的一条标语：“胜利是血汗换来，建设须拼命做去！”没想到开会当天青年那种真挚与热烈，过了几日便消逝得几近无踪。如此一来，钟理和倒觉得还是年老一辈做事脚踏实地更可靠了。真是可怜亦复可叹。于是，钟理和遂把自己的热情压抑下去，将写得只剩一页的《为海外同胞伸冤》稿子收起。
钟理和想，这样也好，本来自己是打着不干涉任何公事与政治活动的旗帜的，现在正可本着自己内心的要求做点自己的事了，来日方长，此后只有实力充足的人才可能站住脚，否则如过眼烟云，非遭到时代的淘汰不可。于是自忖：“但是无论如何，我只能以我的人生观来处理一切人世的烦杂琐事。人之相处，要如何才能得到合理而且公允的功效，这是很难的事，因为人事没有标准可资故也。所以最好的办法，即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么一来可以不问其所得结果如何，可能求得灵魂的和平。”钟理和：1945年9月11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3页。他信奉那句俗语“有麝自然香”。
一天，钟理和带儿子铁民来到了中山公园。公园古木深幽，游人很少，他们立于园后护城河岸铁栅栏边，翘望对岸巍峨的紫禁城角楼与灰色的城墙。风光固依稀昔时，但它也知道人间历史已经有了什么样的转换吗？华北沦陷，日本人打进来了，于是把北平改为“北京”；日本投降国土光复了，“北京”又回复了昔日的北平。于今想起来，像是历史的戏弄，亦只有“平”、“京”两字的改换而已。上至紫禁城之大，下至街头乞丐之微，以及跳舞场、麻将、香槟、戏子、“妹妹我爱你”、高德旺在广播电台说相声、各种院子的积水与脏土使主妇们皱起眉头……这些一点儿不改旧样。所异乎从前者，只觉得夜里有必要把门窗关得比以往严些，和在无线电与报纸上多发现些前此不很常见的“告书”之类，如此而已。“摇身一变的时代与摇身一变的人们。什么都是摇身一变，都在摇身一变。只差变得像与不像而已。有的变得维妙维肖，比真物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可惜都与孙猴子相仿佛，一条尾巴虽变成了一柱桅杆，然而却因不能挪在前边而露出了马脚。”钟理和：1945年10月3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页。钟理和不禁叹道：“人生比一抖烟的工夫所长无几，命运就把我们像烟灰似的敲了出去。”
不久，由同乡会发来“回台工作志愿者调查表”，据说这是升官发财的一个好机会，许多人都兴高采烈而且争先恐后地写着。
“写呀！”他们说。“你所希望的工作呢？”
“做官！”
钟理和却觉得自己只能在艺术里和自己的创作中找到工作与出路、人生与价值、平和与慰安：“我的一切的不满与满足、悲哀与欢喜、怨恨与宽恕、爱与憎……一切的一切，在我都是驱使我走近它的刺激与动机。甚且是粮。”钟理和：1945年10月25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2页。
1945年10月25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中山堂接受日军的投降。从这天起，台湾全境的领土主权及人民即复归中国统治。陈仪公开声明，台湾人民自该日起一律为中国国民。但不少心向祖国的台湾同胞也强烈感受到，当时祖国的政治和人民并未以正确的态度和善意对待台湾。多年的隔绝，使两岸人民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据钟理和日记中记载，当时报纸登有一篇新约卞先生的台湾素描，文章类似志怪，里面尽显偏见与歪曲，简直就是造谣。如说台湾温度总在九十五度以上，而且地震之频“使一般土人在定期会时常说：‘我在上午地震后必会去看你。’”于是作者记载他在一年之中竟经验至九百余次之多。还兴头十足地说，于十六七世纪时，中国有大批大部分是属于“客家”的游牧民族移到台湾去，而“这群人是以吃人肉为快事的”，并且“他们也无什么成绩”。参见钟理和1945年10月9日的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7—18页。当时，在平津两地间有一句暗号流行于台湾人之间——白薯，这是一个意味台湾与台湾人的代名词。这“白薯”的称谓不光是由于台湾岛的形状与白薯酷似，同时也暗含着轻蔑和歧视意味，因为白薯是极其普通的农作物。台湾现当代一些作家的作品常以“白薯”象征台湾，寄寓台湾人民遭到轻视的悲愤意识。台湾人进入大陆，大体是北由日本入山海关或由黄海，南则由台湾海峡。其动机不管如何，只要一踏进大陆，便有一种回到了祖国的感觉。钟理和当初由沈阳来到北平，是以广东梅县人的身份融入北平的社会，他一向不讲日语、不写日文、不领日本侨民的配给，他又携家带眷，讲客家话，方得到当地民众的信任与接纳。而不少台湾同胞却是衣兜里一边揣着中国政府颁发给的居住证明书，一边放着日本居留民团的配给票。他们大部分都是二重“国籍”，用钟理和的话说，这“弄得他们头晕目眩，精神疲乏”。抗战时期，生活的牵连与环境的累赘，将许多台胞系于伪政权之下，一些人还加入到日本军队，参与对祖国同胞的压迫。钟理和记述当时感想时写道：“国土原本整块，同胞原本一体。但抗战却在他们之间，划开了罅隙，有大后方与沦陷区，抗战区与收复区的称别。当战争结束，大后方的人们到收复区，于是他们同时带来了第一个优越，第二个优越，第三还是优越。活像一位王子莅临土人之国。在他眼底下，既没有了同患难、同受苦的同胞，只剩下一群笨头笨脑的劣等人物。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