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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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英国近代工商业之所以发达，之所以首先实现了工业化，除了因为英国在群雄争霸中处于岛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之外，还因为英国大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特别是促进工商业的技术进步，因为英国在这个基础上采取了对外实行经济以致领土扩张的积极进取的政策，这种对外扩张的政策一直发展为近代的殖民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富强并不来源于“对外开放”，它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对外很封闭的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的保护主义不是单纯为了将自己与外国隔离开来，而首先是为了发展使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业。
　　
　　将英国与中国古代晚期作比较，就知道不能以开放不开放来论中国与英国的不同。如果说这两个国家有什么明显不同，那倒是在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向海外殖民的概念。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征服海外殖民地的打算，也就没有采取过这样的行动。
　　
　　另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夺取海上贸易霸权的意图。其实中国自宋代以后发展起了很频繁的对东亚、特别是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由此而繁荣兴盛。当时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泉州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只是在相当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明中叶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作后盾的商队强占了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中国商人才丧失了在对东亚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中国东南沿海的那些商业城市因此而衰落。由此得出的教训只能是：由于中国不想以政府的武力支持抢夺海外市场，中国才落后了！
　　
　　中国古代末期和近代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不想发展现代的科技和现代的企业。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还对开办以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横加限制。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前，清政府规定开办以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要政府特别批准，原因是怕外国人进入中国开办企业，这大大限制了中国民间现代技术企业的发展。清政府还长期不准修筑铁路，理由是这会造成挑夫之类的人失业，有利于侵入的外国军队运兵，等等。这与英国鼓励发明和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了最明显的对照。
　　
　　西方强盛的真正经验也就是中国衰落的真正教训。这个经验教训只能是：在16世纪以后的世界上，一国能否取得经济上的发展和国际上的强国地位，取决于它能否发展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武装本国的工业和军队，能否以政府的组织和保护来大力促进本国的工商业，能否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进行货真价实的对外斗争（欧美国家的这种对外斗争其实是对外扩张）、至少也是对外保护本国公民的产业，以便通过富国强兵而夺取世界霸权。
　　
　　根据这种经验教训，绝不能把中国近代的衰落和虚弱简单地归咎于“对外不开放”，而应当归咎于中国从来就没有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传统，归咎于中国没有向海外进取和争霸的意识，没有靠发展和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增强经济和军事上的国力的意图。
　　
　　
　　
　　
　　
　　第九章　　“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本书第一章点出了两种有害于中国今后发展的错误观点，其中之一主张尽可能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另一个则主张尽可能增加流入本国的外国资金。这两种主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看成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
　　
　　本章的目的就是说明，这样的“外向型经济”绝非高速经济发展的万应灵药。这种“外向型经济”只在某些时期对某些国家是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另一些时期特别是对另一些国家却可能是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害政策。特别是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弊大于利，已经到了彻底放弃它的时候了。
　　
　　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东亚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东亚奇迹”，靠高速增加制成品的出口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除了日本以外，这些东亚国家大都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大量引进外国资金，它们因此而成了本章所说的“外向型经济”的典范。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的作法成了发展中国家争相学习的榜样，“外向型经济”因此也就成了落后国家高速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在许多人心目中，“外向型经济”简直就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它在发展中国家绝对地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但是实际上，本章所说的这种“外向型经济”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不过在论述这种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前，我们先要说明本章所说的“外向型经济”与自由贸易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张尽可能增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这一点上它与自由贸易的主张有共同的内在精神。但是“外向型经济”的主张又不同于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是货真价实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尽可能消除政府在对外经济往来上的干预，使各国的对外经济往来自由化。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却主张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增大对外的经济往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光有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可能还不够，还需要许多其它的政府干预，这些政府干预可能恰恰不合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精神。政府的一些鼓励出口的特殊政策、为吸引外资而给外国资本的特殊优惠，都是这样的不合乎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的干预。
　　
　　保罗。克鲁格曼综合了国际上的许多研究成果，认为取得了“东亚奇迹”的那些国家从未遵循过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只不过它们比那些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得少，更接近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已。这个经验的事实也证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不意味着实行自由贸易，也不意味着简单地贯彻经济自由主义。
　　
　　基于此，我们可以概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合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它确实致力于增大全球性的经济往来，增加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20世纪最后10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努力所推动的。但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第二层含义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政府实行全球性的商品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政策，意味着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不必定意味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完全自由化，它往往要求相当强的政府干预。
　　
　　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拿东亚国家的事例来加以说明。
　　
　　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以实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著称。不过这种“外向型经济”到底有什么含义，其实对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广义的理解可以把“外向型经济”看成是一种出口导向的经济：整个国家实行“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靠各种鼓励和保护措施发展以制造品为主的生产和出口，由此来发展经济。长远看来，出口的增加必将导致进口的增加，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必然意味着尽力提高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应当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在内，实行的都是这种广义的“外向型经济”。
　　
　　一般人都把这种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与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内向型经济”相对立。“进口替代”指的是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国内消费品或制造品的生产，以取代原先需要进口的同类产品。如果在实行“进口替代”时不相应地增加其它的进口，“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最终必将导致出口和进口都下降，降低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形成对外贸易比重较低的“内向型经济”。
　　
　　但是除了台湾等地的少数例外，东亚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实行的“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它比上述的广义“外向型经济”多了一层含义：这种“外向型经济”尽力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本国，用以发展实行“出口替代”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并且在出口和进口并行增加的基础上尽力提高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历来被视为实行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典范。近年来有一种要全球的发展中国家都照搬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潮，似乎这种含义的“外向型经济”成了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而本章所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
　　
　　实际上，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有着很大的缺陷，它绝不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
　　
　　首先的缺陷来源于：这种“外向型经济”严重依赖国外的资金，要求长期的外国资本净流入，而长期的外国资本净流入实际上并不利于出口的尽快增长。大量利用外资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有着内在的矛盾。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只有当经常项目有逆差时，一个国家才能够真正吸收和使用国外的资金。从一国的国际收支上说，外国资金流入表现为资本帐户的顺差，但是资本帐户的顺差必须靠经常项目的逆差或外汇储备的增加来平衡。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资金的流出。如果资本帐户的顺差是靠外汇储备增加来平衡的，流入一国的资金就会又流回国外，该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收国外的资金。因此，只有当资本帐户的顺差以经常项目的逆差来平衡时，一国才真正吸收了国外的资金。
　　
　　但是经常项目的逆差通常意味着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进口大于出口一般又反映了一国的国内需求大于国内的总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由出口拉动的，还不如说是由本国的内需拉动的。在这样的经济增长动态中，出口的积极作用只是表现在它跟着进口的增长而增加，从而提供了补偿流入的外资所需要的外汇资金。由此看来，至少在短期中，引进和利用外资是与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互不相容的。
　　
　　一国的资本净流入会使该国货币的汇率上升到高于能使该国进出口平衡的水平以上，从而造成经常项目的逆差。韩国和泰国等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长期处于这种状况，最终导致它们陷入了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为什么长期容许它们本国货币的汇率高估和经常项目有巨额逆差。答案很明显：是为了吸收和使用国外的资金。显然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有目的的长期容许它们本国货币的汇率高估和经常项目有巨额逆差的，这个目的就是由此来引入大量外国资金。它们的如意算盘是，靠外向型的高速经济增长所增加的出口来创造归还国外资金（包括偿还外债和外资撤走）所需要的外汇。韩国曾经成功地使用了这种经济发展战略达几十年之久。
　　
　　但是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很容易由于两个原因而失败：
　　
　　如果本国货币的汇率长期过高，则这样过高的汇率本身实际上是鼓励进口、抑制出口的。因此，一贯的外资净流入并不利于发展一国的出口和增加其外汇收入。这就意味着，东亚各国大量引进外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与它们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目标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一国的政府、该国的本国企业还是外国的投资者都不会有那样足够的能力，把该国现在借入的外债和将来的进出口控制到那一规模，以致该国将来的出口真的能保证它的经常项目顺差恰好足以提供足够多的外汇，不多不少正好有把握偿还现在所借的外债。一旦发展出口赚取外汇的目标没有达到，实行狭义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就会由于挣不到足够多的外汇收入去偿还外债而陷入国际间的支付危机。泰国、韩国等国1997年的货币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
　　
　　一方面要真正在实际上引进外国资金，另一方面却想以出口增加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这是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自相矛盾之处。
　　
　　当然，实行广义“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实行我们所说的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同时从国外净吸入资金。它们可以在靠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国外输出资金而不是从国外净引入资金。日本和台湾在很长时期中走的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们靠快速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长期保持着巨额的经常帐户顺差，同时以外汇储备的增加、甚至资本的净流出来平衡这一经常帐户顺差。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出口真正起到了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向外净输出资金来扩大出口的经济才是真正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可惜的是，这不是今日中国大多数人所谈论的那种“外向型经济”，因而也不是本书所要批评的那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
　　
　　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缺陷是：它也同样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整个经济中的效率，延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在于，片面追求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最容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过度外向型”，而这种过度的外向型经济与过度的内向型经济一样，也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外向型的程度，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一国经济对进出口的依存度——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
　　
　　按照“外向型经济”信奉者们的看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唯一最优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一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越高越好，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越快越好。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越快，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越高。
　　
　　其实迷信外向型经济的危险也就在这里。本节后面的分析会说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有一个最适度的对外贸易规模，从而有一个最适度的进出口依存度。实际的对外贸易规模比它小是不好的，比它大也同样是不好的。在这种最适度的对外贸易规模和最适度的进出口依存度下，长期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最高。而这样一个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规模绝不会是越大越好，“过度的外向型”、过大的进出口依存度也是一种灾祸。
　　
　　当然，所有追求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都可能产生过度外向型的经济。即使一国不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而是把出口导向的增长与净输出资本结合起来时，也是如此。
　　
　　过度外向型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总产出的比重过高，或者至少进口或出口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