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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上帝的指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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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皮瑞括斯将亚马逊河流经的路线一直画到帕拉河(Para River)河口,但是,重要的岛屿玛拉荷(Marajo)却未出现。从哈普古德教授的观点看来,这就显示,皮瑞·雷斯依据的原始文件,可能具有15000年历史,当时帕拉河是亚马逊河主要或惟一的入海口,而玛拉荷岛是亚马逊河北岸陆地的一部分。第二次描绘亚马逊河时,玛拉荷岛却出现在地图上,而且画得颇为精细,尽管直到1543年这座岛屿才被欧洲人发现。这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地球上曾经出现一个神秘的文明,在好几千年的漫长时期中,对改变中的地球面貌持续进行勘探和测绘,而皮瑞·雷斯使用的不同年代的蓝本地图,正是这个文明遗留下来的文件。
  ●位于今天委内瑞拉境内的奥利诺科河(Orinoco River)和它的三角洲,并未出现在皮瑞·雷斯地图上。但是,哈普古德教授指出,这幅地图显示:“两个入海口一直延伸到内陆(纵深达20O英里左右),位置就在今天的奥利诺科河附近。地图上的经线和今天奥利诺科河的方位相符,而纬线也大抵无误。这是否显示,皮瑞·雷斯使用的原始地图绘成后,这两个入海口就被泥沙淤塞,三角洲也日益扩大?”⑧
  ●直到1592年,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才被欧洲人发现,但它却出现在1513年的地图上,纬度正确无误。
  ●皮瑞·雷斯可能依据古老的图籍,描绘出一座位于南美洲东边大西洋中,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大岛。这座“想象”的岛屿,刚好坐落在赤道北边大西洋中部的海底山脊上,距离巴西东海岸700英里,而今天这儿有两座名为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礁石(RoCks of Sts Peter and Paul)突出在水面上。难道这只是纯粹的巧合吗?有没有可能,这幅原始地图是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绘成的呢?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足以让一座大岛出现在这个地点。
   
万年前的杰出制图家
  其他16世纪地图,看来也可能是依据最后一个冰河时代进行的全球性地理勘探所绘制成的。其中一幅绘于1559年,是土耳其制图家哈齐·阿默德(Hadji Ahmed)的作品。根据哈普古德教授的推断,阿默德手头上一定掌握有“极不寻常”的原始地图⑨=。
  阿默德地图最显著、最令人惊异的特色是,它相当清晰地显示,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存在着一块狭长的陆地,宽约1000英里。这块陆地就是地质学家所说的“陆桥”(land.bridge)。它以前确实存在过(就在今天白令海峡所在的位置),但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却把它淹没在海浪之下。
  公元前10000年左右,北半球各地的冰层迅速消融后退,促使海平面上升。有趣的是,至少有一幅古地图显示,瑞典南部覆盖着残余的冰山,而这类冰山当时一定普遍存在于这个纬度的地区。这些残余冰山是出现在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有名的“北方地图”(Map of the North)上。绘于公元2世纪,出自古典时代最后一位伟大地理学家手笔的这幅地图,遗失了好几百年之久,直到15世纪才被发现。
  托勒密担任馆长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图书馆,收藏大量的古代图籍和手稿⑩。因此,他得以参阅古代原始文件,绘制他那幅北方地图。他使用的蓝本地图,至少有一幅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绘成,因为在他那北方地图上,不但呈现当时普遍存在的冰山,也描绘出“湖泊……具有今天湖泊的形状,以及跟冰川非常相似的溪流……从冰山流注到湖泊中”⑾。
  众所周知,在托勒密绘制北方地图的时候——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时代——西方人根本不知道欧洲北部曾经存在过“冰河时代”。15世纪,托勒密地图被发现时,也还没有人知道这个史实。人们实在很难想象,托勒密地图上的残余冰山和其他地理特征,曾经被欧洲文明之前的任何文明勘探、测绘过。
  托勒密地图蕴含的意义非常明显。意义同样明显的,是耶胡迪·伊宾·班札拉(lehudi Ibn Ben Zara)于1487年绘制的“航海图”(Portolano)。这幅欧洲和北非地图所依据的蓝本,可能比托勒密的更为古老,因为它显示冰山存在于比瑞典更南的地区(约莫和英格兰同一纬度),而它所描绘的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显然是欧洲冰层消融之前的面貌。当然,那时的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我们发现,这幅地图上的爱琴海,拥有比今天多得多的岛屿。乍看之下,这个现象颇令人纳闷,但仔细一想,我们就不难找出原因:班扎拉使用的原始地图,是在1万或1。2万年前绘制成的;当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爱琴海许多岛屿就被上升的海水淹没,从此消失无踪。
  再一次,我们似乎又看到一个消失的文明遗留下的“指纹”——这个神秘的文明,曾经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制图家,对世界许多地区进行精确详尽的勘探和测绘。
  从事这样的工作,又该具备哪一些科技和哪一种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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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姆·汉卡克 译者:李永平》上帝的指纹》第3章 消失的科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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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消失的科技文明
  上文提到,1569年的麦卡脱世界地图,对远古时代尚未被冰层覆盖的南极洲海岸,描绘得相当精确。有趣的是,对另一个地区——南美洲西海岸——的描绘,这幅地图却远不及麦卡脱早些时画的另一幅地图(绘于1538年)精确。
  原因可能是:这位16世纪地理学家绘制前一幅地图,根据的是古老的蓝本;画后一幅地图,他则依赖第一批前往南美洲西部的西班牙探险家的观察和测量。由于这些探险家带回欧洲的是“最新”的资讯,麦卡脱在绘制地图时,不得不充分加以利用。结果,他的作品在精确度上大不如前——毕竟,在1569年的时候,欧洲还没有能够判定经度的精密仪器,而远古时代的制图家,却显然使用过这类仪器。他们绘制的地图被麦卡脱当作蓝本,制作他那幅1538年世界地图。
   
发现经度
  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经度”(longitude)的问题。所谓经度,指的是本初子午线(prime meridian)以东或以西的距离度数。目前国际公认的本初子午线,是一条虚构的曲线,从北极一直画到南极,穿过伦敦格林威治村的英国皇家天文台。因此,在经度上格林威治是零度,美国纽约市位于西经74度左右,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则大约是在东经150度的位置。
  这儿,我们不必详细讨论如何精确判定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点的经度。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技术细节,而是人类如何增进对经度的了解,如何逐渐解开经度之谜的“历史事实”。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18世纪技术突破之前,制图家和航海家缺少精密的仪器,无法对经度做精确的判定。他们只能猜测,往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时候的测量技术毕竟还没有成熟。
  从赤道向南和向北起算的纬度(latitude),对制图家和航海家则未构成太大的困难——只消利用简单的仪器,以角度测量太阳和星辰的位置,就可以判定地球任一地点的纬度。判定经度,则必须具备性能更加高超的、能够结合方位测量和时间测量的仪器。在已知的人类历史中,科学家一直没有能力发明这种仪器。到了18世纪初叶,随着海运日愈兴盛,这种仪器的需求也变得日渐紧迫。研究这个时期历史的一位学者指出:“当时人对经度的追寻,远超过对船舶安全和水手生命的重视。精确的测量似乎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在媒体记者笔下,‘发现经度’不啻是‘缘木求鱼’。”①
  当时航海界最需要的,是一个极为精密的仪器,在漫长的航程中,它能够精确地记录时间(出发港口的时间)——尽管船舶不停晃动,天气不断变化。1714年,牛顿告诉英国政府设置的“经度委员会”:“这样的计时器至今犹未问世。”②
  牛顿说得没错。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的计时器非常粗糙,每天误差达15分钟,而一个有效的航海用计时器(chronomete),在好几年中最多也只能误差15分钟而已。
  1720年代,技术高超的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开始设计一系列的航海用计时器,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创造出第一具精密的经线仪。当时,经度委员会悬赏2万镑,征求“能够在6星期航程结束时判定船舶所在经度的仪器,误差不得超过30海里”③。哈里森的目标就是赢取这笔奖金。为了满足经度委员会的要求,计时器每天的误差绝对不能超出3秒钟。哈里森花了将近40年时间,试验过好几个原型后,终于达到经度委员会所订的标准。1761年,他设计的“经线仪四号”被放置在皇家海军兵舰“德普特福号”(Dept.ford)上,离开英国,驶向牙买加。哈里森的儿子威廉随船操作经纬仪。航行9天后,威廉根据经线仪计算的经度,向舰长报告:第二天早晨他们肯定会看到马德拉群岛(Madeira Is.lands)。舰长以5:1的赌注跟威廉打赌,他们不会看到这座群岛。结果威廉赢了。两个月后,“德普特福号”抵达牙买加;哈里森设计的计时器误差仅仅5秒钟。
  哈里森经线仪的精确度,超越了经度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然后,由于英国官僚体制从中作梗,直到他逝世前3年,也就是1773年,哈里森才领到2万镑奖金。当然,直到奖金拿到手后,他才将经线仪的设计诀窍公诸于世。由于这个延误,英国航海家科克船长(Captainjames Cook)于1768年展开首度探险之旅时,并未使用经线仪。第三次出航(1778年到1779年),他却能以极高的精确度测绘太平洋海域,不但确定了每一个岛屿和每一条海岸线的纬度,也标出了它们的经度。此后,“在科克的地图和哈里森的经线仪指引下,在浩瀚的太平洋中,每一个航海家都能找到任何一座岛屿,不会再一头撞上突然出现眼前的海岸线”。④
  毫无疑问,以经度测量的准确性而言,科克的太平洋地图称得上现代制图技术的最早典范。此外,这些地图也提醒我们,制作一幅好地图至少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伟大的探险旅程、高超的数学和绘图技能、精良的经线仪。
  直到1770年代,哈里森经线仪大量上市后,上述先决条件中的第三项才真正被达成。这个突破性的发明,使制图家能够精确地绘出经线,而根据一般历史学家的看法,古代的苏美尔人、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和18世纪以前的其他已知文明,全都未曾拥有这项技术。因此,当我们接触到一些年代极为古老、经纬线精确度却具有现代水准的地图时,心中难免会感到惊异和不安。
   
精确出奇的古仪器
  这些精确得出奇的经纬线,也出现在同一类的文件中。笔者在上文列举的先进地理知识,就是保存在这些图籍里头。
  例如,1513年的皮瑞·雷斯地图,将南美洲和非洲放置在相对正确的经度上。以当时的科技水准而言,这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皮瑞·雷斯坦承,他的地图是依据更古老的图籍画成的。他那些精确度极高的经线,莫非取自古老的图籍?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绘于公元1339年,以欧洲和北非为焦点的“杜尔瑟特航海图”(Dulcert Portloano)。在这幅涵盖面非常辽阔的地图上。纬线毫无差误;从地中海到黑海的经线,误差也仅仅半度而已。
  哈普古德教授认为,“杜尔瑟特航海图”所使用的蓝本地图,“在判定纬度和经度的比例上,表现出极高的科学准确性。它的绘制者显然拥有精确的资讯,对分散在广大区域的许多地点——从爱尔兰的盖尔威(Galway)到俄罗斯顿河的东弯流域——的相对经度,皆了如指掌”。⑤
  公元1380年的“齐诺地图”(Zeno Map)是另一个谜团。它涵盖辽阔的北方区域,连格陵兰也包含在内,然而,它却能以“精确得出奇”的经纬度,标示分散在广大区域的许多地点所在的位置。哈普古德教授指出:“在14世纪,居然有人能够判定这些地方的正确纬度——更不必说正确的经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⑥
  费纳乌斯的世界地图也值得注意。它精确地将南极洲海岸放置在正确的纬度和相对经度上,而整个南极大陆所在的位置,在经、纬度上也相当精确。这幅地图所表现的地理知识,是20世纪之前的西方人不曾具备的。
  班和拉的航海图,在相对纬度和经度上也异常精确。从西边的直布罗陀到东边的亚速海,总经度仅仅误差半度,而整幅地图在经度上的平均误差也不到一度。
  以上这些例证,只不过是哈普古德教授搜集的大量证据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不惮其烦,穷毕生精力搜寻这些资料,并加以详尽分析,为的是想证明一点:如果我们以为,直到18世纪,人类才发明测量经度的精密仪器,我们简直就是欺骗自己。皮瑞·雷斯和其他制图家所画的地图,样样都证实,这种仪器在古远时代早就存在,18世纪的西方人只是“重新发现”它。这些地图也显示,远古时代曾经有一个文明的民族(现在已经从历史消失)使用这种仪器,对整个地球进行探测。此外,从这些地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古民族不但能够设计、制造在技术上非常先进的精密器械,同时也掌握了高度的数学知识。他们可说是一群早熟的数学家。
   
失落的数学家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提醒自己:地球是圆的。因此,在绘制地图的时候,只有球形才能以正确的比例呈现地球的真正面貌。将地理资料从一个球体转移到平面的纸张,难免会造成扭曲的现象;我们在纸张上绘制地图时,必须使用一种人工的、复杂的机械和数学装置,称为“地图投影”(Map Projection)。
  地图投影法有很多种。现在仍被广泛使用的麦卡脱投影法也许是大家最熟悉的。其他投影法名称稀奇古怪,诸如“方位角投影”(Azimuthal)、“球极平面投影”(Stereographic)、“日晷仪投影”(Gnomonic)、“方位角等距投影”(Azirnuthal Equidistant)和“心形投影”(Cordiform)等等。这些玩意,我们不必在这儿详细讨论。我们只须指出一点:有效的投影法都必须使用精细的数学技巧,而这种技巧,在一般学者看来,不可能存在于古代世界(尤其是在公元前40O0年前的远古时代,据说,当时地球上根本就没有人类文明存在,更不必说能够发展和使用先进数学和几何学的文明)。
  哈普古德将他搜集的古代地图送到麻省理工学院,请求史崔臣教授鉴定。他想知道,绘制这些原始地图,究竟需要具备何种程度的数学知识。1965年4月18日,史崔臣教授提出答复:绘制这些地图,必须具备层次非常高的数学知识。例如,其中有些地图似乎使用“麦卡脱式投影法”,而那时麦卡脱根本就还没有出生呢。这种投影法牵涉到纬度的扩张,相当复杂,必须使用三角座标转换法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还有其他理由足以证明,这些古地图绘制家具备高超的数学技能:
  ●要确定一块大陆上任何地点的位置,至少必须使用几何三角测量术。测量辽阔的地面(1000英里以上)时,必须根据地球的弧度随时进行修正,这就得使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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