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 作者:盛田昭夫-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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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以前，在富士山山脚下的箱根召开了日美商人会议，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后来又担任布鲁斯公司董事长的迈克．布鲁门托和我有一天晚上决定不吃自助晚餐。我带上我的妻子，我们又找到美国的前农业部长奥夫勒．弗利曼和他的夫人，大家一起去一家牛排屋先美餐了一顿，然后好好地聊了一晚上。第二天的会议上，我的朋友布鲁门托就日元和美元的汇率问题发表了一番讲话，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听到过的最自相矛盾的讲话。他反复地讲述一种并不真实的陈词滥调，说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日元汇率，所以日元一直保持低值。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措辞很严厉，与布鲁门托发生了争执。

　　后来美国财政部的调查没有找出日本操纵日元的任何证据，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却公开地这样说。

　　在箱根会议上我的日本同胞们很惊奇地看到在这样温和和愉快的会议上听到了尖刻的反对意见。在这样的会议上，日本人通常喜欢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认为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休会时，一些日本的青年人来找我，说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卫，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对我摇头，他们说：“你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太无礼了。”

　　当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们费解的另一个场景。我们在芦湖的一条船上开了一个招待晚会，日本电视台的人上船来就会议对我进行采访。他们说，希望有个美国人和我一起参加。当他们准备好了之后，我妻子走到迈克．布鲁门托身边，请他参加对我的采访。他同意了，我们在电视里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们在会议上争执而后来仍然是朋友感到很惊讶。对于日本人来说，意见不同往往意味着友谊的结束。我想解释一下，西方人往往愿意与你争论正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当他们不说话和拒绝讨论时才真地是到了危险的地步。如果西方人与日本人要想相互了解，那么日本人就应该像美国人那样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和表明自己的观点。过去，无论是商人还是政治家，我们在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进步得并不快。
















第三十二章

　　1962年时虽然只有很少的UHF电视台，但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却要求所有的电视机除了有标准的VHF调谐器之外还必须装上UHF调谐器，这使得我们很头疼。我们制造好几种型号的小电视机，包括有名的“大肚子”电视机（当时索尼公司请了曾撰文批评电视文化的评论家大宅壮一为这种电视机做广告，广告中大宅将这种小型电视机放在自己的大肚子上，躺在床上观看，以后很多人都把这种电视机称作“大肚子”电视机——译者），它是一种使用电池作为电源的微型电视，屏幕只有4英寸。在这样小的电视机上除了标准的VHF拨盘之外还要加上一个UHF调谐器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想，花在增加UHF功能上的钱将会得不偿失，因为可以收到的UHF电台太少了。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所有的频道全部放入一个电子拨盘中，所以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UHF的规定出台时，牛顿．米诺是FCC的主席，他对日本很感兴趣，后来他参加了下田会议。当我经介绍与他见面时我说：“米诺先生，我不喜欢你。甚至在我们见面之前你就给我惹了不少的麻烦。”当然我是在开玩笑。他邀请我去做出解释，我把前因后果都讲给他听。只到现在，他还经常对我提起当初我说过的玩笑话。总之，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我到华盛顿去介绍U…Matic磁带录像机时，我邀请米诺参加我们的聚会。他问我能不能带一个朋友，当然我答应可以。他带来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当时他是白宫的政策顾问。米诺告诉我，这个基辛格将来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我和基辛格聊了大约十五分钟，多少相互熟悉了一些。数年以后，他成为国务卿，我们在东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再次相遇，他居然还能认出我，这使我深感荣幸。我以为他不认识我了，但他只看了我一眼就说：“嗨，盛田先生。”

　　此后日美间的贸易问题成了中心话题。由于日美之间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美国人们说了不少关于日本的坏话。有人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商品，使得不少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有些制造商抱怨说，他们不能参加这样的竞争，日本市场对于他们的产品是关闭的。多数指责是不公正的，但不幸的是有些指责却是真实的，我为贸易争端对我们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产生的总体影响感到担心。我早就建立了索尼贸易公司，我们一直积极地将外国产品引入日本。我们在国外的经理都接到指示，要注意观察什么货有可能在日本的市场上销售。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劝告政府和行业协会，向他们讲明增加进口和对外国货开放日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东京遇到基辛格的那次招待会上，我们走到接待室的一边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讲了我深信无疑的一些观点：“您知道，基辛格先生，我们日本人对美国有很深切的亲近感。”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有这种感觉圣人之本。”（《通书》）明清之际王夫之把诚解释为“实有”、，所以说我们之间的战争是多么地可悲，不能再让它重演了。我现在认为美国人有时会错误地将朋友视为敌人。从根本上讲，除了二战的悲剧之外，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坚定不移的朋友。我们加入了强大的防卫条约。我们坚定地站在世界上自由国家的一边，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健全的国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对太平洋和亚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而这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直想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亚洲。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共产主义和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危险。当时美国根本就没有被认为可能成为敌人。基辛格先生，我希望日本人和美国人共同努力，避免重犯过去使我们成为敌人的同样错误。”谈到历史时我提到美国的法律禁止日本对美国的移民，美国对日本货征收高额税金，为了将日本赶出中国大陆，切断日本的石油生命线。如果我们双方没有犯这些错误，也许共产主义今天在亚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基辛格对我们的谈话印象深刻。从那以后，他频繁访日，我又见过他多次，所以有机会以非官方的方式安排他与日本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会面。基辛格对日本的未来很感兴趣，去年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自助餐聚会，邀请了部分日本商界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到日本未来的领导人现在想些什么。

　　作为日本的一个有关的公民和美国人的朋友，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表明这样一个想法，即这种双边关系太珍贵了，不能允许任何一方对它加以破坏。我还认识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人，可以举几个例子理性主义即“唯理论”。，赛鲁斯．万斯，当时他是国务卿，哈罗德．布朗，当时的国防部长，乔治．舒尔茨，在他担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之前他是我在摩根国际委员会中的同事，我要对他们和对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很多我认识的美国商界人士表明同样的想法，对于我们两国而言，这个赌注太大，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大洋两岸的政治家们都要参加竞选，他们无法忽视他们的选民。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一，有时却又是一个弱点，我们必须容忍它，努力地去理解它。

　　一些行业中的的选民们将会抱怨，他们受到了进口货的伤害，并要求保护，但是一旦加以保护，就很难再撤消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出口到美国将近44％的货物要受到某些限制，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通过定额和关税。我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日本正在解决自己推行的保护主义引起的贸易问题，开放经济的各个方面，但农业方面的某些部分例外，这些部分往往是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要设置贸易壁垒的。日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市场的自由化不仅仅是必要的篇。分上下两册。1986年出版。所收著作选自《毛泽东选，而且对日本自己也有好处。我们的保守主义以及唯恐受到伤害的过分谨慎和挑剔使得我们不能奋勇向前，也不能去做很多要求做的事，特别是在资本自由化这个方面。

　　但是步伐还是逐渐加快，现在美国和欧洲证券所的交易人也出现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大厅里，外国银行在信托银行业中赚了钱，慢慢地进入了日本财经活动的主流中。日元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甚至当自由化的某些方面使我们大多数保守的大臣和银行家们感到着急时，就会产生进步的东西。当然，我们日本人对于美国八十年代初期经历的那种大开放和具有先锋精神的破除常规并无好感，当时银行、储蓄和贷款协会搞起了毫无节制的大势宣传，后来很多又都垮掉了，政府不得不动用公众的钱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我们对美国的过分延期信贷和巨额赤字也深感忧虑。

　　一个非常聪明的日本人曾经说过，如果一只猴子从树上掉下来，它可能摔得鼻青脸肿或者十分狼狈，但是它可以站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仍然不失为一只猴子。但是如果一个权力极大的政治家在竞选中失败，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别人一样了。

　　任何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都会自动地变得更加关注国内的情况，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忠实于他的选民，否则就会丢掉饭碗。所以说从政治的树上摔下来是一场灾难。美国和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上要为他们自己的公民（我不想说他们自己的钞票）着急，这一点都不奇怪。战后我们的经济和工业体系比我们预料的成熟得更快，我设想刘邵三国魏哲学家。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对于日本方面而言，尽可能地保护其成长的工业是正常的举措，但是日本正在从保护主义的模式中走出来。

　　八十年代中期，正当新保护主义的话题回响在欧洲和美国时，日本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日本原来的政策经常受到这种谴责。六十年代的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了2．5倍，但是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到四倍。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种步伐已经平衡，现在日本已经达到了目的，尽管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增长速度减慢了，但仍然令人满意。我们的生产力仍然非常强盛，比大部分其它国家增长得更快。虽然我们慢慢地、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服务业经济中，我们的出口量还是与以前一样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至15％。

　　正如我说过的，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所采取的步骤绝非易事。在我们的议会制度中日本的首相看起来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执政的自民党（LDP）的总裁，自民党从1955年以来一直执掌政权，给我们带来了政治上的稳定。首相在国际会议中发表声明，像任何一位好的领导人那样，他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的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例如中曾根康弘首相，他与罗纳德．里根和很多其他人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但要真正兑现诺言却比看上去的要难得多。

　　在中曾根向里根总统承诺加快日本市场对外国货的开放之后，他确实使日本和美国的怀疑者大吃一惊，他在清除官僚和政府其它部门的行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提出了开放市场的进程表，包括降低关税徽桐城人，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撰《九经通论》，积十，结束非关税壁垒，对外国卖主开放国有企业。因为维持日本国家机器运转的正是这些官僚，而不是政治领导人，所以这些举措看起来更加辉煌。交付日本议会的大部分立法都是由这些官僚提出来的，而不是来自自民党的政治领导人。政治领导人总是忙于权力之争，所以无暇卷入更加复杂的日常问题，这些问题只好留给能干的官僚去应付。

　　我们很幸运有这样能干的、懂专业的官僚，他们代表着大学教育的精华。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些专业人士都是高级技术贵族，所以他们对自己部门以外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精通了，另外，因为这种体系是从内部提拔，所以在上层中决不会有新鲜血液带来的新思维。

　　例如税务人员，他们能够保证税务体系正常工作，善于制定规章条例，但是他们不懂生意经，不知道普通人怎样赚钱过日子，除了相对部门的其他官僚之外，也没有什么人从上面来管制他们，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体系，它对一些人过分征税，对另一些人又征税不足。由于金钱的问题对于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所以在日本进行税制改革与在其它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都是同样地或者更加困难。

　　1964年当我回国处理先父的固定资产时，我才在这方面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税金评估员来对每一件东西估价，包括古董和艺术品。从他的评估中我知道了，如果你有一座优雅的日本式花园，里面种了很好的树木或者有形状别致、配置成趣的岩石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而是，那么这些东西都要算作高价的艺术品。我甚至要为地上的石头缴纳继承税，真是令人难以想像！难怪日本人常说，纵有家产千万贯，纳税三世一场空。

　　大多数的日本首相知道到他们的弱点，就像公司的总裁不能控制各个部门一样，他们要想进行任何大的变动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外国人无法了解，在日本的官僚体系中要完成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变得多么复杂。大臣由首相任命，一般都是出于为了使党内某一个派别满意的政治原因，他们是匆匆过客，而与之共事的官僚却终生奉献于维持体系的现状。所以对于来自上峰的命令通常要反复思考、仔细分析，甚至争吵不休，直至任命了新的大臣。直到商界人士对政府的官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时才迎来了日本市场的开放，因为我们必须与世界上的公众意愿这个现实相接触，而且我们每天还要与国际商界人士以及我们的顾客打交道。大部分的官僚与我们的现实并没有什么接触。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小的、但很重要的进展，但是由于拖的时间太长，很多美国人产生了进展越来越慢的感觉。

　　战后时期最活跃的首相中曾根1985年曾经说过，日本的官僚得到了很好的庇护，他们从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上层传统又学得太好了。中曾根说，自从他担任首相之后，他命令很多次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译者）一级的重要官僚到国外去考察，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出国。他把很多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直接谈到他对他们的期望，这对于日本首相是很大胆的举动，因为首相往往只是希望代表、而不是真地领导政府。他鼓励大臣们提拔有国际思想的人担任更具影响的工作。在一次演讲中，他笑着承认说：“我已经试过好几个次官了。”就在那次演讲中他谈到了日本的官僚是具有何等才干的一类人。

　　1986年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私下对里根总统许愿，一定要尽其所能实施由一流委员会设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对日本的经济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