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诘耐臣剖指�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会慢于当年价格ＧＤＰ的增长，导致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中国出现过度外向型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多年来给了出口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原料、零部件以过多的政策优惠。我国多年来对出口一直有过多的政策优惠，直到现在还力图以尽可能高的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对进口虽然名义上实行高关税，但是却一直有许许多多减免关税的政策优惠，以致对进口的高关税行同虚设。此外，我国还给了加工贸易以过多的政策优惠。例如，国内流通的商品一般要缴17％的增值税，而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和出口产品却可以免缴增值税。这样的政策优惠扭曲了资源的配置，把本来可以由中国人民自己消费的财富白送给外国人享受，长远看来也不利于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5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济奇迹”。以后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从60年代中期开始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短短几十年中从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为人均ＧＤＰ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这著名的“亚洲4小龙”也是靠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这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很快就使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成了高速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
此后，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仿效“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发展业绩。这更坚定了许多人对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迷信，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外向型经济”成了唯一可能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
实际上，历史经验早就证明，“外向型经济”并不是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在最近一百多年中，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完成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亚洲的日本和东亚“4小龙”。而大的发达国家完成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受挫的教训，都不能证明“外向型经济”是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
本书第七章的历史概述已经说明，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严重落后于别国时，都是靠保护本国的制造业而发展经济的。当然，对本国制造业的这种保护是可以与大力增加出口相一致的，这就是欧洲历史上有名的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就是这样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前提下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而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但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开发本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它走的是典型的内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也就是说，几个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主要通过内向型的道路而完成经济发展。就是英国那样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使它能够成功地发展经济的主要也不是大力增加出口，而是保护国内的新兴产业。
拉丁美洲各国则是“外向型经济”使经济发展失败的典型事例。在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认为拉美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大希望在于通过商品出口和资本进口而更加密切地融入世界经济。这是地地道道地要发展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从此拉丁美洲各国走上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之路。而到19世纪末，当美国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政策下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时，拉丁美洲国家却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制造业而落入了不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东亚“4小龙”之所以能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完成其经济发展，是由于它们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当时亚洲的特殊环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和新加坡是处于国际航路枢纽点的城市国家，它们的发展道路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借鉴意义。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已经跨入了工业国的行列，它的经济发展这时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能把它的经济发展完全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日本、韩国、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成功地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仍然要靠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30年是欧美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这期间欧美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总需求政策，政府采购和福利开支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都有很快的增长。欧美国家总需求的扩张快于其本国总供给的增长，因而给少数出口导向增长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国际市场。
其次，当时的欧美国家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党执政国家，有意识地采取帮助日本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发展经济的政策，实际上向它们开放了自己国内的市场。
此外，日本、韩国、台湾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合起来也比美国少，它们在发展到人均产出高于美国之前，其出口品对欧美国家国内产业的冲击总是很有限的。这也使欧美国家比较容易容忍它们的刺激出口的增长政策。
尽管如此，日本、韩国、台湾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仍然给它们的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将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入了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和萧条。经济增长率由80年代每年都在3％以上，降低到在1％左右徘徊。这种经济萧条现在还有更趋恶化之势。对于这种长期萧条的原因和解救办法，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日本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造成的。这种经济增长道路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在总需求上。日本一直保持着庞大的经常帐户顺差，因而以大量的净出口来维系总需求。这是地地道道地靠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是这样的增长造成了国内总需求的严重不足。一旦净出口的增长不足以为经济继续增长提供足够的总需求，整个经济就会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停止增长。日本就是这样陷入经济停滞的。而日本人每当经济停滞时，总是惯于从扩大净出口上想办法。这样继续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并不能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根本问题，日本的经济也就总是不能摆脱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还造成了日本产业结构上的根本问题。任何出口导向的经济都会使少数有出口竞争优势的部门过度发展，而其它的部门则处于国际竞争力差的劣势状态。这些劣势部门不是非贸易部门，就是产品进口的部门。而一旦出口的优势部门发生结构性的国际生产过剩，依赖它的出口的国家就会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日本的长期经济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主要出口产品的结构性过剩所引起的。日本的重要出口产品之一是它生产的小汽车，它的小汽车生产和出口的情况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
日本国内汽车销售在1990年达到顶峰，销售量大约为778万辆。市场接着便疲软下来，销售量徘徊在稍低于700万辆的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销售量分别滑落到586万辆和596万辆。而日本国内汽车生产也于1990年达到1349万辆的高峰，此后在20世纪90年代总体上也徘徊在低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产量分别只为990万辆和1014万辆，只及过去高峰期的3/4。从1990年到2000年，日本国内汽车产量下降了大约350万辆，而国内汽车销售量只减少了不到200万辆。这意味着10年间日本汽车的净出口减少了约150万辆，但是到2000年日本仍然有约400多万辆的净出口。
日本汽车出口量的减少是汽车制造行业国际性生产过剩的结果。1990年日本汽车出口量的高峰出现于它80年代汽车制造水平的大进步之后，当时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在日本公司的竞争下陷入了困境。但是到了90年代，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恢复，特别是韩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兴起（韩国1997年已经年产汽车280万辆），再加上中国等东亚其它国家的汽车制造业也在兴起，日本一步步失去了它过去夺得的一部分汽车出口市场，从而出现了汽车业和整个国内经济的萧条。
正是由于结构性的衰退，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才陷入了财务上的困境。11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中有7家已经与外国制造商结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关系，其中铃木、五十铃和富士通的部分股权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掌握，马自达由美国福特掌握1/3股权，三菱由戴姆勒—克莱斯勒掌握约1/3股权，日产则由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掌握约1/3股权，本田汽车公司也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一系列的合作关系。丰田公司掌握了大发、日野和雅马哈的部分甚至大部分股权。各公司还纷纷在技术开发、零部件采购上与外国公司合作。
汽车业的例子表明，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落入的困境在于：没有新的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行业来弥补汽车制造业的相对变弱。日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飞机制造业，在信息产业中也没有竞争优势，不能压倒欧美的高科技公司，如美国的ＩＢＭ、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等等。这就使日本在这些年中不能再大幅度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再加上国内需求的增加不能补偿净出口增速的下降，就使日本的经济萧条成了必然。
虽然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它目前的经济困境仍然可以说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具有的根本问题。
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产业升级”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落后国家能以多快的速度完成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不但体现为一国能够生产的产品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而且体现为一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中集中了越来越高的技术。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发展就意味着一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显然，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它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包含的技术含量太低。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第一步，当然是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并用它来代替进口的同类产品。一个国家的产品如果在国内市场上都不能排挤掉外国的同类进口品，我们根本就不能设想这种产品会有国际竞争力，可以靠它的大量出口来带动该国的经济增长。一国的大多数产品都必须先占领国内市场，然后才能大量出口。
这就意味着，如果落后国家不仅不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根本就不实行任何进口替代，也就是说，如果落后国家根本不以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的外国产品，它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包含着更高的技术含量，也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产业升级”。但是没有这种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就无法实现。
由此可知，对任何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以国内产品排挤某些技术较密集的进口产品的“进口替代”都是第一位的先决条件。即使是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也必须在大量出口某种产品前能够以本国生产的该种产品替代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这也就是说，要想使一种产品成为一国的“出口替代产品”，先得使它成为该国的“进口替代产品”。而任何落后国家如果不能不断地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以替代国外的进口品，它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经济。
上述的推理也同样适用于从生产劳动密集的产品向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的转化。而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劳动密集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
根据上述道理就可以知道，将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完全对立起来的说法是多么可笑。我们上边的分析已经证明，如果一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真的带来了经济发展，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相容。正是靠出口导向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东亚国家，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近年以实行狭义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而闻名。其实它们过去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都有过一段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韩国在1954－1961年间，台湾在50年代，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71年之前，印度尼西亚在1981年以前的时期中，实行的都是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差别只是它们转向“出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的时机有重大的不同而已＇1＇。它们在以出口导向发展经济时所依靠的某些出口拳头产品，其生产本来也是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而发展起来的。
根据前边的分析，就是在一个国家从整体上转向出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之后，它也不应当放弃对某些产品实行进口替代的努力，因为只有在对更高技术水平的一些产品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基础上，它才能将这些产品进一步发展为下一个阶段大量出口的出口替代产品，才能保证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和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泰国等国1997年陷入货币金融危机，与它们前些年没有再通过对某些产品的进口替代而为出口产品的进一步升级换代作好准备不无关系。
还必须清楚，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之所以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完成产业升级服务，从而尽可能快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在短短几十年中，日本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从纺织品很快升级到小汽车。韩国和台湾原来只有某些初级产品中的土特产有国际竞争力，而现在韩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而台湾的优势产业则变成了集成电路之类的产业。正是产业结构的这种快速技术密集化，使它们今日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或者迈进其门槛。
既然经济发展首先取决于能否不断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以替代外国的进口品，在某些条件下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就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战略。19世纪的美国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外向型经济”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应灵药，更不是上升为发达国家的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