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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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公有企业的19世纪。
80年代的时髦思潮把20世纪的公有企业和计划经济都简单地说成是“最大的历史性错误”；但是它根本就回答不了，为什么在犯下这一弥天大错的年代中，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而严肃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却告诉我们，公有企业的兴起和衰落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现代国有企业的产生有两大原因：
首要的原因就是：追求经济上平等的社会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实行国有化，以消除大私人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正是同一种动机推动人们去创办合作社，而当合作社不能实现经济平等的愿望时，人们就要求实行国有化。这不仅是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各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建立公有企业的主要动机，也是西欧社会党人在20世纪初的要求。早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英国费边社的知识分子们就主张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公有企业来实现社会主义，只不过他们主张使用民主的政治手段，反对苏联式的暴力和专政方式。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实行的企业国有化，都源于同样的思想。
现代国有企业产生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私营企业在财务上陷入困境，不能保证某些国家的经济在某些时期或某些部门得到适当的发展。在这种经济困境面前，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得不去发展国营企业甚至实行国有化。
建立国有企业的这种动因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原因是整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大批的私营大企业面临破产的威胁。国家为了避免全国性的经济崩溃，不能不接管并经营大批私营企业。意大利的许多国营企业就是这样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产生的。
另一种原因是某些部门的私营企业发展无力，国家在这些部门建立国营企业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德国19世纪末的铁路国有化和希特勒时代建立大众汽车公司。现在大众汽车公司已经成了德国汽车业的支柱之一，至今德国联邦政府和下萨克森州政府仍然各持有该公司20％的股份。而二次大战后法国政府也是靠国有企业来发展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
有时上述两种动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建立，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和英国将本国衰落的煤炭采掘企业国有化。
基于这种原因建立国有企业有时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二次大战后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两国靠国有企业来发展技术密集的大工业。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占全部投资的约40％，近25％的工人由国有企业雇佣，雇佣2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大约有一半是国有企业。到90年代初，国有企业仍然生产了法国非金融业增加值的16％。
除国有企业之外，公有企业的另一种形式是企业归该企业中的劳动者集体所有。这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某些国家的合作社运动曾经具有很大的规模，但是到20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合作制企业在经济上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其原因在于合作制企业是典型的“劳动雇佣资本”，资本的所有者们认为合作制企业不能保证其资本的回报，因而拒绝向其投资。
在公有制企业的历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斯拉夫占有重要的一页。
上一章已经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将近40年中，南斯拉夫是“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典型，它力图将企业公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南斯拉夫政府宣称，它实行的是“工人自治”的“社会所有制”。其具体作法是由“社会”（实际上是国家或国家开办的银行）投资兴办企业，而由企业职工以民主方式来集体管理企业。
南斯拉夫式的公有制企业有着与西方国家的合作社同样的毛病：它不能保证企业资本金有足够高的净回报，甚至不能保证企业资本金的回收。由于整个国家的企业都是如此，也就产生了再生产资金的匮乏。这与不适当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企业模式的崩溃。
到20世界80年代，这些旧式的公有企业暴露出许多严重的弊病：
我们已经指出，企业的效率来源于它在其内部是一个等级制组织。这样，单纯出于经济平等的动机而建立的公有企业就带来了很大的弊病：它明显地降低了企业以致整个经济的效率。在完全为这种目的而建立公有企业的地方，如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经济上的困境很快就迫使政府过渡到以一个等级制组织来管理整个经济。这就使它们过渡到了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
在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为受到计划经济的等级制组织严格控制，这个等级制组织往往大到包括了整个国家。这样大的等级制组织内部控制使整个经济中的劳动者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被压迫感，最终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国营企业的深刻反感。传统计划经济的这种庞大僵死的等级制组织体系无法使生产很好地反映社会的需要。它完全靠上级的事前控制来保证企业资金使用的效率，而这种控制实际上是由中央机关作最终动力的。过于庞大的计划经济等级制组织造成了太长的委托人—代理人链条，使得企业资金的使用极无效率，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效率。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家中，公有企业普遍存在这种问题。
即使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当政府机构对国营企业实行严格的直接管理时，上述的弊病也同样存在。为了减少公有企业员工的反感，增加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以适应市场需求，各国政府都普遍向企业下放权力，让公有企业自主地决定其产出、产品价格和收入的分配，甚至自主地决定其资金的运用。在传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家，这往往是结合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各种措施而实行的。在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人们把这种向传统的公有制企业下放权力的作法叫做“放权让利”。
但是这种单纯地向公有企业下放管理权力的作法引起了两方面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有着同一个根源——“社会所有制”企业或国有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在内，都不是企业使用的资金的所有者，也不是资金所有者的代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资金所有者的利益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将经营管理权力下放给这些公有企业本身，势必引起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的问题是企业使用的资金的回收失去了保障，而本书第三章已经指出，保障资金回收正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实行“资本雇佣劳动”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资金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以有力地事前防范不能回收资金的作法，完全自主决策的公有制企业会倾向于浪费资金以增加本企业员工的福利。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为了增加职工的收入而不惜造成企业的亏损。这样的行为造成了资金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社会预付资金的匮乏。资金来源于企业外部的公有制企业具有的经营自主权越完全，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在实行“工人自治”的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企业的完全自主经营最终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在最近20年的中国，“放权让利”的经济改革造成了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就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经营上的低效率和亏损多也是普遍现象。
这一类公有企业完全自主经营所引起的第二方面问题是它纵容了企业管理层严重的腐败行为。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于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是由上级任命的、而不是由本企业员工选出来的。企业管理层的腐败行为多种多样，从过度的“在职消费”、挥霍浪费企业的资金，到收受企业外部的人的“回扣”而损害企业的收益，甚至到直接贪污或干脆将企业资金转移到自己名下、侵吞企业财产。由于这一类公有企业的资金并非来源于本企业员工、更不来源于企业管理者本人，向企业输入资金的政府又对企业资金的回收不闻不问，发生这样的腐败行为几乎是必然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这样的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政府越是向企业“放权让利”，腐败现象就越严重。
这样的低效率和腐败现象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对公有企业的失望情绪，对公有企业的失败主义就是从这种情绪中产生的。许多原来不喜欢私营企业、想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人士，在公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和严重的贪污腐败面前也丧了气。他们说，公有企业成了腐败的温床，这种腐败不仅是实质上的私有化，而且是最坏、最不公平的私有化。既然如此，还不如赶快早点用更公平的方法对公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于是，各种力图“最好地”实行私有化的方案就应运而生，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彻底私有化浪潮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产生的。
应该承认，近30年来对公有企业的失败主义情绪首先来源于旧的公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来源于它普遍的低效率和腐败。但是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同时消除这样的腐败和低效率。
历史上无数的经验教训都说明，这样的问题通常是靠一种双管齐下的措施来有效地解决的：一方面是要建立有足够权威和能力的政府机构，由这种政府机构按照适当的法律进行监管和惩罚，以保障财产运营的效率，依法铲除腐败；另一方面则要严格地界定产权，以法律形式将有关公有财产的各项产权明确地划分给各个个人。穆罕默德在1，500年前创立伊斯兰教时，就是这样解决当时阿拉伯民族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他在《古兰经》中规定了如何在家庭各个成员之间划分遗产的所有权，以免氏族的首领侵吞这些遗产。而今日的各种私有化方案也就是按照这条思路，力图将公有企业的资本金划分为各个个人的私有财产，想以此来消除企业的低效率和腐败。
私有化方案的鼓吹者们把私有化说成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所依据的最有力的理论根据就是：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关心自己的财产胜过关心他人的财产，因此要保障企业的资本不受损失，就应当把企业私有化。
其实这是一个最似是而非的论证。我们确实可以承认，一般来说人们关心自己的财产胜过关心公共的财产。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人的财产足够为一个企业提供资本金、资本所有者又有足够的才能经营这个企业时，最有效率的产权形式当然是私人所有。实际上，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至今为止基本上都是私营的，甚至多半是典型的私有制家族企业。
但是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几乎没有一个大企业可以靠单独一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提供资本金；再加上经营才能与财产所有的不相称，就使得现代大企业的经营者们都主要是用他人的财产来经营“他自己”的企业。这样，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中等以上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经营效率，根本就不是靠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关心，而是靠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就是近20年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注意研究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原因。
中型以上企业的经营效率取决于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其原因在于：有效率地运营资金不仅要求支配资金的人有足够的动力去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增加现有资金，而且要求他有这样作的足够能力和精力；而资金的私人所有者并不一定有足够的经营能力，小的资金所有者甚至可能连经营自己资金的精力都没有。上一节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型以上企业的经营效率取决于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些企业的有效率与否其实就并不取决于它们在法律上是归私人所有还是公共所有，而是取决于企业的所有者（委托人）是否能建立一套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
理论上说，公有企业的所有者们也完全可以建立这样一套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公有企业的经营也完全可以是有效率的。
也是由于中型以上企业的经营效率取决于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想靠私有化来消除这种企业经营中的腐败现象，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幻想。当企业不是由资本所有者自己经营时，企业的经营者难免有腐败的动机。要防止他们的腐败行为，首先要有严格的法制环境，要有真正有力地反腐败的政府机构，要靠这种政府机构严格地制定和执行各种反腐败的法律。如果政府机构本身腐败，与企业的经营者勾结在一起侵吞所有者财产，或者政府机构对企业经营中的腐败行为不闻不问，即使把中型以上的企业都私有化了，它们的运营也不会有效率。
可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恰恰都倾向于回避政府机构的严格执法和反腐败问题。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是或明或暗地公然鼓励各种腐败行为。而政府机构的严格执法和反腐败，正是制止企业经营者腐败行为的首要条件。私有化鼓吹者们的这种态度，使这些国家的大企业私有化并没有起到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
其实，私有化的鼓吹者们面临着一种典型的两难处境：如果政府机构不是严格执法和坚决反腐败的，则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并不能提高经济的效率；而如果政府机构真的严格执法并坚决反腐败了，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一套足够有效的制度，使公有制企业的运营也有足够的效率，保证企业资本金的回收和增值并防止经营者的腐败行为。
当然，公有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率地运营，就不能延续旧的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率地运营公有企业，必须履行前边所说的那两个条件：首先是要由有足够权威和能力的政府机构按照适当的法律进行监管和惩罚，以防止任何侵吞公有财产的行为；第二就是要清楚地界定公有企业的产权，将公有企业的各项产权明确地划分给不同的个人和机构。但是这里所说的“界定公有企业产权”，绝不是把公有企业的资本金划归个人，变成私人所有的财产，就象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主张的那样，而是把对公有企业的各项具体的权利分别划归适当的个人和机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界定公有企业的产权也就是改变公有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方式，建立有效率的公有企业和公有资本的管理体制。
第三节 有效率的公有企业产权结构
在市场经济中，公有企业的经营正在日益转化为公有资本的运营。但是要有效地运营公有资本，就必须适当地界定公有资本的产权。
界定公有资本产权绝不意味着改变公有资本的公有性质。如果改变了一笔资本的公有性质，这笔资本就不是“公有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界定这笔资本的产权绝不可能是“界定公有资本的产权”。所谓“界定公有资本的产权”，是在保持公有资本归公共所有的前提下界定对公有资本的各项产权。
在界定公有资本产权这个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