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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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眼里的晏阳初让人震惊，特别是你在熟读了海外学者吴相湘的那本《晏阳初传》，知悉早在1943年，晏阳初就以唯一东方人的身份，和爱因斯坦等人一道，被西半球各国数百所高等学术机构推举为全球十位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等资料之后。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对当下已成定格的晏阳初形象堪称具有颠覆效果，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一种平民教育运动，而其领导人居然脱离民间和百姓，那简直是一个笑谈。所幸我们还有另外的记载。对晏阳初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晏氏事业的发端缘于他一战中在法国战场上为华工服务，主要工作是代写代读家信，并萌念创办《华工周报》、举办识字班，平教运动即肇始于此。关于晏氏这段生活，相关史料上说他和“华工共同起居”，从当时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上看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一个有脱离底层百姓倾向的人大概是不会做这种工作的。再看晏阳初拟订的《乡村改造工作人员九项守则》，前三条分别是“深入民间”、“与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学习”，这会不会是一种具文呢？如果不是具文，会不会仅是针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而设，晏氏自己却完全不受此一规则之约束？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晏阳初在从事平教工作人员中的崇高威信就明白了。关于晏阳初的生活方式，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们后来也有多种回忆，随便摘引几条：“晏院长总是穿着普通布料的长衫和一般的西服，但更多的是着长衫，这样便于接触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要求孩子从小就养成不奢侈、不浪费、爱惜财物的好习惯、好思想”；“晏院长的饮食很简单，严格规定不多的一点菜金，不许多花。吃的面包，是以洋芋粉为发酵面和土面粉作成的，有人搞不清楚，说是洋面包”；“晏院长请客也同样简单，绝无铺张操办之事。并采取中菜饭西式吃法（每人一份），既卫生，又不浪费”；“（晏氏）下乡检查平教工作时，大多步行，间或坐驴车和骑驴”；“（晏氏）对人和悦，待人至诚，在他家作过工的高妈说，与晏先生相处20多年，从未听到他说一句怨言和责备的话……也爱和工人们聊天”；“（晏氏）常说：平教会的经费是‘沿门托钵’来的，其中包括不少孤儿寡妇的捐赠，如我们不踏踏实实为平民工作，随便浪费他们的捐款，是对不起他们，也是一种犯罪！”……（均见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晏阳初纪念文集》）这些师生们的回忆我以为大致可信，晏氏骑驴下乡有流传至今的照片为证，至于其在经费上的律己，只要我们想想，平教会的经费很多来自美国财团的捐赠，如果晏阳初个人生活奢华，接受、使用捐款的手续不清，精明的美国人会如此慷慨地给晏氏持续支持？
如何评价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其实侯先生自己说的很清楚，他虽然和晏阳初比邻而居，却“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说这种印象得自传闻应该不过分。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传闻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晏氏深受西方文化洗礼，且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平素行事和生活格调有那么一点“洋味”，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考察侯外庐之所以有这么一种“晏阳初印象”，晏阳初身上的“洋味”是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则必须推原到思想、理念上的严重分歧，而思想、理念上的这种对立正是看人容易先人为主的关键。
晏阳初的思想简而言之，认为中国农民有四个基本问题，就是“贫、愚、弱、私”四个大字，而“贫”是根本，农民生存都成问题，所以没法讲究卫生和教育，更不会热心公益事业。针对这四大问题，他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开展四种教育，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贫，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追求点滴改进的路径，未触及社会制度之根本，且容易被视为企图抹煞阶级对立。这种路径是为追求根本解决的人所轻蔑的。侯外庐先生就说：“（晏阳初）的特点是，常常不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他搞的那一套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相矛盾，与国民党统治利益更不相抵触。抗战期间，通过一年的旁观，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晏阳初自称欲救治国人之贫弱愚私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热中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的倡导者自居，却决不缩小与中国百姓之间的鸿沟。退一万步，如果说晏阳初心中真有一个乌托邦的话，我想，那也兴是布施者构想的幻境，而这位布施者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过是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
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学界争议很多，这里不论。不过，我们可以对侯先生为论证晏氏路径之无益所举的一个例子略作分析。平教会买了田租给农民，“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所以，侯先生认定其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照侯先生的意思，平教会大概只有买了田一文不取地分给农民，才能算“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了，可是我们知道，平教会本身不置产业，其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募捐，如果按这样做下去，能够坚持几天？
个案只是个案（且不说就此个案而言，平教会的行为也并非对农民没有一点儿好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仅以此个案，就得出晏氏事业无益于底层百姓的结论，即使不说其轻率，至少也是为时过早。晏氏事业对中国乃至世界平民地位的改善，我们现在不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吗？
平常我们都知道要“知人论世”，可说说容易做起来如何？也许只有感叹一句：难矣哉。
傅雷的艺术人生
丹 晨
傅雷先生（1908～1966）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他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华文化建设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名人。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位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大家，知道他的精湛的音乐理论造诣和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但是，他还是一位大艺术家，在文学、绘画、音乐、艺术理论等广阔领域里都曾有过创造性的业绩，对此人们未必都有充分的认识。这里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一、饱览原作，目光如炬
傅雷曾在1927～1931年留学法国。他学的是文科，对文学、绘画、音乐尤其痴爱；但他却不致力于创作，而着意于艺术理论研究。他后来在致黄宾虹信中曾多次自嘲说：“晚学殖素俭，兴趣太广，治学太杂，夙以事事浅尝为惧，何敢轻易着手。”“晚蚤（早）岁治西欧文学，游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晚于艺事，无论中西皆不能动一笔，空言理法，好事而已。为学芜杂，涉猎难精，老大无成，思之汗颜，私心已无他愿，惟望能于文字方面为国画理论略尽爬剔整理之役，俾后之志士，得以上窥绝学，从而发扬光大。”（《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57、51、105页）这些话说明傅雷的选择是自觉的，他想通过理论研究，推动艺术创作实践。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这点。
傅雷从事艺术理论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特色。他并非简单地局限于某个学科就事论事，而是对文学、（中西）绘画、音乐、以至书法几大艺术门类都有很深的研究，可说是打通了这些学科，互相观照比较，寻求其中异同，从而突显了作品中包括声音、色彩、光、修辞等融合构成的形象和感情的节奏感、具象感，深化和提升了人们对艺术美的感受、理解和鉴赏，以获得所谓艺术上的“通感”。譬如在评论张爱玲的《金锁记》时，注意到作者对“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对其中主人公曹七巧的描写，傅雷说：“好似项（伦）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这正是从画理中的光的作用来解析欣赏的。他写的第一篇美术评论《塞尚》，几乎就是一篇文学美文。在论述塞尚的成就和特点时，除了指出他在光与色的运用上有出色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指出他“把自己强毅深厚的人格力量全部灌注在画面上。”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谈论绘画技巧得失的批评，而是从画家的精神层面上揭示了艺术的深度。
傅雷从事艺术理论研究，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他更多地研究了原作。他精通法文，在法国留学四年间，他游历了巴黎、布鲁塞尔、罗马、日内瓦等地，在那些享有世界盛名的艺术博物馆的宝藏前，日复一日地潜心观赏、揣摩大量西方美术史上的经典原作，精研细究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发生、演变、成就和特点，以至每一幅画的局部细微处。积累了相当深厚的艺术体验，准确把握这些艺术珍品的精魂和神髓。
作为艺术理论家必须以原作为评论依据，这本来就是常规。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有的研究者即使看了原作也是大而化之，食而不知其味，或“仅眩于油绘之华彩，犹未必以言真欣赏也”。（《致周宗琦书》，见《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290页）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这恰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事西方文化研究者，过去有机会留学西方学习艺术，能下如此大工夫，广为观摩研究原作的，都是从事创作实践的画家，如徐悲鸿、刘海粟，以及后来的林风眠、赵无极、吴作人、吴冠中等，似乎还少有艺术理论家。其次，在上个世纪中国特殊的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也没有机会深入广泛接触西方艺术尤其是原作，这样就谈不到真正的了解，遑论研究。整理傅雷《世界名作二十讲》的吴甲丰先生，是一位勤勉的世界美术史专家，八十年代前期曾对我讲过他的苦恼，说他研究世界美术数十年，却没有机会到外国观摩绘画原作。
因此，傅雷对于重要艺术门类的融会贯通，对原文原作烂熟于心，也就眼光锐深，诠释评论精当深邃，成为二十世纪艺术评论大家。
二、在多个艺术领域的贡献
傅雷的艺术思想是很开放的，在广泛吸取中西方文化思想后形成的，但给他影响最深的主要应是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和大作家罗曼·罗兰，以及贝多芬。他到巴黎一年多，就开始翻译丹纳的巨著《艺术哲学》的部分章节，直到五十年代末期继续译完全书。在巴黎时，他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整个精神为之震撼，从此以私淑弟子心仪大师，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三本巨人传记：《贝多芬传》《弥盖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
丹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基本思想，对傅雷有很深影响，他曾专门抄写了《艺术哲学》的部分章节寄给远在国外的傅聪作学习参考用。罗曼·罗兰反对暴虐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人道主义，个人尽一己之力造福于人类，为此经受心灵磨难，痛苦牺牲，在所不惜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傅雷。他的认真执拗的性格，重视操守尊严，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贯注在写作、研究、理论思考方面，常常独树一帜，言他人不言。后来他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翻译方面，但已有的一些理论批评论著却仍有重要价值，成了经典之作。
就以文学批评为例，傅雷写得不多。但是，1944年以“迅雨”为笔名的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影响深远，成为四十年代对张爱玲最早也是最肯綮有力的批评代表作。他从艺术特点切入，在做了精细的分析后断言：“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现在，研究张爱玲成为显学，人们发现许多精彩意见，傅雷早已说过，至今常被引述。
关于对西洋画的评论，主要代表作应是他在三十年代上海美专写的讲义稿《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对达·芬奇、弥盖朗基罗、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等许多大师的生平和代表作做了极其精细的分析和评论，并将各个时期的画派演变轮廓勾勒出来，基本上具有一部原创的系统的美术简史的架构，而有开拓性的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傅雷把他在欧洲看画时特有的第一手的体验和心得也写入其中，而非因循相袭的某些教科书可比。《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至今仍是后人难能企及的美术史研究经典。
对中国画，特别是对明清以来的画家画作，傅雷有许多尖锐泼辣的创见，主要见于他致黄宾虹及其他友人的信中。饱览了黄宾虹的画作后，他热情地高度评价黄宾虹为“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名家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30页）还说：黄心灵默契，随意挥洒，以至“水到渠成，无复痕迹，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不求独创而自然独创……生命直跃缣素外也。”（同上，第56页）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不断向公众和有关方面推荐黄宾虹，称：黄是“吾国现代杰出之山水画家，且为康乾以后数百年来有数之大家。”（同上，《艺术卷》第236页）傅雷的评语是极为认真严肃的，以黄之成就，都非过誉之词。当时黄虽然已有了相当画名，但人们对他扬抑颇有歧异，没有人做这样高的评价，把他置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尤其是1943年黄宾虹八秩纪念画展，完全是在傅雷极力鼓动帮助主持下办起来的。傅雷自己就说：这个画展，“为他生平独一无二的‘个展’，完全是我怂恿他，且是一手代办的。”（同上，第31页）当时连黄宾虹自己对能否办成都没有信心，几次中途想停下来。因为傅雷坚持，最后不仅办成，而且大获成功，从此奠定了黄宾虹在近代画界顶级大师的地位。这是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傅雷的又一大贡献。
至于傅雷在音乐方面的论述，对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萧邦等等大家的乐曲的精彩深刻的诠释，大量见于致傅聪的家书中，在培养教育傅聪成长为一位世界顶级音乐家方面的贡献，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傅雷在翻译外国文学方面的卓越业绩，也已是人们公认熟知的，无须我这个外行在这里饶舌。但我想就翻译问题稍加补充的是：
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小说的成绩，似乎为人们更多地赞说。其实，他把罗曼·罗兰及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贡献之巨，至少不亚于对巴尔扎克的译介。罗曼罗兰是二十世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而且是对当时世界文坛和国际社会都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巨人。他的主要著作如《约翰·克利斯多夫》，三大巨人传，都是由傅雷译成的。《约》书有世界影响，同样也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从中汲取思想和艺术的营养。尤其是思想方面，在五六十年代精神荒芜文化贫乏的时期，《约》成了那时少有的一股清新之风，给予当时青年完全新的“异端”的思想文化。也因此受到“关注”，屡受批判、进行消毒，以至封杀。反右时，曾被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