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 作者:盛田昭夫-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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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为其它的杂事分心，我们写了一份初步发起书，费了很多口舌向SEC解释我们的发展计划，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还有很多事要干，而且都是我从未干过的事，例如，我们必须改变财会方法来依从用于欧美的汇总系统，所以也就第一次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了汇总。亲眼看到这项工作起什么作用之后，我不得不同意一位美国同事的看法，他曾问过我：“如何你不汇总的话，你怎么知道公司的营运是否正常？”我们以往的经营情况好到了不需要学习汇总的地步，但是从那以后，汇总成了日本的标准报表方法。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合同都翻译成英语，还要把公司的一点一滴都写成文字，加以详细解释。使得律师和会计们大伤脑筋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很多合同都规定，在合同有效期间，如果条件改变唯我论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把“我”看作唯一的，使得任何一方遵守合同的能力受到影响，双方则应该坐下来讨论新的情况。这样的条款在日本人的合同中是很普通的，而且许多公司做的大多数生意甚至根本不签合同。但是这在不懂得日本式生意经的人眼里是危险的做法。我猜想，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意识差别。美国人无法理解，如果双方有了主要分歧后，还怎么可能坐到一起来谈相互信任？
我们的担保人认为更加严重的事情是我们依赖传统日本系统中的短期贷款的财务方法。依靠大量的九十天可展期贷款经营一家公司，这在日本已经成为习惯。有人问：“你怎么能依靠这么多的短期贷款来做生意？一旦银行要收回，你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解释说，银行不会收回的，这是传统的最便宜的筹资办法。它给日本的公司带来很大的灵活性，如果继续需要可以展期，如果不再需要就可以还款。银行非常关注他们支持的公司，在开始贷款的时候就十分谨慎。但是我们的美国同事还是要看到银行写在纸上的贷款可以展期的保证。我解释了银行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相互信任，他们还是希望看到书面的东西。最后他们总算理解和接受了我们的做法。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经过三个月日以继夜的工作，我们认为在东京本部的事情都已办好，然后转到纽约去处理最后的细节，直至注册。东京股票交易所下午三点关门，这时在纽约却是凌晨两点。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东京的股市，因为如果股价浮动得太多，我们就可能会在SEC遇到麻烦，这样一来，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在野村证券公司纽约办事处至少工作到两点钟，在那里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东京通话，核查股市情况。下班后我乘地铁回公寓旅馆，它正好在五十六街东段的汽灯俱乐部马路对面，每天凌晨大约2：30的时候我精疲力尽地回来，总是发现大门已经上了锁，不得不去按看门人的门铃。我在那里住的时间长达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对我的精力感到奇怪，每天早晨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时，他看着我，暗自流露出佩服的神情。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真地不知道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力，每天晚上在汽灯俱乐部玩到两点。”
当时我们累得要命，事情办完后大家都站不起来了。最后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必须决定股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纽约时间凌晨2：00时得到东京的最近价格，还要获得担保方，也就是厄尼（厄尼斯的昵称——译者注）．西瓦兹巴赫的批准史观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把股价填入发起书中，再把它立即印出来。然后一名律师乘上午6：00的火车去华盛顿（当时还没有早晨的来往班机。），9：00时把发起书递交给SEC。如果申报得以批准，这名律师必须在SEC用公用电话通知纽约，我们就可以把ADR投入市场了。但是最后的一天，厄尼．西瓦兹巴赫却坚持不住了。因为只差股价没有定，而定价的程式都准备好了，于是他决定回家去休息一下。他向我们建议说：“你们决定了股价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可以从家里发出批复，用不着在这里等了。”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西瓦兹巴赫回到家里，他躺到长沙发上，把电话放在身边后马上就睡着了。当我们给他打电话时，他睡得太沉了，怎么也叫不醒。我们打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音。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野村证券、东京本部和我对发行股价已达成一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定的股价是一ADR为17．50美元，相当于10股，我们必须得到西瓦兹巴赫的批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他还在格雷特．勒克镇家中的起居室里鼾睡，我们不停地看手表，考虑对策。山姆．哈特威尔，厄尼的助手，想出了一个办法，因为西瓦兹巴赫是格雷特．勒克的镇长，我们可以给该镇的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派警车去他家把他叫醒。这真是个好办法！不凑巧的是一个星期以前，格雷特．勒克的几个坏家伙用电话骚扰过镇长和警察局长，所以哈特威尔打电话时，那边的人并不热心。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山姆的请求发出了讥讽的笑声。山姆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最后他们总算相信了，派出一名警察去叫醒镇长。
一切事情全都办完后，我累倒了。但是结果却令人喜出望外：海外发行的股票提供了一张四百万美元的支票。我以前还没有见过这么大数目的支票。我回到家里，累得我两个星期几乎起不了床。后来我们出版了一本很详细的书，这本书成为想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股票的日本公司的“圣经”和课本，十分流行。1966年西瓦兹巴赫从史密斯．巴尼公司退休后，我抓住这个机会聘请他担任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接替我的职位，而我自己升任董事长。他在经历了我们发行股票的过程之后，变得和我一样了解索尼了，他担任总裁职务，直至1968年去世为止。
第十二章
早在1960年的时候我就在东京的银座地区开了一个展示室，在那里潜在的顾客们可以试用我们的产品，而没有推销员在一旁促销，展示室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地方，它的广告价值是巨大的。因为我们是新公司，我们必须向日本人介绍自己，就像后来我们还要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做自我介绍一样。
在纽约建立一个展示室成为我的目标。我巡视了这座城市，意识到如果我要找的人是有钱人，他们买得起我们的高价产品，那么应该到第五街去找。我在曼哈顿中区的第五街徜徉，观察那里的行人和商店，结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把搜寻的范围缩小到第五街的东段，在第45路口和第56路口之间，因为那一段看上去是最高雅的部分。
然后我开始寻找合适的、临街的出租门面，我注意到这条街上展示出很多国家的国旗，但还没有日本的。我决定，当我们的展示室开张的时候，我们将第一个在第五街上挂出日本国旗。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最后只好定在一间相当小的房间里。我亲自动手画了一张布置图，并在一面墙上镶了玻璃，使房间看上去显得大一点。我在展示室里工作学说，试着适应美国人的生活节奏，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真地想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在巨大的美国市场上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司，那么我们要做的事绝不仅仅是在美国建立我们的公司。我应该把家搬到美国来，体验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我一个人在纽约时，我收到过很多的邀请，结识了不少的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在美国有个家的话，这种经验将会更加丰富，因为无论我到哪里，例如到乡村俱乐部去，或者参加周末聚会，或者去吃饭，美国人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很多邀请都是发给“Mr．and Mrs．Morita”（盛田先生及其夫人——译者）的，而且我还听说单独的男宾会使女主人感到为难。如果我们一家人住在美国，我们将比作为来访外宾更加了解美国。
我没有对别人谈起过这个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自信应该这样做。美国是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而纽约一直是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1962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良子到纽约参加展示室开张仪式，在开张仪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胆地向她说：“良子，我们搬到纽约来住吧。”她非常了解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甚至并不显得很惊讶。我知道，她出生在东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她可以处理好搬迁到另一个大城市里去的事情，虽然她不会说英语，但她还是会改变自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她下决心来完善我的计划，实际上她的为人处事使每个人都惊奇不已，由于这次搬家，她甚至还建立起了自己的业务。我知道她会处理好这些事的，因为我长年出差在外，把她一个人留在东京，她不仅要照料家务和孩子，还要充当我的私人秘书和业务联系人。我不在家的时候经常给她打电话，让她把一些信息转到公司办公室或者其它地方去，而且我还经常和她商量。
在美国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但我知道她的个性和信心将帮助她获得成功。现在她在国外已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她后来表现出非凡的待人接物的才能，而且懂得成为民间外交家的诀窍。因为良子从小到大对外国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也并不想到处旅行，尽管她的法国大菜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一切更加令人敬佩。她出身武士家庭，她家在德川幕府时代后期开始做书籍销售和出版的生意，一直发展成为很大的连锁书店。她家的公司叫“三省堂”，现在出版很受欢迎的简明系列外语字典，这个主意是她父亲想出来的。简明字典在高中和大学学生中也是最热门的系列丛书。
良子年青时的生活充满活力，她家在东京的住宅和我家在名古屋的住宅没什么大的不同，家里有佣人，有亲戚，热热闹闹的心理过程分为无意识、前意识、意识三部分。后来又提出，姐妹们和一个弟弟在一起有欢笑也有争吵。她曾回忆说，家里一天到晚都有人谈生意，就像我家里一样。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只出过两次远门，是到东京以西的箱根度假区去，就在富士山附近。1951年我们经人介绍相互认识之后，她承认，小的时候，她认为像我的老家名古屋那样还要往西去的地方已经是一片荒野了。但是她的父亲穿西装，也算得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喜欢带着家人出去吃饭。他们最喜欢的餐馆之一是银座的新格兰德餐厅。我的父母亲也带我去过那家餐厅，后来良子和我发现我们都还记得孩童时代留下的印象：房顶上巨大的红蓝霓虹灯。
我们的两个儿子，英夫和昌夫，还有我们的女儿直子，将会发现美国的新型生活方式很困难，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还很小，会适应的。英夫十岁，昌夫八岁，小直子才六岁。我感觉到这种经历对他们很有好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到很难。
回到东京后，井深对这件事表示疑虑。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他不愿意他的常务副总裁离得太远，但是我提议我可以每两个月回来一次，在东京住大约一个星期。我极力提倡使用电话，现在还是如此，我解释说，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持联系。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我知道，以后飞越太平洋的旅行并不会因此有所减少。（很久以前，在我第一百三十五次飞越太平洋以后我就停止计数了。）
在纽约，我让办公室人员为我的家人找一套住房，不久他们就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公寓。一个叫纳逊．密尔希太的著名音乐会小提琴家住在第五街1010号第三层的公寓里，就在第82路口大都市博物馆的对面，他决定搬到巴黎去住两年五德终始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历史变化的学，想把公寓连同全套家具暂时租出去。租金相当高，至少对我们日本人当时的财力来说是很高的，一个月一千二百美元。但是其它的条件样样令人满意：位置优越，不需要搬很多家具到纽约去，甚至不需要任何装修。密尔希太大师的品味对于我们来说很好，我们可以马上搬进去。公寓里有十二间房间，我们在日本住惯了小房子，这里简直就是宫殿了，其中有四间卧室，加上佣人的房间，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单独的餐厅和一间书房，房间都很宽敞，富有情趣，而且配有舒适的家具。到了晚上博物馆的灯就亮了，照在整个建筑的正面，我们想像这就是巴黎，虽然纽约已经对我们很富有魅力。我四月份住进了公寓，因为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我们家要到六月份才能搬来。我虽然是一个人住，但却有很多事情要干。每天我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与纽约人挤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也销售产品，给客户打电话，只要有空，还要去曼哈顿为孩子们找学校。史密斯公司的山姆．哈特威尔在找学校的事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的孩子也在城里的学校上学，所以他对这方面很熟悉。他给我很多忠告，甚至为我安排面谈，有时还陪我一起去。我曾到二十所学校里去面谈，想找一个合适的，希望他们愿意接收三个完全不懂英语的日本小孩。我想找一个学校，至少愿意让孩子们在那里学两年，因为我刚开始时只打算在纽约住两年。没有几个学校对此事感兴趣。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起受欧洲影响的传统。最后还是圣伯纳德学校的校长说，他很有兴趣使他的学校更加国际化，他同意接收我的儿子。我也为直子找到一家学校。随着学校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的家就可以搬到美国来，我开始感到轻松多了。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于是我飞回东京，带着全家到新的皇宫饭店去，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度周末。那一年是1963年，东京正在准备迎接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开工修建高速公路系统、许多新的饭店和其它设施。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候应该让家里的人住进东京最新的旅馆里享受一下。孩子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套间，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西式旅馆。英夫对进房间之前不必脱鞋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们来到顶层，在优雅的、可以俯视皇居的皇冠餐厅饱餐了一顿，回到房间后我说出了准备搬到美国去的消息。我还向他们许诺，途中要去玩迪斯尼乐园。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将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环境中去，但是八岁的昌夫却非常愿意。后来他说，因为所有的西方电视节目都有日语配音，他以为美国人也说日语。英夫年龄稍大，对搬家不太热心，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但是我们真地去了迪斯尼乐园，就住在那个公园的旅馆里，让孩子们在去纽约之前玩了个够。至今我们都对那次愉快的旅行记忆犹新。
我意识到了这次搬家对家里人的影响，但是我相信“身临其境”这种理论。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纽约，在安家之前，我们把儿子送进了缅因州的维诺那培训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这更快的办法能使他们早日适应美国的生活节奏。培训营规定我们在开始的两周内不得去看孩子，这样他们将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会得到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
我们把儿子送进培训营后，我建议良子去考一张美国的驾驶执照，我告诉她，在美国每个人都必须开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