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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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除掉张作霖，拥立吴俊升”的计划。河本对此十分赞同，后来当他策划皇姑屯事件时，便通过伊藤等人找来了“便衣队”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65，第64页。。另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当河本加紧策划阴谋时，“北陵地方的地主原某（抢占中国农民土地非法经营者）和伊达顺之助（大陆浪人）等人，早已酝酿这一计划，并已做好充分准备”《城野宏笔供》；195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
以上说明，皇姑屯事件绝非一时的、个别的行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关东军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河本则是急先锋中的马前卒。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上），原书房，1981，第547页。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这完全是一条帝国主义的侵略逻辑：“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
综上所述，我们对皇姑屯事件应有以下一些历史认识。
第一，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侵略事实不容否定，侵略罪行罄竹难书。当今在日本仍有一小撮极右势力，歪曲历史事实，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诸如“南京大屠杀虚构说”、“七·七事变”是“中国的阴谋”等等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对此我们必须给予严厉驳斥。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来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他们一方面采取经济渗透、外交逼迫的软方式，另一方面施以阴谋暗杀、武力干涉的硬方式，两者互为呼应，不可分开。
第三，当时日本正处在法西斯化的胎动期，尤其是在军事部门和军队中出现的所谓“昭和新军阀”是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第四，帝国主义者的信条是：能为我所用者，刮尽其肉；不能为我所用者，卸磨杀驴。皇姑屯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第五，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一次重要尝试。从事件本身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疯狂；另一方面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抗日情绪，张学良毅然“易帜”就是最有力的回击。在这个意义上说，皇姑屯事件的阴谋是失败的。但它却又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教训。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动员，阴谋策划得更加周密，终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达到了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正如侵略者坦白的那样，如果那时（皇姑屯事件）策划周密，获得成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或许在那时就已经爆发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理性》1956年12月号。。这告诫人们，对帝国主义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
第一节东 北 易 帜——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
一皇姑屯事件后的东北局势
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东北政局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东北的动乱，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日本法西斯在省城奉天制造了多起爆炸案参见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第238～251页。。关东军主力陈兵奉天，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第276页。；给东北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进占京津地区，大兵压境，仍有向东北进攻的趋势。加上滦东地区的直鲁联军欲图不轨，战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东北当局审时度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经过短短两周时间，张学良运筹帷幄，于6月17日秘密返奉前后，将各方面事件相宜处置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耗，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张学良成为东北政局新的掌舵人，使东北的政治从休克状态中得以复苏，使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挑起事端的阴谋归于失败。按照河本的逻辑和设想：第一，奉系军阀“只是由头目、喽关系所结合的私党”，“只要把这个头目（张作霖）干掉，他们便会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日〕《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第二，正所谓“树倒猢狲散”，造成“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藏。；从而引起“满洲”大乱；第三，奉张没落，“满洲”大乱之时，“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藏。；即乘机树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权，使其完全听命于日本；第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日本法西斯所期待的结果。这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当局的冷静处理，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法西斯势力羽翼尚未丰满，各方面的准备和协作尚不充分。但是，日本干涉中国内政，企图肢解东北的行动并没有停止。
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面临着一大难题，两种抉择，三种关系。即面临着东北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是选择有条件的南北妥协与南京政府合作，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还是选择屈服于日本，走“保境安民”的傀儡式割据之路？这就关系到如何处理原奉系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这是东北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历史将张学良推到了紧要关头。
当时，张学良面临的形势是，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北伐军攻占京、津后，北洋政府已经垮台，北伐革命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力图乘胜前进，使东北地方政权“归顺”，谋求全国统一。至于如何统一，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武力统一，即以战争形式决出雌雄，实现统一。但这种方式有两大问题，其一，奉军实力并无大损，且占据东北地利之优；其二，日本向以东北为“特殊权益”之地，此前已有山东出兵干涉，对于东北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毋宁说日本正期待着战乱，以便借题发挥。因此，这种方式断不可取。第二是和平统一。即利用皇姑屯事件，因势利导张学良，通过和谈，使其服膺南京政府，这是既可避免生灵涂炭，又能达到国家民族统一的最佳选择。而且在奉军退出关外之前，张学良也表示过息兵谋和的意愿，因此，南京方面决定采取和平统一方式，积极争取张学良。
在奉系内部历来就有元老派（旧派），青壮派（新派），以及陆大派和士官派之分，政见不一。元老派主张息兵议和，保境安民。这种主张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就实行过，不过那是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才得以实行的。此时元老派中对日本好感者为数不多；他们主张独立自主的保境安民，即确保在占有东北地盘基础上的独立政治、经济权益。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两派之间在息兵议和的观点上是相同的，但目的性有所不同。早在济南事件后，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息兵议和”佳电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第1～57页。；目的是想借日本干涉的军事威力保住北京政权。而张学良在其后发出的若干通电中，表示“息争救国、南北一家”，其目的是要达成国家民族的统一，共同抵御外侮。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硬干涉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期待的东北混乱的局面没有出现，使其动用武力的阴谋落空，但对谁人主政东北十分关注。早在日本法西斯策划皇姑屯事件时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议论，或有提出“以吴俊升取代张作霖”计划者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80；第64页。；或有“视张学良为亲日派化身”者《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函》，《民国档案》1998；第3期。；还有的将张景惠、杨宇霆等人都被列入日本“意中人”名单，他们期待一旦东北有变，就推出这些“意中人”，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在张作霖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对将来谁人主政东北的可能性做了推测。田中曾推断：“万一张作霖不能复起，东三省之将来恐怕多事多难，张学良年轻不负众望，又因吴俊升已死，无股肱相助，权且只能与杨宇霆协调善处。”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他认为，东北未来之政权将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由实权派杨宇霆辅佐之。当张学良执政形势明朗后，这种认识基本成为日本对奉策略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排杨拥张派”和“排张拥杨派”，但将张、杨作为日本“意中人”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围绕张、杨，日本对东北当局展开了“争取”工作。
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页。张学良对这种“进言”未予理会，于7月1日发表“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第102页。；并密派代表团赴平与南京政府谈判易帜事宜，不日旋即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易帜气氛十分浓烈。这种形势使田中政府极为恐慌。7月5日田中电训林总领事：“东三省此际对南方派采取迎合态度，于种种关系上乃失策之举，应告诫其采取维持现状，保境安民，观望时局之策，此乃东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我方之立场。”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田中的意图是，对张先施以安抚、怀柔之策，使其感到依靠日本之益处，放弃与南方之接触，推行老派主张的保境安民路线，为日本控制东北政权做准备。张学良接到林转达的田中的“劝告”，对日本之伎俩十分清楚。但鉴于南北妥协正在谈判之中，还不到与日本针锋相对的时候。因此，张学良表示“与田中首相有相同的见解”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至7月中旬，国奉妥协谈判达成协议：东北当局答应改旗易帜，服从中央。南京方面承诺暂缓东北党部之工作，东北地方政权之人选概由张学良提名，呈送国府任命。于是，张学良决定命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热河易帜，以此作为对国民党方面表示的具体行动，并试探日本对易帜的进一步反应。如形势允许，则于7月下旬再实行东三省易帜。
7月16日，林久治郎往访张学良，张学良沉稳地告诉林：关于东北新政府的方针政策，“南京政府不断劝告实行统一合作，（东北）政府内部也大体倾向于此”。并征求林之“高见”。林十分露骨地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进而强调“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页。这次会谈张学良向日本放出了“试探气球”，而林的回答也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林显然是虚张声势，对张学良易帜加以阻止，但觉得力度不够。回去后一面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商讨“以武力加以阻止”，一面电请日本国内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7月18日，林收到日本政府训电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其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提出软硬兼施的两种方法。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二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翌日，林访张学良，转达了田中的上述意见，并递交了政府的照会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 第220～221页。。张学良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仍不卑不亢地表示对日本的意见可以继续加以考虑。
紧接着，7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又出马“劝告”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第95～98页。。村冈先是假惺惺地对张作霖逝世表示哀悼，然后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表示对张学良“今后将给予充分的帮助”，接着又煞有介事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暗示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对立中，关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