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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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下起了阴冷的雨，到第二天，天空仍凄阴。钟理和早饭后走出院门口，茶房那里正有一堆人在抢着当天的《新生报》。往公园门口望，马路上的行人虽然比前日多了一些，神情也似乎更镇定，但肃杀、荒凉、阴森森之状还感觉得到，事情似乎并不能如此简单就完结。茶房指着人们正读着的昨夜十二时即解除戒严令的报纸标题，很自信地说：“解除也只好说解除，街上还照样到处放着步哨，宪兵警察满街转。”
中午，钟理和在北平即结识的好友、诗人蓝明谷到医院来。他是由基隆搭载货车来的，车在路上出了几回毛病，到了松山，不能走了，他们只好走过来。蓝先生说基隆情形严重并不次于台北，又说他在中途遇见一辆满载着插着枪刀的一队兵的货车，车上还绑着一个高等学校学生。
“火车今天不走，我明天还来看你。”蓝明谷临走时说：“但也许能多留几天。”
“学校呢？”钟理和说，“不回去行吗？”
“都罢课了，”蓝明谷说着苦笑起来，“不过这倒好像和这次的事件没有关系，而是响应国内的罢课的。”
下午，母亲刘水妹从市场回来，说市场还是没有开，店铺依然尚在罢市，只留一个小门进出，老人在一群如饿狼抢食的人群中也抢得了一些菜和肉。她提着一块比手掌还少三分之一的猪肉高兴地对儿子说：“你瞧我也抢得一块，而且这还是最后的一块！”这如果在平时只需二三十元就可以买着的肉，今天却花了五十元，母亲倒没有平时的诉苦，钟理和也不觉高兴起来。他曾在院门口看见一群提着菜篮为着买食物而仓皇的女人，一想到这里，心里泛起一阵难以形容的感情。
钟理和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记载仅仅有三天的内容，当时是用铅笔写在几张残破笔记薄上的，还用了内服药的纸袋作记录，应该多有遗轶，但通过钟理和的笔，仍然能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那段历史。
二·二八事件使起义风暴迅速席卷整个台湾，台中甚至宣布成立人民政府及人民军。几天内，全省除重兵把守的澎湖及基隆、高雄两要塞和少数军政部门外，皆被起义人民控制。二·二八事件的主流应视为台湾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统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义斗争，反映了广大台胞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因而台湾人民的起义也得到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其中也夹杂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事发初始时，部分台湾人盲目殴打大陆同胞，尤其是军公教人员，造成伤亡。当然，这也为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如台湾民主联盟即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称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同受政治腐败的痛苦，要保护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驱逐残害我们的害虫。绝大多数台湾同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另外，在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台湾人中，混杂了不少曾服务于日本军队、战后又遭失业的退伍军人，集结时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甚至高唱日本国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印象。3月8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军舰、飞机护送下于基隆登陆，随后就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和屠杀，至13日，台湾人民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回到祖国仅五百天，广大台胞实在不满国民党的专制政治，群起抗争，终被国民党当政者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以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中间又有不少无辜者在大规模族群冲突中伤亡。以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推行白色恐怖，将二·二八事件诿过于“共党奸匪”的煽动破坏，百般压制受难者家属的平反要求。二·二八事件成为许多台湾人深埋在心头的一道血痕。对二·二八事件失当的处理结果，也为若干年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挑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宣扬“台独”埋下重大祸根。
还没等病养好，钟理和就回去了。3月30日，他辞去了内埔初中教职，全家返美浓笠山定居，因为在那里他们还有几间老屋和一块地。他于8月北上到基隆，住在里志家，10月27日入松山疗养院诊治肺病，接受长期治疗。
最初进入松山疗养院时，钟理和对自己恢复健康并不十分失望，他曾乐观地估计，养好病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钟理和入院一段时间后，钟台妹曾携子铁民、立民北上探视，这也是他入院期间与妻儿惟一一次相见。钟铁民回忆道：“上了病院二楼，我领先一路奔去，每一间病房的门都开着。我一间间地认。突然我感到身上发热，一张我熟悉的，却又有点陌生的面孔在面前，我们互相都呆呆地望了片刻。我忽然感到害羞和疑惑起来。母亲上来，当她眼睛发出光亮，涌出泪水站在门口时，我忍住了问她：这不是爸爸吗？”钟铁民：《父亲，我们》，（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治疗期间，他研读了有关肺病的医书，也看到了疗养院里许多现成的例子，方知肺病难治，需经数年的功夫疗养。但钟理和依然有着坚强的信心，请看他在日日记中所述的意象：“对过三十号室的屋子，窗户洞开。那向，顶着灰白色的云彩的大屯山脉，横排窗际，山脊与山坳，因阳光关系，一明一暗，互相衬托。窗前，紧靠着床头，放着一架高齐人胸的电器收音机。收音机上面，放着一只下边连着杯托，带着杯盖的茶杯。乍看，像一只帆船：托是船身，杯子是敞开的帆儿，而杯盖，你看，那正是隐在那面的桅杆头啊！如此一想，茶杯仿佛也就活起来了；它在走着，走着，静静的，以浅蓝天空和深绿的山峦做背景，由窗外阳光的反射，做成阴影的它的那又稳健又和平的姿态，瞧着它那自信的姿态，谁敢说它是没有意志的？我守望着这只满孕着西北风的小小的帆船；洞开的窗台，对它是无限广阔的大海呢！它是会完成它的航程的。”钟理和：1949年5月10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69页。
然而，在医院的疗治并不顺利。诊疗肺病期间，因结核菌侵入肠胃，消化器官功能全失，病情转危，自量必死，也引得陪医的母亲刘水妹或背人落泪，或伏枕哀泣。当时正好发现抗生素并传入台湾，立刻接受这种治疗，才抑制病情，起死回生。但注射抗生素初期，副作用很强，接受注射至耳朵几乎失聪始止。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钟理和的肺病不见明显好转，健康的恢复变得遥遥无期。一下子时间又进入到了1950年。为了医治疾病，荡尽了钟理和继承自父亲的财产。在这种情形下，钟理和打算年底退院回家。这种长期病一养便是三五年不等，再坏些，可能一拖便是十几年。但妻子钟台妹仍然劝丈夫再在医院住下去，并想法弄钱款寄来。可能钟理和并不具体了解自己在医院的那段日子里妻子生活过得是怎样的艰苦。她常常半夜带着锄头镰刀，把小孩反锁在家里，单独摸黑去放田水；辛辛苦苦养了几只阉鸡也时常被偷，让她哭泣不已……面对贫病的窘境，钟理和感到了比以往更多的眼泪和叹息。
更使他揪心的是，正在上学的长子钟铁民年纪小小就患肋膜炎。在钟理和的眼中，孩子的命运是凄苦的，由一落地的时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夜间，钟理和梦见了铁民，醒来时已是半夜。十五的月亮似乎已经落下，外面夜清如水，由窗望去，东面天空一颗小星正在眨眼，仿佛它也在流泪。风把油加里树吹得沙沙作响，一切都是如此凄凉和岑寂。想起病中的儿子，做父亲的心如刀割，泪珠不禁滚流下来，竟至怨恨是自己害了儿子，追问他如何跟了自己这个不中用的爸爸……侧身细听，远近鸡声唱和而已。
可是，儿子毕竟远在异地，钟理和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自己如何摆脱病魔的纠缠。当时，新式治疗胸腔整形手术传入，医生主张用手术方法进行彻底治疗。可是一位病友做了手术后，钟理和看他术后的伤疤，一下子呆住了，第一个的感觉是：这个人是完了。那位病友身上有一尺长的半弧形创口，上面清楚地印着密密麻麻的针线痕，样子凄厉怕人，看上去只剩左半边，右边一大半的身子全塌陷下去，两手由胸背一合，仿佛纸一般薄。看着这伤疤，钟理和不禁对现代医学的积极性流露出一种分不清是惊叹还是恐怖的感情，好像“人类为了自疾病的掌握中救出垂死的生命，已陷入于那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半疯狂状态”。更使钟理和吃惊的，是人对生的挣扎与执着。这里毫无掩饰地表现着倔强、坚忍、顽拗的生存欲和生命力，就像岩石下面的草，孱弱的组织里却赋有着坚强的生命，它寄托在叶尖上，使得触角是那样地敏锐与顽强，不惜蜷曲旋转，钻探而伸出到有阳光的地面去。然而，这人仍是可怜与不幸的，虽想尽求生方法，不惜毁了身体求活而似乎不可得。钟理和仿佛从这位病友身上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那也许也是一场徒然的失败。
病榻上有钟理和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只要条件允许，他就断续地进行着创作。1949年7月2日，创作了散记住院疗养生活闲情逸致的《鲫鱼·壁虎》，观察敏锐，笔触细腻。1950年以日记体记叙自3月28日至4月27日的住院生活，写成《手术台之前》（据研究者张良泽说，该篇原题为《爬上手术台之前》，后删去前两字。原稿有两本，一为3月28日至4月27日，一为4月16日至5月11日，皆未完成）。另外，描写返回故乡时的所见所闻及心中感受的《故乡》连作也是在病床前完成的草稿。
疾病让钟理和深切感受到人间的悲苦，他写下了两篇表现疗养院病人治疗生活的《阁楼之冬》（1960年3月1日发表于《联合报》副刊）和《杨纪宽病友》（1960年7月发表于《晨光》杂志），正道出他和病友们勇敢地为生存奋斗时所展现出的人性的庄严。
《阁楼之冬》描写了病友邱春木因无钱彻底治病而逝的悲惨遭遇。邱春木家住台北，父亲死得很早，家里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邱春木曾一度和“我”同室住过几个月，肺病并发肠疾使他变得十分神经质，时时显得不安、焦躁、敏感，对自己的病感到绝望。“每次主治医师来巡诊时，几乎都缠着医师问，他是不是得了肠痨，又请求院方给他检查大便。说这些话时，他一边总凝神观察医师的表情，似乎医师一条筋肉的扭颤，一条眉毛的扬动，他都不让它逃出他的注视。医师自眼镜后面愉快而爽朗地笑着，但我看出这笑是很暧昧的，很狡狯的，春木不禁愕然，继之变得忧郁而沮丧。”经过注射价格不菲的迈仙之后，春木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这使他感到高兴，但高昂的治疗费显然不是他那个阶层的人支付得起的。为了给他治病，当裁缝的母亲花去积存的现款，进而变卖首饰甚至是用于赚钱糊口的缝纫机来买迈仙，仍也只是杯水车薪。邱春木停止了注射，身体重新变坏，退院回家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有一个细节是，邱春木自得泻症以后即始终戒慎饮食，不敢尽着意思吃东西，但在死前则想放开口腹吃个痛快。他要母亲办一桌筵席，让他一天吃一样，吃完八碗八盘，然后死去，他就满足了。于是母亲遵着他的意思让他每天吃一样，吃到最后，剩下一盘炒鳗子没吃着，便死去了。
《杨纪宽病友》中的主人公杨纪宽在台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三年书。他为了能升入大学取得文凭，便拼命工作以筹备学费，考入台中农学院后又发奋读书，结果闹出肺病，曾因咯血病倒了，到松山入院。住了几个月后，健康大见恢复，因毕业在即，他不顾院方的劝告，匆匆回去准备并参加毕业考试。并未痊愈的身体经此一熬，又第二次咯血，再度入院。可悲的是，他的病情由此大大变坏，病巢已由单肺而延及双肺，他本人后悔不已。为了尽快治愈自己的病，杨纪宽的疗养的态度十分认真而彻底。“他遵守着疗养生活中他相信对病人有利的各种规则；他的身子躺在床上，头搁在枕上，都是端端正正的，平直的，不动的，两手折回来放在胸脯上，也放得整整齐齐，仿佛他要永远把持下面那颗心，不要有一刻的时间忘记他这时在做什么。他吃一口饭菜至少要咀嚼五十次以上，让所吃的东西能够完全嚼烂，并拌以适量的唾液；饮一口茶水也要在嘴里搅动一会，使它的热度能够顺应体温；他彻底奉行院方规定的安静时间；打气腹时他表现着稀有的忍耐和勇敢。总之，在他这些行为里面有一种道德的亢奋，有一种宗教的虔诚和固执。”他希望在工作里寻求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目的，只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恢复健康，第二个是回到教坛上去。在进行打气腹的诊疗时，他请求医师多打二百毫升空气，目的也是为了尽快恢复起来。杨纪宽的病似乎有所好转，但就在这时，无情的病魔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作品描写杨纪宽几乎是自虐式的行为，足以令人感叹：
他犹豫了一会之后，终于把上衣揭开来让我看，原来他用一条白布带勒着腹部，这带子勒得那么紧，把肚子勒成一个大气球，气球鼓涨到几乎就要把肚皮炸裂了。
“我不让空气下沉，”他向我解释说。“我这样可以加强里面空气的压力，用此压力加紧横膈膜的上推力，我要使我的气腹收到最高的效果。”
我见此状，起初不禁好笑，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但这只是刹那间而已，我随即收起我的笑容，我不能给一个人的真诚努力浇冷水。他那近乎格斗的庄严认真的姿态，在我心中发生很大的感触。我觉得仿佛头顶上受了重重的一棍棒。我呆住了。
“老杨，”我说，不禁对他发生怜悯之情，“你这样不苦吗？”
“怎么不苦，”他皱着眉说，“它涨得我饭都吃不下了，起落床时它总很猛的冲到我的喉咙上来，冲得我差一点昏过去。”
“你想开刀？”停了一会，我再问他。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开刀，”他说：“如果能开刀，我决不会犹豫。”
他说话的声调不禁使我抬起头来看他的脸孔，这脸孔这时没有一丝笑容，眼睛在里面燃烧着。
“慢慢来，老杨。”我又说：“焦急是没有用的，你不要苛待自己啦！”
“我知道，”他说。“如果我十分苦，我自会把它取下。不过我想试试看，也许它会有点用处。”
以后他一直就没把带子解除过，甚至把它系得更紧，把肚子勒得更鼓涨；不过自那以后他好像不曾睡过一个好觉。夜里，照例他的眠床总是响个不停，痛苦的呻吟之声，虽说是低沉的，但在宁静的深夜中听来，却是那么凄惨，那样的充满悲凉之感。我本有失眠症，经他这样一打扰，更是睡不着。但老实说，他所以打扰我，与其说是床响和呻吟，倒不如说是他那表现着一个人的悲壮的决心的姿态，他的紧张变成一种压力对我神经发生了强力的作用，使我的心境无法保持平静。我时常在半夜里躺在床上一边听着他的呻吟一边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虽然同情他，理解他，但不能赞成他；我始终不以他的做法为然。我认为他这做法是违反自然的，我也怀疑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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