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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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十几年的公有企业“改制”是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在一再强调法制的今天，这样的企业改制在原则上是违法的。这些改制之所以会损害公有财产和群众利益，在社会上引起公愤，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任何以民主程序通过的法律规定作依据。今后必须坚决地杜绝此种情况。这首先要求制订相应的法律，并禁止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公有企业产权变更。
　　
　　八、尽快着手建立公有（首先是国有）的控股机构，形成有足够竞争力的公有机构控股者、投资者，并任命业绩良好、品行良好的公有企业负责人担任其领导。第一步首先应将直属中央的国有大公司（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改组成这一类的机构投资者，并在一些业绩良好的国有大公司的基础上组建这样的投资机构。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视本地情况建立这样的投资机构。最终应使这样的公有机构投资者成为所有企业中的公有（国有和集体所有）财产的代管人，成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最主要的战略投资者。
　　
　　这样一种公有投资和控股机构，可以使我们在市场经济中避开全盘私有化的陷阱。市场经济中的大型公有企业必须有强有力的战略投资者，中小型公有企业中也必须有真正起作用的所有者代表。最近几年的企业改制想让国内的私人资本家、私营企业甚至外国的大企业来作这种战略投资者和所有者代表。这种作法的害处丝毫不亚于全盘私有化，因为它为私人资本侵吞公有财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为避免这样的变相私有化，最主要的任务是在适当的委托—代理关系基础上形成有效率的公有投资和控股机构。
　　
　　评论：从左教授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爱国的，敢于挑战强势的人。现在国企改革我看不是产权不清的问题，而是管理和监督缺位的问题，造成国企陷入困境，而管理人员不把自己当作为企业打工定位（也许有人说管理人员的工资太低，这是监管问题，但可以通过奖金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他们做不好就解他们的职位），贪污腐败，把企业搞下去了以后，又卖企业，其实是低价卖，自己买，我同学的一个企业就是这样，其实企业经营还好，但是管理人员授意把企业搞坏，申请破产，卖的时候有授意中间人来卖，卖给他们，其实转手来就是他们　自己的　，然后又轻车熟路的自己经营，成为赚钱的私营企业。靠，这些社会主义的人渣。
　　
　　同意左先生到国务院国资委工作，因为他的建议利国利党。深得人心
　　
　　从以前李荣融的一些言论可知，他对国企的看法是很糟糕的，是希望让更多私企来取代国企的，你能指望他会好生照顾国企吗？可以说，让他来执掌国资委无异于让狼来看管羊。比较而言。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无疑对国企有感情些。
　　
　　
　　
　　
　　
　　03、企业“改制”如何使少数人暴富
　　
　　最近七八年我经常听熟人说，某某人在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改制”中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在近日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中，更揭发出了个别人“一夜暴富”的许多事实。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不作一些认真的经济分析来说明，近年“企业改制”中的哪些因素能够使少数人这样快地暴富。
　　
　　以“出售”为名掠夺人民财产
　　
　　企业“改制”是人们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谓“产权改革”的简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类“改制”都是使原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变为归私人所有或由私人握有部分股权。这样的“改制”之所以会使某些人暴富，当然是因为这些人通过获得原公有企业的所有权而使自己的财产急剧增加。问题是获得原公有企业的所有权如何会使这些人的财产急剧增加。
　　
　　如果把还有一些净资产的公有企业无偿送给个人，获得这种企业所有权的人当然马上暴富。但是在中国近年的企业“改制”中，这样公开而直接地白送企业的行为毕竟还是极少数。
　　
　　表面上看，原公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大都采取了出售企业所有权的作法。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如果个人购入企业所有权时所付的价款正好等于该企业的价值，则个人不仅不可能通过这种交易暴富，甚至不可能通过这种交易变富。因而，在企业“改制”采取出售企业所有权的方式时，个人能否暴富的关键在于成交的价格：如果购入企业所有权或产权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个人就可以通过这种“交易”而暴富。
　　
　　而公有企业所有权的出售与其它任何企业所有权的出售一样，其中的最大问题是一个企业的所有权究竟有多大价值。照通行的看法，在现在“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下，任何企业的所有权的价值就应当是该企业的资本的价值。就企业会计的帐面看，一个企业的资本额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企业帐面上的总资产与负债的差额。但是，正统经济学的常识是，帐面的资产本身并不就是一个企业实际资产的正确度量，企业资产的实际度量只能是其全部未来利润的资本化。而这样的正确度量在实际当中很难作到，更难有一致公认的衡量方式。
　　
　　正因为企业资产从而其资本的实际价值很难正确度量，就使得极大幅度地压低企业所有权的出售价格成为可能。这样去“出售”公有企业的所有权，就使其购买者暴富。
　　
　　本文的后面部分将详细说明，在最近这些年的公有企业“改制”中，企业帐面资产额可能与其实际资产额不相等，成了少数人不按企业帐面的公有净资产“购买”企业所有权的最主要根据，他们据此而以一切可能的手法将公有企业的出售价格压得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那里将全面说明他们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手法。
　　
　　而在这里，首先要讨论的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即使企业的帐面资产真正等于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实际的资产，按帐面净资产出售国有企业产权也会造成对他人财产的掠夺。先要说清这一问题，是因为就是按照有关部门最近几年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某些规定所作的完全规范的企业“改制”，也极大地方便了少数人通过掠夺广大人民的财产而暴富。在这一类的规定中，最主要的就是按国有企业的现有帐面净资产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的规定。对此本人的《“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一文已经作了详尽的论证。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性，以下本文先摘要转述《“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一文的主要内容。
　　
　　按真正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的弊病：侵害债权人的权益
　　
　　一个企业的净资产是企业的全部资产减去其负债。从帐面上说，公有制企业的净资产就是投入该企业的全部公有财产。为了说明按公有企业的现有帐面净资产出售其所有权的害处，我们先假设，待“出售”国有企业的帐面资产和负债都恰好等于经济学上所说的那种实际的资产和负债。这意味着，这些帐面上的资产会每年获得与社会平均的利润率相对应的利润，这种利润率要在适当程度上高于通行的贷款利率。不过，任何企业当然都只有在按社会上通行的效率工资支付其员工工资并且没有多余员工时，才能得到这样的利润。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帐面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未偿还贷款平均占企业全部资产金额的70％。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一笔政府承认的“隐性债务”，它是国有企业欠本企业职工的债务，其中除了包括困难企业长期拖欠的职工工资、医药费、集资款之外，还要为解雇的员工支付一笔“买断工龄”的钱。这笔“买断工龄”的钱，包括了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应给予员工的“经济补偿金”，以及企业改制时内部退养人员的保障费用。
　　
　　这一类“买断工龄”的费用产生于当前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面临的特殊历史条件。为了在渐进式的改革中保证社会的稳定，国家在法律上一直保持着国有企业老职工不受解雇的权利。到目前为止，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职工还是不能解雇的，1983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合同制职工，在合同到期以前也还是不能解雇的。显然，各级政府付出解雇时的“经济补偿金”等各种“买断工龄”的费用，目的是换取解雇现有国有企业员工的权力。从法理上说，“买断工龄”的费用属于一种赎买国有企业员工不可解雇权的赎金，就象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为赎买私营企业所有权而付给私营企业主的定息一样。
　　
　　有关部门已经形成了描述国有企业的这种特殊债务关系的专用术语：包括未偿还银行贷款的帐面债务是“负债”，而从国有资产中扣除欠本企业员工的各种隐性债务则是“理顺劳动关系”。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时，要先从企业的帐面总资产中扣除各种帐面债务，再“理顺劳动关系”，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国有净资产，而购买国有企业产权的人只需付款购买这一部分“真正的国有净资产”。
　　
　　这样出售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最大问题是，偿付了相当于“真正的国有净资产”金额的人购买的是什么？是仅仅对这笔资产的所有权，还是对整个企业的所有权？而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各地在具体实行中几乎都是出售了整个企业的所有权。这也就是说，“只要你付给我真正的国有净资产的价值，我就把总资产相当于它十几倍的国有企业所有权交给你”。这样，“理顺劳动关系”就成了从国有企业净资产中再扣除欠职工的隐性债务，然后以收回真正的国有净资产为条件出售整个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改制”比国有企业改制还混乱。即使是最规范的集体企业“改制”，至多也不过在出售时要求收购者支付企业扣除了债务的帐面净资产价值，然后就将企业的全部所有权都转让给收购者。
　　
　　正如一位网友在最近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指出的，目前国有企业帐面负债平均达到其资产的70－80％，欠员工的隐性债务平均也占其资产的20％。在这种情况下按真正的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就意味着平均来说应当以零价格向购买者白送公有企业所有权，至多也只收相当于其总资产10％的售价！这样一来，“化一元钱买下10元钱的国有资产”就成了全国企业“改制”的平均情况。
　　
　　表面上看，这种“以小买大”的“产权交易”没有任何不公平之处：购买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人偿付了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全部价值，因而已经没有任何公有财产流失。但是实际上，这里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公有财产是否有流失，而是是否侵犯了债权人的权益。这里所说的债权人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帐面上的债权人（主要是银行），而且特别是指公有企业的“隐性债权人”——公有企业的员工。象前边所说的那样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不仅忽视了公有企业的上述两类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是对他们权益的直接侵犯。
　　
　　这里涉及到现代企业产权上的一个带原则性的根本问题。根据现代法律有关公平的根本原则，我们可以这样确定这一基本原则：一个企业的所有者绝不应在出售该企业时抛开它的债权人而只顾自己净资产的保值增值，否则就是侵犯该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近年“产权改革”中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侵犯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造成了公有财产的巨大损失。早在1996年到1999年各地“企业改制”的高峰期，各大专业银行就一再发出“改制侵害了银行的债权人利益”的抱怨。当时这一抱怨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往往被扣上“替国有银行经营不善辩护”的帽子，以致借“产权改革”侵害债权人权益的作法愈演愈烈。今天侵害债权人的行为主要伤及的已经是国有企业的“隐性债权人”——企业员工，而这种损害引起了对“改制”的普遍仇恨。这就是郎咸平在公众中受到如此拥护的主要原因。
　　
　　表面上看，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这只是公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或所有者集体与企业的购买者之间的一笔交易，似乎与公有企业的债权人没有丝毫关系。就象我欠了李四的一笔钱，在还李四债之前我将自己的一栋房子卖给了张三，这应当说与李四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恰恰是上边的这个比喻，说明了抛开债权人按真正的公有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的荒谬。如果我对欠李四的债务负完全责任，并且这个债务与我出售给张三的房子无关，那么当然我向张三出售房子的行为与李四无关。但是因此我就必须在向张三出售房子之后继续承担向李四还债的全部义务，我哪怕为了还债也必须在向张三出售房子时尽量抬高卖价，绝不会接受任何的压价出售。
　　
　　把这种债权关系运用到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公有企业所有者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时不允许企业债权人干预，那就意味着公有企业所有者对该企业的所有债务负有完全责任；即使在出售了该企业之后，该企业所欠所有债务，不仅是欠帐面债权人（主要是银行）的，而且包括欠员工的“隐性债务”，都应由原公有企业所有者负责偿还。为了能够承担这些债务的偿还，按照法理这些公有企业所有者应当向其企业的购买者收回该企业全部资产的价值，而不应只满足于收回“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价值。
　　
　　原公有企业的所有者有两类：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各级政府和集体企业的所有者集体（但在中国实际上由各级地方政府代行了它的所有权利）。这些公有企业所有者现在都不愿承担上边所说的那种无限责任，而强调它们对其下属企业只负有限责任，企业所欠债务应当用企业自己的资产偿还，公有企业所有者此外不再有任何经济上的责任。但是这样一来，公有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有限责任就等于它们这些所有者是以企业本身为依据来向债权人借款——此时相应的企业在债权人看来就象自己贷款的抵押品一样。
　　
　　我们需要的是恢复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作为给其债权人的抵押品的法律地位。这是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唯一合乎法理的法律地位。一旦明确了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的公有企业的这一法律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到，任何一级政府机构在不征得公有企业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出售该企业的所有权，其性质就与债务人私自出售为获得贷款而抵押出去的物品一样，是对债权人权益的侵犯。
　　
　　按照这样的法律原则，如果公有企业所有者对其独资的公有企业只负有限责任，它在出售这种企业之前就必须征得相应企业债权人的同意，不经企业债权人认可的任何出售方案都应当是在法律上无效的。下一节将说明，只负有限责任而无视债权人权益的“产权交易”会产生种种掠夺大众的后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产权改革”后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没有得到债权人的真正同意。
　　
　　侵害企业债权人的暴富捷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