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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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国家在文化体制和国民群体中的心理基础，在于公民人格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养成，所以胡适说：“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造起来的。”为了醒目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举出一古一今两例略加比较。前者是明代小说《金瓶梅》描写身为媵妾的潘金莲在当众遭受西门庆侮辱和毒打之后，反倒加倍对施虐者谄媚效忠的情态：
　　
　　西门庆至晚进入金莲房内来，那金莲把云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进房，替他脱衣解带，侍候茶汤脚水，百般殷勤扶侍。到夜里枕席欢娱，屈身忍辱，无所不至，说道：“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我的俊冤家！你想起甚么来，中人的拖刀之技，你把心爱的人儿，这等下无情的挫折！常言道：‘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得贴天飞。’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你）这屋里。”
　　这当然是对传统社会中臣妾们受虐狂心理的入骨刻划，可惜并非只在明代小说中才能读到这样的描述。比如资深的共产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的夫人，在“文革”中与邓拓夫人丁一岚被关在一起，后来她曾转述丁一岚对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惨境的看法：
　　
　　丁一岚大姐不是常说吗：“这母亲做错了事，打错了孩子，做孩子的你能要母亲怎么办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这野鸡你一打它，它就飞了，跑了。而家鸡就不同了，你怎么打，它还是在你周围团团转，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你的小院……老温他们一生受过那么多苦，却常说无怨无悔，这种精神确实是好的，可问题应该往深里一步想，就是说，怎么才能让党让母亲别错打儿女。……这么错打不行。母亲本身你怎么才能做一个好母亲，应该多考虑这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根子究竟在什么地方？（99年11月26日《南方周末》）
　　
　　“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得贴天飞”——永远自甘于围着主人“团团转”的“家鸡”的身份、自甘于随时可能落在头上的无端凌辱、自甘于横遭毒打之后反而只能加倍表示效忠和谄媚的境遇，这种植根于全民族亿万成员内心的臣民哲学和臣妾哲学，其产生固然不始于明代，却是从明代开始根深蒂固融入我们国民性的；是以明代权力制度的恶性膨胀为基础，越来越强悍地充塞了整个国民心理的。黄宗羲指出皇权专制化的结果，是普天下之士“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我们从明代社会中看到的也正是：人们由仆妾地位的自甘，固化为专制权力格局之下维持其生存和利益的基本心理机能。
　　人们会觉得：从《金瓶梅》到现代过去了四百年，其间外面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我们这里，不仅人们对权势的恭顺没多少变化，而且连形容概括这种恭顺态度的辞语都还是一毫不改，这太不可思议了！但实际上，这种国民性的延续是一种基本的现实存在，所以真正应该吃惊的，倒是我们对之的茫然不觉。
　　明代权力制度的逆现代性留给后世的镜鉴
　　在明代，“专制权力体制的强化·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腐溃·国民心理的蜕变”三者的互动，造就了一种强劲的“反文化”机制，从而使整个社会无可逃遁地坠入灭顶的深渊；更主要的是，它为中国文化以后的发展预设了极为危险的“路径”。托克唯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那种已经“不能再存在下去”的陈腐权力制度，为什么偏偏是“最难摆脱”的？这不仅是令后人无限感慨的话头，更是必须做出一系列具体细致的学术研究才能清晰地说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