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 作者:盛田昭夫-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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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部门很多，几年前我看到公司里进行了不少的重复开发，有些工作在一个部门里秘密地进行，其实它可以使另外的部门也获益。所以现在我们每个月举行一次技术座谈会，在会上部门的领导人和研究工作者可以讨论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改组了最高机构，增加了一个研究设计的计划和协调部门，这个部门除了向公司负责人汇报之外，还要向通常的财会和计划人员汇报。
在老的体系中，我注意到财会部门总是很迟才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公司的计划部门也是如此。当他们知道了早期阶段的研究和开发的开销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时，也许已经浪费了一大笔钱。我们毕竟不是研究所，所以当我们决定发展研究与设计时尽己谓之忠，推己谓之吮，“忠”在于积极为人，“吮要求，公司负责人应该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具体的目标。
这并不会妨碍我们的人去搞基础研究。我们批准了很多这类的项目。例如我们使用了一种新型的、奇异的材料来制造Video 8录像磁头，这种新型材料就是我们研究中心的冶金专家开发出来的。我们批准研究这种新型材料时还没有搞Video 8的项目，但我们知道高密度录像将会成为重要的领域，所以我们批准了这个项目。就在同一时期，我们甚至还没有想到8毫米录像机时，我们就认为需要研究新的录像磁头系统。新型材料会受到欢迎，也许还需要用到它，所以这个研究项目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有些项目也被搁置在一边，例如我们的一位研究人员提出的高清晰度等离子体显像管。在这个例子中，如前所述，我们投入了一些冒险资本，后来那位研究人员决定离开索尼公司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也许将来我们和其他人可以从中获益，但是我认为现在不能再对那项研究继续投资。
第三十章
我们每年举行一次内部技术交易会，我们把它称为技术交流会。在这个会上各个部门和项目组设置自己的摊位，就像贸易展销会上一样。只允许索尼公司的人进入会场，对外邀请控制得很严。去年来自日本和海外的6，000名索尼公司员工参观了这个展示会。在展示会上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研究和开发的现状，他们经常可以找到在自己的工作中有用的东西。我们展示工艺设备和材料，还演示研究项目的现状。工程师和技术员在现场回答问题，有时参观者留下他们的呼叫卡，收集一些小册子，与其他人相约，交换信息，就像通常的贸易展销会一样。
我们无法精确地知道利用这种交流会节省了多少钱，但是我已经学会一件事，那就是对研究和设计进行密切的关注和严加控制，并且尽量将重复的工作减到最少（除了值得从多种途径寻求解决办法的情况之外），我们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分配资金。如果远期目标既清楚又简单，那当然很好，例如如何制造新型的录像机。但是如果面临的挑战是生产新的系统，即使已经按照一种想法开始工作了，而某种系统却是最好的，你可能错了，因为你对这种系统并不熟悉。例如计算机公司就经常会有这类的问题。在设计一种计算机时，不能把它看作是超乎人们生活系统以外、只具备有限用途的简单设备。如前所述，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必须能够与大信息网络相联，进入家庭保安、天气预报、财经事务、商店购物等等系统。制造这种系统中的一些零部件对公司没有什么作用，一个成功的公司必须搞出所需的整个系统。现在我们生产东西的时候，只想到这些东西本身的用途，例如录像机和磁带录音机，将来我们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做生意了。我们制造产品，相信人们会发现它们是有用的，它们也的确是有用的，人们还会发现真地需要这些产品，因为每一种产品都有它自身的目的。但是在明天的世界里仅仅这样想还不行，还要更加广阔一些。
我希望早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专利信息装入一个数据库。今天每个公司为了保持对其它公司专利的跟踪都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些都可以放入光盘，还可以不断地更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并把它联入世界范围的信息网络中，那么就会给世界各地的公司带来巨大的好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对某一种专利许可证感兴趣就可以对新的专利进行扫描查寻。
所有这一切在本世纪末会走向何方是很难精确预料的。很明显，到了本世纪末，我们现在开始建设的信息系统，包括电视、计算机和通信都将成为家庭中的寻常之物。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大变革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让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1．思维和，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们可以拿起电话，直接向全世界各地拔号，这个事实对于我这一代人是一个奇迹，但是年青人的记忆却不会上溯很远，他们好像认为这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索尼公司实验室主任木口真彦说过，固态元件的发明是现代电子学的开始，是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自从这个突破之后的进展，直到今天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都属于同一场革命中的全部组成部分。电子学上第二次突破的时机已经来到了，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之后还能够干什么？我们怎样才能造出全新一代的元件对我们的生存做出贡献？大型集成电路是令人神往的，但是作为物理学家，我们知道在这个技术方面存在着发展的极限。尽管如此，现在我们还在生产新的集成电路和其它元件，出售制造集成电路的机器，向其它公司转让技术许可证。我曾经谈到过我们开发的制造高质量单晶硅的新方法，我们还希望将来能在太空飞行的零重力条件下得出更好的结果。我们搞集成电路已经多年，所以有人说我们可能正在接近其发展极限。为了生产这种元件，我们使用的技术从平版印刷、照相平版印刷、短波长照相平版印刷，直到电子束照相平版印刷。在这些芯片上微缩技术达到了顶峰。下一步干什么呢？在一块纯硅片上到底还能继续多装多少东西呢？
木口相信，新一代的集成电路不应该仅仅只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延伸。他想，方法要向前跨出一大步，对元件进行层叠，第一层和第二层光敏材料的作用就像人眼将数据传到大脑一样，第三层中有一些逻辑元件，以后的层中包括模型识别功能。换言之，这种新的元件将会是一种简单的人造大脑。木口说：“我们今天已有的超大型集成电路对于它们将来要做的工作而言太简单了。”
他对生物芯片的想法和分子电子学的工作非常感兴趣。由于美国海军研究的促进，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一只脚。由于发现光致变色效应而产生了一种可能性，木口对它很感兴趣。选择一种大的、透明或无色的有机物分子，将它放在人眼看不到的紫外光线下面，紫外光线中的光子就会把分子中的电子撞出只是意志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不同的唯意志论者的理论各，于是分子扭转，变成蓝色。再将可见光照在上面，它又恢复原状，失去了蓝色。这样一来就有了两种基本状态（“开”或者“关”）的记忆，这正是电子技术的基本建筑模块。
因为木口想到现在的技术只能再用十年，他加快了很多领域中的工作，为以后的需求做好准备。他的担心是将来可能没有足够的科学家愿意从事基础研究。但是我们两人对此事都持乐观态度。我们保持乐观的理由之一是《应用物理学》上作为参考文献引用的日本人的论文稳定地增多，1960年时只有2…3％，而现在已经超过了30％。我完全没有他那种悲观的想法，他认为当日本在对改进工艺技术做出重大贡献时，例如干式蚀刻，激光聚焦等等，如果别人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的科学家还是只好跟在他们的后面。虽然我们索尼实验室出过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但日本一共只赢得过三次诺贝尔物理奖。然而就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在怎样把想法变成现实这个方面，我们一直很成功，也很具有创造力。
几年以前，我们在横滨附近的一家实验室召开了一次例行的公司国际科学会议。来自英国的职员提出了数字化磁带录像的想法。六个月以后，在下一次会议上，该实验室的索尼工程师就拿出了根据英国人的想法做成的样机。我们的外国同事们感到十分惊讶。一位英国职员说：“对这个想法我们本来可以等上十年再动手的。这样的事在英国不可能发生。”木口指出，即使在贝尔实验室里，如果他们有一个新的想法，他们也总是先在计算机上试一下。但是在这里，如果一个想法听起来觉得合理，那么一个研究人员通常情况下总是会说：“做一个看看它怎样工作吧。”
帮助全世界人民生存下去的技术并不都是掌握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中。但是我们有很大的能力来开发这种技术。我们已经在石油危机中证实了这一点。多年来，对于石油的胃口似乎越来越大。我在脑海里可以想像出一条虚拟的由运油船组成的输油管道，它们在两个方向上艏艉相连，从日本延伸到波斯湾。名古屋造船厂建造用于百万吨超级油轮的干船坞时我乘坐直升飞机去过那里。在长崎港建造了另一个百万吨级的干船坞，有人预计经验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是唯物主义经验论者。而贝克莱和，照这样干下去，在我们这一代人油井就会被抽干。但是在建造出超大型油轮这个庞然大物之前，石油禁运开始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那样，结果却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学会了节约，我们度过了危机，保持了繁荣，学会了在消耗更少的石油的情况继续发展。
原子弹曾经在日本的两个城市里一瞬间就毁灭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日本人民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能源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厌恶和惧怕感，尽管如此，我们26％的电力是利用核燃料产生的，这个比例比法国少得多，但是比美国还要多一些。我们有三条国家无核原则：国家不制造、不保留也不引进核武器。我们自己的核动力演示船在商业营运上失败了，正准备停止服务。来访的美国核动力战舰曾经引起了街头的骚乱。今天仍然有抗议行动，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也很少出现暴力。即使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和平利用核能是有好处的。在建新的核电站时，还是有人抗议，但最终电站还是建起来了，因为人们懂得电力对于我们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出席了1985年日本的摇滚乐义演大会，它是为了呼吁对非洲饥民的援助。不仅仅是在非洲，地球上很多其它地方的人民也在挨饿。我知道可以利用技术使每个人都吃饱。1985年的科学博览会上，主要的展品中有一棵蕃茄树，上面结了两万个蕃茄。这棵树是从一粒种子成长起来的，只用了少量的加了营养液的水，这种营养液在一种叫作“黑波尼卡”的闭路系统中保持循环。
我并不认为世界上的人只吃蕃茄就行了，但是这个展品和我知道的很多其它东西证明了只要我们开动脑筋用心去做，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如果我们找到了如何解决世界温饱问题的办法，我们也许最终会遇到人口和空间的问题，而它们可能又会引起新的食物问题。但是我很乐观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相信技术将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有人说现在是后工业社会，还有人预言，我们不能再对技术革新抱任何希望，我们必须过更加节俭的生活，少一些奢侈和豪华。我不相信这种观点。我的预言是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能量、更少的老式材料、更少的资源和更多的废物利用继续享受生活，比以往拥有更多的幸福、高产型生活的必需品。世界上有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必须学会“不得暴殄天物”的意义和精神，更加节约。随着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我们都必须逐步学会如何更加巧妙、有效、经济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我们必须更加充分地利用废旧物质。膨胀的人口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些人口都必须吃饭、穿衣和受教育。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就会持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追求不同的品味和爱好，开发出自己的生存技术。
美国和欧洲的钢铁制造商、计算机生产厂家和汽车制造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说他们无法与外国的技术竞争，而且他们采取的措施总是裁员。我已经解释过日本的公司怎样努力避免让工人走，他们力图利用这些人使公司恢复元气。当电子模拟技术开始让位与数字技术时，我们没有裁减模拟技术的工程师，而是在报上登广告，招聘数字技术工程师。我们的模拟技术工程师满怀热情地学习新领域的技术。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这样做。在日本，学习新技术是一种生活方式，将来其他国家的人也必须这样做。人们不可能也不希望总是死守着过去。
第三十一章
现代日本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关系中经常出现暴风骤雨，今天美国与欧共体在对日贸易上陷入了周期性的麻烦，这并不奇怪。我想我们应该认识到，同时也应该感到庆幸，我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糟糕到政治化的地步，我们还可以坐下来理智地交谈。但是这种情况就像慢性病，我们必须找出治疗的方法。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两个国家，他们的贸易额大于八百亿美元，它们的产业和服务业加在一起要占世界的30％，因为贸易的规模和多样化，所以它们注定会有一些麻烦，通常，指责别人比反省自己更加容易，太平洋两岸都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对于造成两个大国之间无休止难题的麻烦经常有大不相同的看法。我们的体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双方都有传统的做法。有些问题与种族、文化、历史或者传统都不相关，而只是与很容易理解的人的态度有关。
在罗纳德．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之前，他的一位顾问访问了日本，想为里根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国防政策，谋求一些主意。他与日本的一些大人物交谈，在与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他把贸易问题与国防连接到一起，他认为日本应该建造自己的军舰，再把它们交付或者出租给美国海军。那位经济学家告诉他，这样做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日本宪法的第九条，我们放弃了战争，而且也被禁止保持战争的潜在能力或者出口这种东西。里根总统的朋友兼顾问说：“那好，可以修改宪法嘛。”说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在日本或者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里却很难实现。实际上是美国人起草了我们的宪法，并希望在占领期结束以后再由日本人写出自己的宪法，但是现行的宪法已经根深蒂固，以致任何谈论修改宪法的言论都会遭到人们的怀疑，好像任何修改都会自动地重返军国主义的黑暗岁月。我想这是日本政治家们的短视行为，他们应该有勇气对需要修改的地方进行修改。反正这部宪法也不是日本人写的。
美国和欧洲人好像认为他们对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应该如何运行的看法是天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