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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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不可能得到准确的资料说明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到底比股票上市公司低多少，但是近些年私人部门资金这样凶猛地流入股市，说明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一定比股票上市公司低得多。
新流入西方股市的这些私人资金大多都通过各种资金代理机构，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和各种金融投资基金。这恰恰说明了，现在正在衰落的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传统私营企业，最稀缺的是有效率地为他人经营财产的财产代理人。而前边已经指出，一个保证财产代理人有效率地为他人经营财产的制度，将使公有企业也具有足够的效率。正因为如此，在两个千年之交，西方经济学界中新兴的思潮是“国有企业可以有效率论”。这种理论承认，要使企业有效率，重要的不是它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是充分竞争的环境；如果企业都处于平等竞争的环境下，又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国有企业也可以有充分的效率。
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创新的伟大时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资本主义企业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不是私有化的教条，而是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才是人类经济的未来。
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已经指出了正统经济理论对自由贸易的迷信。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历来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强调它可以达到充分的效率，而且它正是有利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自己。而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是从来都把自由贸易最优论当作自己最得力的一个思想武器。这种理论教条已经并且继续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中国，这一理论教条也在日益得势，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害处越来越大。为了不让这一理论观点造成进一步的危害，本章将从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来破除这种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对贸易政策的讨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一样久远，而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由贸易最优论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亚当。斯密为正统的经济理论构建最初的理论体系时，他就把对自由贸易最优性质的论证当作整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之一。从那以后，自由贸易最优论在正统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几乎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改变的只是对它进行理论论证的着眼点。
亚当。斯密曾经力图依据他的劳动价值论来论证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但是后世的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继承的不是他的这种论证方式，而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开创的思维传统。
自李嘉图以来，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三代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者说，三代不同的理论“模型”）。这三代理论的代表分别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学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行业内贸易”模型。
人们通常将第三代国际贸易理论称作“新国际贸易理论”，而“行业内贸易”模型则是新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模型，它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企业说明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并且据此说明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结构如何决定。其实这些新贸易理论，包括“行业内贸易”模型，都不能证明自由贸易政策必定优越。相反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这些新贸易理论来说明非自由贸易的政策有时比自由贸易政策更好。
真正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的，是正统国际贸易学说中的那两代老的传统理论，也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正是它们使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陷入迷误。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假定整个经济是竞争性的。按照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在竞争条件下，长期均衡时两种产品的相对比价应当等于它们的长期平均成本之比。这是因为竞争条件下产品的长期均衡价格必定等于其长期平均成本，而这又意味着这种价格使同种生产要素在用于生产任何产品时都得到了同样报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长期中任何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在各个国家的市场上都应当相等，因为当一国市场上某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比率与另一国不同时，将产品从它的相对价格较低的国家贩卖到其相对价格较高的国家就会有利可图。而任何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在竞争性的经济中总是取决于它们的长期平均成本之比。利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的相对比价的套利行为将使各种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在不同国家趋于一致。从这种套利性的贸易中最终会产生一种国际贸易结构，在这个国际贸易结构下，每个国家向别国出口的产品，都是它在没有对外贸易时相对生产成本低于别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依据对竞争性经济的这种看法来阐发其对外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之间的最主要差别，在于它们以不同的原因来解释不同国家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生产成本为什么不一样。比较优势学说把这种差别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技术上的差别，认为由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技术水平，因而当它们在没有对外贸易的自给自足条件下生产同样两种产品时，这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率不可能完全一样。而要素禀赋学说则强调，不同国家相对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在没有对外贸易的自给自足条件下，某种生产要素相对比较丰富的国家中这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也比较低，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的相对成本也就比较低。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遵循着李嘉图说明自由贸易好处的论证方式。
李嘉图以严密的数量比较证明，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通过这种贸易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因为这样英国就可以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资源生产出0。9单位酒，把这些酒出口到葡萄牙可以换回多于1单位的呢绒。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强调，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它们都证明了，自由贸易会使各国都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从而按相对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个有效率的国际分工结构。这样一种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结构有利于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这就是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自由贸易好处的根本论证。
在这种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支持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整合，已经使自由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ＧＤＰ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
但是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它会严重地妨碍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正统国际贸易理论在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时，自己也在科学上陷入了严重的迷误。
迷误首先在于把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配置资源当成了经济效率的唯一来源，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上的决定意义。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其实质在于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最优地配置资源。这无疑会在给定的技术状况下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并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的技术进步，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之所以有可能妨碍技术进步，是因为它可能阻碍一国产业的技术密集化进程。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它从产业结构方面反映了一国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我们应当进一步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而在不同产品上，能够选出的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有着明显不同的技术含量。这样，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于飞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含量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
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既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最有利于落后国家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就应当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但是自由贸易政策常常会放慢落后国家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进程，这就使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前边已经说过，自由贸易的好处是用比较优势原理来论证的，这种原理具体化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中。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我们说自由贸易不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这等于说以比较优势原理所作的对自由贸易最优性的论证不能成立，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最优性？其根源就在于，比较优势原理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
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就是著名的“学习效应”。
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1。 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产品越多成本就越低；2。 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
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
可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