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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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民的低下是社会地位的低下，因此堕民的解放表现为社会地位的获得。所以堕民解放也是本田野调查文本研究的重要一节。在以慈城堕民的口头记忆为基点，佐以史料，在记叙堕民虽与平民毗邻而居，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的基础上，本田野调查还提出堕民有“削籍期、启蒙期、新生期和成长期”四个解放历程。
一、削籍期，即在清朝年间，有圣旨为其解放削籍。二、启蒙期，即民国时期，各族共和，乡绅办学让其读书受教育。三、新生期，即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的翻身。四、成长期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堕民们经济上的翻身，这才彻底改变了慈城堕民的命运。该期原拟命名为“复苏期”，编辑吴学军建议采用发展期。宁波地方文化研究专家戴松岳先生建议用“回归期”，但这会产生歧义。第四期应是新生期的再发展，我们商讨许久最后才定为“成长期”。
从下决心做慈城堕民田野调查到书稿完成，历时七年。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堕民的著作，由于有关堕民的记载留存的资料罕见；又因本人才疏学浅，做如此的考证、专题研究似乎自不量力，所以我希望能借本书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堕民问题。
（《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王静著，宁波出版社2006年8月版，28．00元）
《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
施 亮
一些人向我赞赏先父施咸荣的译作，称他是一位翻译家。但他们未必知道，父亲却多次称自己只是一名老编辑，因为他将近二十余年的生涯都是在做英美文学译作的编辑工作。他临病逝前半个月，曾经与我追忆往事，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回长谈有三分之一工夫，是跟我谈那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经过，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先父在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都蒙遭冤屈。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不愿意主动揭发批判同事，受到行政降一级处分，被下放至唐山农村。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与当地老百姓一样吃花生壳磨成的粉末，其中掺百分之二十的白薯面。1960年底，他下放归来全身高度浮肿，孱弱不堪。到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半年病假，他却将病假条悄悄藏起，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拟订了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计划。次年初，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报了编辑计划：鉴于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也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求，准备以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莎士比亚全集》。领导迅速批准了这个编辑计划。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当时之所以带病抓紧工作，是因为有一个预感，此事不宜拖延，一拖就可能吹了！后来果然证明这一点，他若是在家歇息半年再申报计划，以后又抓紧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政治氛围再次紧张，一切工作都可能半途而废。那么，随着“文革”动乱的来临，一批富有学识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再难以组织如此强大的翻译阵容了！
父亲以后与参与翻译、校订《莎士比亚全集》的一批翻译家学者成为了好朋友。比如，北大教授、著名翻译家张谷若老先生与父亲是亦师亦友，张老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诗歌《维纳斯与阿都尼》，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很为读者所推崇。张老不仅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上颇有成就，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有几回他专门请父母鉴赏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我记得，我幼时随父母由张老带着去一家饭馆吃饭，在那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回听一个老服务员开玩笑地“报菜名”，那悠长的吆喝声我至今难忘。还有，著名莎学专家方平先生与父亲也是挚友，他每次从上海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与父亲约见一面，时常是父亲请他至家中便餐小酌。方平先生温文儒雅，谦逊和蔼，颇有风度，没有某些大学者趾高气扬的派头，很为我们家人欢迎。父亲对我说，方平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一家小银行当记账员，他深厚的学问根柢完全是靠自学而成，却比那些喝了多年洋墨水的留学生更有学识，翻译界的人们因此都很钦佩他。方平先生后来担任了《莎士比亚全集》中历史剧《亨利五世》的翻译及相当部分的校订工作，他以后还出版了关于莎学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著作，是中国著名的莎学专家之一。父亲病重时，他曾经委托郑土生先生带来亲切的问候。
北大教授杨周翰先生也是著名莎学专家，在《莎士比亚全集》中他翻译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并且帮父亲解答一些有关莎学的疑难问题，父亲很敬重他。这套书出版后，父亲有一次请杨老吃饭，他们的话题就是这套书。父亲讲，《莎士比亚全集》的全部翻译和校订工作其实在1964年前已经完成。那时，父亲还从英国浮丘公司出版的《莎士比亚画册》中选了43幅插图，都是十九世纪名画家的作品，由著名钢刻家刻成钢刻版画。1964年，此书的纸型已打出，插图也印好。但是，父亲却与同事们被派往农村搞“四清”，回来后即爆发“文革”，此书的纸型在仓库堆积十几年，而1978年重印此书时，数万张印好的插图却不翼而飞，既无销毁记录，连版也没有了。重新制版，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将那些精美的插图忍痛割爱。杨周翰先生也叹息道，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啊！我就觉得这套书的插图太少，是美中不足！这也是十年动乱的祸害之一。还有，我们北大的吴兴华先生，他为这套书出力不小，可惜也见不到书的出版了！杨周翰先生还叮嘱父亲，要写一篇文章，纪念吴兴华先生。
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五十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尤其喜剧部分删节较多，要出版一套完整的全集，译文当然应该做全面的校订。这个工作规模浩大又艰巨，若短时期完成，只找个别学者和专家是不行的。于是，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上级打报告，请求起用一部分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专家学者。上级领导很快批准了他的报告，令他欣喜不已。吴兴华先生也是一位被错划成右派的著名学者。他曾经被誉为“燕京才子”，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翻译了莎剧的《亨利四世》的上、下篇，写过有很高水平的一些莎剧研究论文，是有深邃丰富学识的莎学专家。他后来的确也帮助父亲解决了不少莎学上的疑难问题。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可惜的是，吴兴华先生始终未能亲眼见到这套书。北大教授陶洁先生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先生被打成“牛鬼蛇神”，罚到校园里打扫卫生。他清扫大字报纸时，却被几个红卫兵污蔑为故意撕大字报，那些人恶作剧地逼他喝下浆糊。吴先生因此患了恶性痢疾，上吐下泻不止，家人送他去治疗，医院又不接收他这样的“黑帮分子”，竟被活活折磨死了。
还有一位翻译家，是后来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的杨德豫先生。他当时也被错划为右派，劳改后分配在农场就业。父亲看到过他以前的译作《朗费罗诗选》，认为翻译质量是较高的。因此，也请他翻译莎士比亚的一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杨德豫先生的翻译态度很认真，他通过英文把这首诗翻译出来后，又自己掏钱请两个懂日文的人通过日文译一遍，以便比较研究，对自己的译文做进一步修改和润色。谁知，那两个人嫌付给他们的钱少了，竟写信到出版社来告状。父亲调查了解此事的始末真相后，极力帮助杨德豫先生辨白，以编辑部名义写信澄清事实，解决了这一纠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来临，杨德豫先生的错案终于被纠正，又回到外国文学编辑岗位上。他始终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每次翻译出版一本著作都要寄给父亲。
再有一位学者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章益先生。章先生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上世纪二十年代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回国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教育系主任和校长。上海解放前夕，章先生拒绝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将学校完整地交给人民，立了一功。1952年他被调至山东师范大学任教。章先生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父亲虽然知道他未搞过外国文学翻译，可是曾经读过他写的诗歌，甚为钦佩他的深厚古典文学造诣及才学，便约请他翻译了莎剧《亨利六世》的上、中、下篇。章益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翻译质量高，也有其艺术特色。父亲以后与章先生成为朋友，在章先生与刘尊棋先生合译的司各特的《艾凡赫》出版时，父亲还为此译著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序言。
大胆起用这批错划为右派的学者翻译家参与《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与校订，还有编辑出版这一套书，在“文革”中都成了“罪状”。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中，父亲因此而多次受批判，被迫做违心的检讨，但他内心始终无法消除这个“情结”。在五七干校的干打垒土房里，他悄悄向亲密同事提及这一套书，认为未能及时出版真是太可惜了！后来，历经十余年风雨沧桑，《莎士比亚全集》还是在1978年出版了。我记得那一日，父亲拎一包书回家，神情无限感慨。他对我说，这一套书浸透了多名翻译家学者的心血，有些人却未能看到此书的出版。他想写一文纪念他们，不应该让这些人的名字埋没。
父亲对《莎士比亚全集》的主要译者朱生豪先生更充满敬佩之情，认为他是这一套书的重要奠基者，并且称赞他是翻译界的英雄，一点儿也不亚于在战场上拼杀的英雄。朱生豪先生抗战前曾经是上海一家书局的编辑，主要编英汉词典和英文书籍的注释本，他年仅24岁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刚译了9个剧本，抗日战争爆发，他在敌占区颠沛流离，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而且译稿在逃难中丢失了。但是，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写作，完成31个莎剧的翻译工作，最后因患结核性肋膜炎及肺结核、肠结核的合并症，无钱医治，在32岁时英年早逝。人们普遍认为，将莎学引入中国，朱生豪先生有着不朽的功勋。他的译本在解放初期曾经分成十二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莎士比亚戏剧集》名义出版。后来，又经过诸多专家学者校订，其他翻译家补译了尚缺的6个历史剧和全部诗歌，才在1978年出版了较完整的《莎士比亚全集》。
可以说，中国莎学研究事业的道路正是这些优秀知识分子用血肉铺成的。
晏阳初：不同的视角
黄 波
晏阳初和梁漱溟同为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代表人物，都是致力于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入手，以实现“本固邦宁”的目标。但二人的区别之处颇多，除了在方法上，晏氏趋洋，梁氏则较多传统意味以外，二人后半生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梁氏1953年因慨叹“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而被点名批判之后，再也少有机会走出书斋，迄以新儒学的一代重镇终老；晏氏则矢志不移，将自己开创的平民教育事业移至海外，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
现在大概没有人会否定晏阳初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否认晏阳初“国际名人”的地位了。但这还只是对一种事实的认可，而具体到每一个与晏阳初打过交道的人，即使他承认某种“历史必然性”，但其内心里，是否就一定会赞同晏阳初的道路，一定会对晏阳初个人抱有足够的敬意和好感呢？
我这里还不是在说评价晏阳初功过上的学术争论，关于这一方面，2006年《河北学刊》第2期刊有《晏阳初研究八十年》一文，已经把政学两界对晏阳初及其事业，从批判到赞赏、探研的过程介绍得很清楚了。我关注的毋宁说是更个人化的东西，我更感兴趣的是，在“盖棺论定”之外，那些熟悉晏阳初的人，私下里从何种视角观照晏阳初，又得出了怎样与“正史”大异其趣的结论？
西谚有云，伟人在仆人眼里显不出伟大；又云，一个诗人在历史上是神圣的，但在隔壁便是一个笑话。无他，太熟悉了，少了遮遮掩掩的缘故。这里就从晏阳初的一个邻居说起，这个邻居是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
1939年，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迁到重庆，成立乡村建设育才院筹备处，选定重庆近郊之北碚歇马场为院址，晏阳初全家也在歇马场一个叫白鹤林的地方暂时居住下来。而这时，作为左翼学者的侯外庐，也正好避居于白鹤林，主编一份由孙科提供支持的《中苏文化》杂志，和晏阳初比邻而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侯外庐撰写回忆录《韧的追求》（三联1985年10月第一版），提及晏阳初时说：“想不到抗日战争把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活动推到了我的面前，使我得到一个机会，能将这位人物的形象和这位人物的主张结合起来，建立一点感性的认识。”
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呢？“他（指晏阳初）在歇马场以官价向地主买田四百多亩，然后将田交给原来的佃户耕种。这位乡村改革家怎样处理佃租关系，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四川重庆一带的农村，地主把田租给佃户，租额是固定不变的，即根据某一丰收年的收成折算确定下来，不论遇到多严重的灾年，佃户都必须按此定额交租，即使竭尽所获还不足数，也必须设法补足缺额。据我了解，‘平教会’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至于交出全部收获的佃户将何以为生，则是无人过问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究竟有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有没有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便不言而喻了。”“晏阳初在白鹤林住了近一年，这一年中，我体验到了一种更甚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说来近乎是滑稽，晏阳初和我仿佛有默契，彼此避免照面，以至于事实上我的确与他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晏阳初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从侯外庐先生对晏阳初的“感性认识”中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一，晏阳初脱离百姓；二，晏阳初的生活方式和格调是和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的；三，晏阳初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使农民受益。虽然侯先生在开始说，“晏阳初在数十年间是入‘现代名人’之列的。作为缘悭一面的邻居，我无权褒贬晏阳初，作为一位‘现代名人’，我或可评价他的思想。”但实际上这里的褒贬之意已十分显豁。值得注意的是，侯先生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晏阳初已经没有什么避讳、掩饰的必要了，也就是说，这里的记载不会是侯先生为了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