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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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出土文物固然都是物质的东西，“可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又是和古代的精神文化分不开的。”各种古代器物和遗址一样，“都寄托着古人的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些物质的东西，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79页）“考古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1…72页）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部图录书名用“神韵”二字，突出显示了这些珍贵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也表现出编辑者和出版者在鉴赏和研究这些文物时值得称许的学术眼光。
文物曾经长期称作“古董”，又写作“骨董”、“汩董”。明代学者镏绩《霏雪录》卷上写道：“‘骨董’乃方言，初无定字。东坡尝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庵先生《语类》只作‘汩董’。”《疑耀》一书署名李贽，《四库全书提要》以为李贽门人张萱自纂，而嫁名于贽。其书卷五“骨董”条除引录镏绩关于苏轼和朱熹的故事之外，还写道：“今人作‘古董’字，其义不可晓。”明代学者方以智注意到《说文·叄Р俊贰皡O，古器也”的说法，又引录笺曰：“今谓‘骨董’即‘匫董’之讹也。”（《通雅》卷三三）其说可备参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说：“毕尚书沅得智鼎，岂其器即‘匫’与？”“古董”或“骨董”的语源，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明。然而对相关社会文化现象有所关注，却是必要的。
珍爱古董、收藏古董的风习，古已有之。传说中的东方部族领袖徐偃王曾经是大旅行家周穆王的战争对手，以致让到达西王母之邦，和那位西方女王把酒吟歌，玩得正高兴的穆天子慌慌张张，“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史记·秦本纪》）。《尸子》卷下说，“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人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尚史》卷二八引《荀子》写作：“徐偃王好怪，使人没深水而得怪鱼，人深山而得怪兽，多列于庭。”他所经营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博物馆了。据说徐偃王曾经得到“朱弓矢”，于是自以为得到上天对其权力的认可，于是称王（《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这里说到的“朱弓矢”，大约就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上古兵器遗存。可见文物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有时可以与政治权力结合。汉武帝得到前代铜鼎，竟然因此改元，于是历史上有了“元鼎”时代。
《晋书·张华传》记载，武库火灾，“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从西晋王朝武库失火所烧毁的历代文物，可以知道帝王收藏的兴趣。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铜礼器，于是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竟然掀起盗墓风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说到这样的故事：“政和间，朝廷求询三代鼎彝器。程唐为陕西提点茶马，李朝孺为陕西转运，遣人于凤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铜盘，径二尺余，中有款识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长三寸许，上圆而锐，下阔而方，厚半指，玉色明莹。以盘献之于朝，玉乃留秦州军资库。道君皇帝曰：‘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罢（李）朝孺，退出其盘。”张邦基于是感叹道：“圣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张邦基还写道，据说比干墓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西山，而此又说墓在关中，“未知何也”。其实，程唐、李朝孺遣人发掘得铜盘之所谓凤翔府“商比干墓”，很可能是一处西周墓葬。
宋人诗文作品中已经频繁出现“骨董”字样。如韩驹《送海常化士》诗：“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取江南骨董归。”（《陵阳集》卷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无底篮”作“吕居仁《赠僧》诗”。又如李昴英《南华寺五首》其二：“西方骨董南方宝，留镇曹溪几百年。”（《文溪集》卷一七）《南宋杂事诗》有这样的诗句：“得遇天家毕骨董，虚将熏染供郊园。金龟已苦多尸气，彝鼎输他列死轩。”（卷一）“龙眠古器写形新，骨董流传入要津。六十卷中彝鼎字，不知曾否辱狂秦。”（卷三）前者说到以“买卖古器书画”为业的毕良史，因为富有专业知识，被称作“毕骨董”。后者据《挥麈录》说“李伯时自画其所蓄古器为一图”。关于“多尸气”、“列死轩”，涉及盗墓行为与骨董收藏的关系：“《癸辛杂志》：景定中，向若水墓为贼所劫。其棺上为一槅，尽贮平日所爱法书名画。时董正翁得其兰亭一卷，正定武刻也。后有名士跋语甚多，其精神炯炯，透出纸外。正翁极珍之。然尸气所侵，其臭殆不可近。或教以檀香能去尸气，遂作檀香函贮之……《研北杂志》：毕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轩’。凡所服用，皆上古圹中之物。玉如彼含蝉是也。”
记述宋王朝南渡以后杭州土俗民风的《都城纪胜》一书有“诸行”一节，说到当时文物已经进入市场，出现了专门买卖“骨董”的商市：“又有异名者，如七宝谓之‘骨董行’，浴堂谓之‘香水行’是也。”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团行”写道：“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日‘散儿行’，作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当时有人已经能够因经营骨董买卖以致巨富。宋人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写道：“有元居实者，绍兴间掌市骨董于榷场，坐致高赀。”（《文忠集》卷一六七）这段文字，又见于《说郛》卷六四上周必大《吴郡诸山录》。收藏古董的世风兴起，导致权力阶级的巧取豪夺，导致盗墓现象的盛行，导致造假行为的泛滥。于是，“正伪固不易辨”（陆九渊：《与刘淳叟》，《象山集》卷四），“家藏市售，真赝纵横”（《画史会要》卷四），“真赝相眩，则伪者常胜”（《佩文斋书画谱》卷七○）。中国古代文物收藏史和文物鉴赏史上，于是有了“正伪”和“真赝”的长期的较量。
对古董的专爱，至少自宋代开始就已经成为许多士大夫的癖好。朱熹评价某人，有所谓“亦只是个清旷会说话好骨董谈禅底人”这样的话（《朱子语类》卷一三一）。
明代学者顾宪成《与李漕抚修吾》有这样一段文字：“足下尝谓富贵功名都如梦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视求田问舍，则有间矣，其为累等也。且所谓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当，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当，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万年的勾当，便是万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谓古董何为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时雕毁，而况其它乎？亦可哑然一笑矣。高明以为何如？”（《泾皋藏稿》卷五）《国朝宫史》卷二一有“古董房”一条，可知清代宫廷制度规定，有专门管理古董的机构：“古董房。首领一名。八品侍监，每月银四两，米四斛，公费银七钱三分三厘。太监十二名。每月银二两，米一斛半，公费银六钱六分六厘。专司收贮古玩器皿坐更等事。”“古董房”首领有相当的级别。这一部门的职能，是“专司收贮古玩器皿坐更等事”。
雍正三年（1725）七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臣利瓦伊钧上奏，说到抄检年羹尧家产事：“年羹尧家赀巨富，狡兔三窟。今检其对象，除现银五万一千四百两外，其余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并无贵重之物，可见藏匿他处甚多也。”（《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下）又说：“尔之金帛古董有限。”（《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二八）罪臣之家价值以白银万两计的“古董”收藏，竟然因其“有限”而被判定为并非全部，可见通常豪门贵族聚敛“古董”风气之盛。
爱好古物，是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专心收藏文物固然比破坏文物要好得多，然而如果仅仅从货币价值来看文物，将文物只是看作可以保值增值的俗说的“宝”，可以说并没有完全脱离一种市儿的低级趣味，严格说来，是贬低了文物的真正品质。文物或者说“古董”，原本是深涵着比表面的优雅造型和灿烂彩饰更为光华美好，而未可以简单的商品价位来评定的文化精神、文化气质和文化灵魂的。这种精神、气质或者灵魂，称之为“神韵”也许是适宜的。文物的鉴定如果只是用金钱的数额来考量其价值，只是用市场的价位来评定其等级，这种“鉴宝”的文化性质是颇为可疑的。
明人叶春及曾经发表以为“玩好骨董”是“无益”之事，应当谴责的意见：“虽不赌财物而铺牌演戏，弈棋双陆，玩好骨董，学习弹唱，琵琶三弦，羌管番笛，广收花石，猎养禽鸟，作诸无益者，一并罪之。”（《石洞集》卷七）“玩好骨董”作为休闲形式，应当说是高雅的。若欲“罪之”，自然严厉至于极端了。所说“无益”，大概是指对文化的建设和积累没有有意义的积极的推进。明代学者陆深自己收藏古董，却赞同不收买古董的做法。他在《京中家书二十三首》之十中写道：“吾儿不欲收买古董，甚正当正当。吾所以为之者，欲为晚年消日之资，亦不可为训也。若是古来礼乐之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视之。今寄回钧州缸一只，可盛吾家旧昆山石，却须令胡匠做一圆架座朱红漆。前寄回银朱两包，此出涪州，俱是辰砂，研成祗宜人漆，不可杂用了。知之知之。钧州葵花水奁一副，又有菱花水底一个，可配作两付，以为文房之饰。余不再收可也。玻璃瓶彩漆架不佳，可令苏工制一乌木架，可宝也。”（《俨山集》卷九八）
陆深写给儿子的这封信，言辞殷切。其中“若是古来礼乐之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视之”语，体现出对“古来礼乐之器”的特殊的文化品质的看重。这一见解，颇值得肯定。古物往往被看作富有文化深意的象征。清代学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对“玩好骨董”的风气有所分析：“今人多宝爱骨董，铺张陈设，以供玩赏。此真所谓玩物丧志，殊为无谓。予向恶之。近日思得此种器物，亦有用处。盖古者宗庙祭器，必用贵重华美之物。如瑚琏簠簋之类，虽有家与有国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无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满几席，祖宗祭器，则仅取充数，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为士大夫家凡有家传重器，如古铜炉鼎及哥窑定窑之类，当即以为祭器。贫者则以精洁之器为之。断不可以滥恶之物进御鬼神也。用重器为祭器，有三善焉。致尊敬之意，一善也。赫赫煌煌，动人瞻仰，二善也。涤器进馔之时，执是器者，咸有执玉捧盈之心，则无往而不可致吾尊敬之意，三善也。”这位陆先生只关注文物中的礼器，应当说也是一种偏见。他主张以文物作祭器的建议，我们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但是他关注“盖古者宗庙祭器，必用贵重华美之物”即通过“此种器物”透视文化大走势的特殊眼光，却是值得赞许的。至于对“今人多宝爱骨董，铺张陈设，以供玩赏”的行为，以为“此真所谓玩物丧志，殊为无谓”的批评，也体现出一种开明清醒的见解。
清人汪琬有《宣德窑脂粉箱歌并序》。诗人说：“诸君子为此歌，引物连类，多至千余言。予不能然也，聊约其词为十二句。”其诗曰：“景陵践阼承平中，干戈不用年屡丰。饶州花瓷充供奉，声贾略与官哥同。内家妆成希进御，调脂弄粉常侵曙。至今玉骨閟荒斜，犹见深宫旧奁具。百年珍玩散四方，民间骨董夸宣皇。香炉坛酸皆奇品。不敌君家脂粉箱。”（《尧峰文钞》卷四二）诗句通过一件已经成为“民间骨董”的明代宫廷文物遗存“君家脂粉箱”，思古抒情，让我们可以重温“承平”时代“深宫”“内家”“调脂弄粉”的历史记忆。由器物读史，也算是文物“鉴赏”的正确路径。吟诵这篇《脂粉箱歌》，会自然产生某种联想。似乎世人“多宝爱骨董，铺张陈设，以供玩赏”的时代，都是“承平”时代，也恰恰是许多人们热衷于“调脂弄粉”的时代，社会空间处处弥漫着一种“脂粉”气。
明人朱谋垔《画史会要》卷三记载，自号梅花道人的元代画家吴镇曾经画了一幅骷髅，题句：“身外求身，梦中索梦。不是骷髅，却是骨董。万里神归，一点春动。依旧活来，拽开鼻孔。”吴镇本人的《梅花道人遗墨》卷下将这几句话题为《骷髅偈》。所谓“不是骷髅，却是骨董”，可能暗藏某种我们未可完全理解的文化深意，不过，此说真正的“骨董”未必皆是俗“收藏家”们所“宝爱”者，则确是事实。我们或许可以借取吴镇《骷髅偈》中文句，稍改其意而用之。在真正科学昌明、文化繁荣的时代，有识见的考古学者、文物学者和有基本文化素养的真正的文物爱好者是可以拂去市俗积尘，将“骨董”的文化精神重新擦亮，一如“万里神归，一点春动”，让它们“依旧活来”的。
我们赞同古代开明文士对“宝爱骨董，铺张陈设，以供玩赏”行为的批评。文物“可宝”还是不“可宝”，不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将文物简单地视作商品价值代号的“宝”的态度，其实是大大贬低了文物的文化价值。文物的无价之价，正在于其内在的“精神”，内在的“神韵”，正在于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许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联想到读者有可能产生与现今有的媒体“鉴宝”导向难以划清界限的误解，对《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一书题名中所谓“国宝鉴赏”，不能不在内心有所保留。至于文物图录按照质料分类是否合适，也许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1281元）
智性 焦虑 天真
门德拉赫
图尔尼埃和埃科（以及博尔赫斯影响恶劣的那一部分），使艺术中的“智性”在中国被可悲地等同于卖弄学问和调戏知识，我们对此耳熟能详：中世纪史，腔调浮夸但内容浮浅的援引，以及絮絮叨叨的法国哲学……另一种“智性”与用对仗句或三段论谈论社会心理学（或者说，碎嘴子）有关，好一些的例子是王尔德（因为他不只会这个），比较糟糕的是钱钟书和韩寒（因为他们只），用博尔赫斯自己的话说：“我觉得那些想法是如此愚蠢，表达的方式又如此自命不凡，马上把它们同文学联系起来了。”与此同时，认为“智性”应该从文学中被剔除出去的是另外一些人，在不正经的时候他们疲惫得需要被娱乐，脆弱得需要被陪伴，在正经的时候他们又痛苦得需要被拯救，悲悯得需要被拥戴。
对于文学作品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