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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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我们看出点其中奥妙的是，在“四川华威信息”股权变更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曾经持有该公司股权的私人股东，据宋克荒说，其中的薛建能是当时的四川邮电规划院院长，董晓玲是薛建能之妻，乐祥勇则是当时的中储成都公司负责人乐英贵的儿子。前边曾经指出，在2000年3月9日“华威信息”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和利润增加其注册资金时，当时持有该公司股份的那些自然人股东注册的出资额几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这种增加就可以是他们在买入和卖出该公司股权之间所赚的钱。而在出资额大幅增加的人中就有董晓玲。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步步将“四川华威信息”的股权弄到自己手中的过程中，何燕之所以要加入“12位自然人买卖股权”这个插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在股权的买卖过程中赚一笔钱，以这种方式将“四川华威信息”的一部分利润分给他们，以答谢他们给予自己的某些好处。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那几年中储成都公司和规划院这两个大股东都对成都国腾经营者盗窃国有财产的各种行为不闻不问，甚至有意加以配合；还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国腾集团可以有4亿以上资产的中储公司会甘心放弃自己的这份权益，仅仅因为2亿的负债就申请破产。
成都国腾的经营者在盗窃国有财产，但是其“企业集团”却能迅速壮大，秘密之一还在于某些政府官员不遗余力的支持。
首先是四川省地方政府中的某些官员。
前边已经说过，何燕本人公然宣称，她成立四川华威所用的注册资金，其来源是“通过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的介绍，成都地奥集团董事长李伯刚向她提供”的2千万元拆借资金。由于没有见到否认的消息，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说法。但是这恰恰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没有时间去详细研究这位当时的四川省省长宋宝瑞是何许人也，现在又官升到了何处，我只知道这个“四川华威”是何燕等人盗窃成都国腾国有财产的工具。一位省长大人亲自为这样的洗钱公司筹措注册资金，岂不是把地方政府的官员变成了国有财产盗窃者的同谋！
国腾系收购旭光的股权和旭光的上市，也同样充满了政府官员干预的迹象。按宋克荒提供的资料，成都国有资产管理局在向国腾系企业转让旭光的股份时，“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办事程序”，如成都国腾通讯（集团）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它购入旭光国有股权的转让定价（按每股净资产转让）基准日却被定为1999年1 2月31日。这些政府官员如此干预，大概是想让何燕等人在掏空了国有财产之后，再有机会通过操控上市公司来掏空小股民吧！
前边已经说过，宋克荒曾经向中央举报过国腾的问题，中央各部门也曾经对成都国腾进行过彻查，但是这种调查却不了了之，不仅没有给举报人一个正式的答复，而且还通过媒体散布出不知来自何方的“没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不予立案”的“结论”。而何燕等人违法进行“股份制经营”、盗窃国有财产已经到了差点要白日行抢的地步，其种种具体行为都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样的“调查结论”究竟来自何方，是何人所为，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近些年少数企业经营者掠夺国有财产的行为如此之猖狂：原来是因为政府机构中的有关人士以装着没看见的方式在对他们进行纵容。
最后，成都国腾的案例也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股份制经营”的重大教训：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热衷于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和“股份化经营”，宣称可以通过私人股东的参股和持股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使国有财产“保值增值”。近几年这种主张更有成为主流的趋势。而成都国腾的案例却提醒我们，恰恰是由于“股份制经营”下的企业股权结构可以变得极为复杂不清，如果没有确切而严厉的保护国有财产的法律，如果不严格地执行这种法律，“股份制经营”就会给盗窃国有财产提供更为大得多的机会。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制化的经济环境，“股份化经营”只能急剧地增加国有财产所遭受的盗窃和掠夺。
02、当前在企业“改制”方面急需采取的措施
最近3个月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已经揭发出前几年公有企业“改制”当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公有财产的巨大损失，严重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为了解决公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当前急需在企业“改制”方面采取一系列综合配套的措施。下边根据需要这些措施的紧急程度（不是其重要程度），逐项列出我们当前在有关公有企业“改制”方面所急需采取的措施：
一、立即明文禁止任何原经营者和企业领导以任何方式（包括本人出资购买）获得任何公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权，不仅禁止此种人获得企业的全部所有权，而且禁止其获得企业的控制性股权，明文禁止“经营者持大股”式的企业改制，禁止对公有企业实行任何形式的ＭＢＯ。
为激励公有企业的现任经营者，可以允许其获得本企业的少量股份及其期权，但必须将其可获得的股权限制在绝对不可能对企业有控制力的水平上。小型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和股权量化到个人只能采取一种方式，即企业全体职工集体选举企业领导、真正集体民主决定改制方案，应宣布除此以外的所有作法都为非法。
主张使原公有企业经营者成为企业所有者的人，强调企业的经营者比其它人更清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不如他们清楚企业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主张实行经营者持大股式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其实，任何人只要站在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就会明白，恰恰由于企业的经营者比其它人更清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才必须绝对禁止任何公有企业的经营者获得其企业。只要允许公有企业的经营者购买其企业，原经营者就可以利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上下其手，压低公有企业的售价，使自己大发横财，损害公有财产、广大公众和企业的职工。也只有完全禁止了原公有企业经营者获得其企业，并且禁止经营不好企业的领导“易地当官”，才能逼迫经营者为了保住自己的高收入和社会地位而尽力经营好公有企业。
二、立即在公有企业中开展严厉的反腐败斗争。要与党政机关的反腐败斗争相结合，全面清查和严厉惩处公有企业经营者的任何贪污受贿行为；必须立即明文禁止在职的公有企业经营者和领导人另行开设和经营私人的企业，禁止公有企业与其领导人和经营者的亲属开设的私人企业有任何业务往来；必须立即明文禁止任何公有企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个人收受任何回扣；必须明确宣布任何上述明文禁止的行为为非法，对确有此类行为者至少必须解雇和开除，情节严重者必须给予刑事处分。今后还应逐步实行公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本人收入和财产的申报制和公开化。
在此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中，争论的双方——主张让国有企业经营者成为所有者的一方和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方达成了一个真正的共识：目前的国有企业经营层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贪污受贿问题。这些腐败行为主要表现在：公然开设私营的企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自己所有的私营企业转移财富；在采购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收受回扣。反对私有化的一方进一步认为，这种腐败行为的顶峰就是现在的“经营层收购”，许多经营者先有意使国有企业亏损，再以惊人之低的价格“购买”（实际是白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这样的贪污受贿当然大大提高国有企业的帐面经营成本，造成严重的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此。
任何有社会常识的人都明白，要想遏制这种人所共知的腐败行为，首先要作的就是采取严厉的反腐败立法和司法行动。但是主张权贵私有化的人竟以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普遍腐败为由而主张使他们成为本企业的所有者，其理由是，如果企业变为其经营者本人所有，他就会认真经营好企业，也不再会有任何管理腐败行为。
这种思维方式之荒谬，只有用郎咸平式的保姆比喻才能说清：一个大家庭的家长雇了保姆来管家，但是这个保姆总是偷家里东西；家长本应好好监督这个保姆，或者干脆解雇偷东西的保姆以保护自己家的财产，而这个家长竟要把自己家的全部财产都白送给偷东西的保姆，其理由是，保姆偷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归她所有，如果把主人家的所有东西都给了保姆，她就不会再偷东西了！
实际上，既然私有化的鼓吹者们也突出强调当前国有企业腐败现象严重，他们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应当是与我们一起要求在国有企业中厉行反腐败。如果他们以“私有化是唯一出路”作借口，不同意者立即在国有企业中全力开展反腐败斗争，那就只能表明他们指责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腐败只是作作样子，只是为给少数人暴富的权贵私有化找借口，他们是在玩弄一个最阴险的骗术，就是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腐败为理由，进一步要求向这些腐败分子让步，纵容甚至鼓励国有企业经营者中的腐败分子！
在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厉行反腐败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更是维护人民的公共财产、防止国有财产受损、防止国有企业职工利益受害的首要措施。它也对净化整个社会的经营环境、提高私营企业的效率有极大的好处，因为国有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已经严重恶化了社会风气，许多地方的私营企业中现在也大量出现了业务人员贪污受贿的现象，这也大大妨碍了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三、立即清理整顿全部会计和审计行业，保证任何企业包括私营企业的会计师都只对帐目的真实性负责，使整个财会行业的重心放到对政府税收负责上来，严惩任何参与制造假账的财会人员，同时宣布任何企业的账外经营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特别是应当使公有企业的财会系统变为只对政府的国有企业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负责，使其在个人收入和职务的任免上对企业的经营者有相对的独立性。
之所以要这样整顿会计和审计行业，是因为搞账外经营、造假账不仅是各类企业逃税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成了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贪污腐败的一个主要途径。
四、立即停止各级政府的一切以“产权改革”为旗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停止大量集中地在短时期内向原企业经营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售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现有公有企业的产权变更方面，原则上只应当允许国内的私人资金和外资企业为投入实际的经营资金而对现有的公有企业参股，以及对已经资不抵债且经营难以为继的公有企业进行必要的破产重组，其它的公有企业产权变更都应当立即停止。在对经营难以为继的公有企业进行必要的破产重组时，必须在企业产权和财产的处置上遵从企业债权人的主张，首选的方案应当是由企业职工集体真正民主地选举职工持股会，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变为职工集体持股。
必须这样作的原因首先在于，大量集中地在短时间内出售公有企业，必然造成公有财产以过低价格出售和严重损失。这一方面是由于时间仓促而必然造成操作上的一系列不规范行为，从而造成公有企业出售价格过低；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大量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又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供给和资金需求，这本身就会大大削弱资产出售方在交易中的议价力量，由此而压低公有企业的平均售价。
此外，大量集中地在短时间内出售公有企业也是一个“三套车”私有化方案的实施步骤，其核心是要把公有企业都变为原经营者、“民营企业家”或外资企业私有。这样的大规模私有化不仅会加剧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妨害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而且有可能使中国变为由外国大公司控制的经济殖民地。为了防止出现这样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的局面，必须立即停止任何全面系统的私有化运作。
五、立即强制性地规定：任何公有企业的“改制”都必须实行信息的完全公开化。有关改制企业的基本情况、资产负债、财务报表、经营状况的信息，改制的方案和进度，企业产权和资产的处置，都必须强制性地公开，作到情况完全透明。改制的主管部门有责任向所有者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对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免费提供有关上述信息的资料。各级主管部门必须立即开始着手清理和公布有关最近10年公有企业“改制”情况的资料，并接受群众的举报，对任何虚报、隐瞒和制造假信息的行为给予相应的惩罚。
公有企业改制的情况之所以必须尽可能公开化，是因为这是防止公有财产受损害、群众利益受伤害的基本保证之一。最近几年许多地方的公有企业改制变成了掠夺公有财产、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运动，而作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把企业改制搞成彻底的暗箱操作，对外将企业改制的真实情况完全隐瞒起来，甚至对仅仅客观地研究实际情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也实行彻底的信息封锁。
六、强制性地规定改制的民主程序：必须为公有企业改制召开群众性的听证会，并将其制度化；将公有企业所有者集体的每一个人都视为“利益有关者”，允许任何利益有关者提出和发表自己对企业改制的意见。这种“利益有关者”对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所有者集体的成员，对地方国有企业是当地的每一个公民，而对中央国有企业则是国家的每一个公民。任何公有企业的“改制”都必须征询“利益直接相关者”的意见，必须根据这些利益直接相关者的意见进行协调。这些“利益直接相关者”至少必须包括企业的职工、出资人、债权人，必要时甚至包括企业所在社区的居民。
近年的公有企业“改制”之所以招致普遍的反对，首要的原因就是无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这样的改制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七、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形成有关公有企业、公有财产与公有资产的适当法律法规，使得公有企业的所有权变更、出售和重组有法可依。
最近十几年的公有企业“改制”是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在一再强调法制的今天，这样的企业改制在原则上是违法的。这些改制之所以会损害公有财产和群众利益，在社会上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