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进行总决战，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可见，石原构想与《田中奏折》一脉相承，因此得到了关东军和军部中央的赞同，成为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导思想，石原构想是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大杂烩参见张劲松《石原莞尔军事思想初探》，《军事历史》1994年第3期。；是军部法西斯侵略理论的突出代表。
二“石原构想”的落实
石原莞尔为实现其“构想”，他刚一到任就同河本大作共同拟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讨论。这个计划有三个方案。①在奉天集中兵力；②不可能时，在浑河以北地区集中兵力；③不得已时，在浑河以南地区集中兵力。经幕僚会议讨论，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奉天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岛田俊彦：《关东军》第81页。“万一发生事端时”，将“闪电般地消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 《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363页。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城；其实它的计划在三年前就已经制定了。
1929年4月，当河本调离关东军时，他同石原商量，把板垣征四郎调来关东军接替他。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于日本岩手县。少年就读于陆军幼年学校，1904年10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随即参加日俄战争。1913年入陆军大学（第28期），毕业后长期从事侵华活动，是军部中“中国通”之一。1929年5月由第33联队长（时驻沈阳）转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于是板垣和石原这两个老相识联手合作，成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侵略分子狼狈为奸，形成了所谓“实行的板垣和智谋的石原二人的合作”。岛田俊彦：《关东军》第75页。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了解内情的花谷正认为：“如果说满洲事变是由于板垣的实力与石原的周密结合而成，那也是不过分的。”《文献昭和史》（2），第74页。
1929年5月，在板垣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东军情报会议。会上石原对目前形势进行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根本解决满蒙问题，除非加以占领，使之成为日本领土，别无他途。”《满洲事变内幕史》，第72～73页。为了进行武装侵略东北的准备，会议决定以“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为名，进行北满参谋旅行。此行从7月3日开始，到7月14日结束。石原在这次旅行中因扮演主要的角色而大显身手。从长春到满洲里，一路上讲解了《战争史大观》，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和《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这些方案和计划使“石原构想”开始具体化。
石原在《方案》中明确提出：“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而“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由日本领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6页。所谓“领有”实际就是吞并。《计划》则具体规定，首先对中国军队要“巧妙地解除武装”，即以武力推翻东北政权，由关东军占领。并且对占领后的统治方针、行政制度等也都做了详细规定。《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7～88页。石原等人认为，占领东北并非难事，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统治？为此，石原责成佐久间亮三专门对占领东北后的统治问题进行研究。一年后，佐久间亮三完成了《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下称《研究》）的草案。这一《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对占领地实行军政统治，并对实施军政的要领，以及相关的交通、产业、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参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1～95页。这个《研究》不仅得到关东军首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军部中央的批准。《目击者谈昭和史》第3卷，第64页。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说，这一研究“在处理事变后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做出了巨大的基础性贡献”《秘录板垣征四郎》第47页。。如果说河本把石原和板垣弄到关东军来，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组织准备的话，那么这次北满参谋旅行则可以说是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的开始。
1931年4月，为了适应阴谋策划的需要，新设了关东军调查班。为了贯彻“石原构想”，重新印发了石原的《现在与将来的日本国防》和《战争史大观》，作为调查班成员的学习材料。关东军调查班幕僚在学习了上述两个文件之后，作为总结，石原做了题为《欧洲战史讲话的结论》的讲演，同时散发了一个附录：《对美战争计划大纲》，又名《为解决满蒙问题之战争计划的大纲》。“石原构想”在这两篇材料中又有了进一步展开。石原指出：“现今我国国策在于迅速获得东洋文明的冠军”。为此，对外第一目标：“在于解决紧迫的满蒙问题”，而“满蒙问题只有靠使之成为我国领土才能解决”《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6～99页。。5月，石原又写了《满蒙问题之我见》一文，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强调了“满蒙的价值”，认为“满蒙实为发展我国国运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6～99页。
通过上述一系列文章、文件的发表、制订和宣传贯彻；表明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东北的理论准备和策略方案基本完成。在军事准备方面；继1929年7月北满参谋旅行之后；1929年9月组织了一次辽西方面的参谋旅行；实际是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的课题是“新民的渡河攻击”、“向锦州追击”。1930年春季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实地研究；夏季进行了“夜袭弓长岭”的实地研究；秋季又进行了“东部国境方面现地战术”的研究。1931年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对我国东北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从军事部署、兵要地志、铁路交通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到1931年7、8月间；关东军策划武装侵略东北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第三节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法西斯狂热
一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日本的冲击
1929年10月，以美国纽约股市暴跌为开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从而打破了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32年与1929年相比，平均下降44％，几乎倒退了20年。危机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各国失业总人数达4500万。国际贸易缩减了1/3，国际货币体系严重混乱，许多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通货膨胀，建立关税壁垒，进而造成了危机的深刻化和持久化。
这次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尤为严重。自20年代以来，日本在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打击下，陷入了长期慢性萧条之中。在1921～1929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3％，在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仅高于英国的17％。樊亢、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97；435页。而且在1927年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摆脱的情况下，又陷入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之中。这样就使本来相对脆弱的日本资本主义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危机首先袭击了日本的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价格锐跌。在商品市场上，1931年与1929年的物价相比，两年间下跌了30％；在股票市场上，由于受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人们对企业的投资失去信心，致使股价暴跌，甚至一些主力股跌到了最低点。从证券市场一般指数看，以1914年第1季度为100，到发生危机的1930年第3季度，已经降到了69。在整个危机期间，股票价格持续低迷。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日本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危机发生后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从进出口贸易额看，1930年与上一年度相比，出口减少315％，进口减少302％，入超达7600万日元。进入1931年；对外贸易进一步恶化，与1929年相比，出口减少46％，进口减少40％。入超达8800万日元。主要输出品生丝价格暴跌，从1929年平均每捆平均1350日元，跌到1930年9月每捆约500日元，而且丝价低落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35年仍未恢复。
出口锐减，贸易不振，加剧了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31年与此1929年相比，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了329％。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开工率仅为50％，许多中小企业因竞争力较弱陷入困境，纷纷倒闭。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现象。据日本官方统计，1930年末失业人数为362万人，比1929年增加148％，1931年末为47万人，比1929年增加493％。而据一些学者推测，1931年失业人数达170万人，平均每6个职工中，就有1个失业者金原左门等：《昭和史》有斐阁；1987；第20～21页。。
危机对农业的打击尤其严重。作为农业生产两大支柱的蚕茧和大米的价格，1931年比1929年都下跌了一半左右。虽然1930年稻米获得大丰收，但因米价暴跌，农民无法收回生产投资，从而出现了“丰收饥馑”的怪现象。农民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在危机的3年中，农家负债总额由40亿日元升到60亿日元守屋典郎：《经济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第264页。。农民被迫外出逃荒，卖儿卖女，甚至全家自杀。
在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工人和农民为争取生存权而展开斗争。1929年和1930年，东京电车和汽车工人两次举行罢工，震动了整个日本。1930年被称为纺织业之王的钟渊纺织公司数万女工举行大罢工，持续两个多月。劳资纠纷频繁发生，从1929年的1408件增加到1931年的2415件。农民要求减免地租，确立耕作权的斗争也不断高涨，租佃纠纷从1929年的2434件增加到1931年的3419件。此外，市民斗争和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连小资产阶级也发出了不满的呼声。日本社会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
在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转嫁经济危机的恶果，使那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高涨。在朝鲜，1929年11月发生了朝鲜学生反日罢课和游行示威，1930年扩大到全朝鲜的学校数万人的反日斗争。同年在汉城、平壤、釜山等地还爆发了工人罢工，发生了流血冲突。在中国台湾，1930年10月高山族人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压迫，举行了大起义（史称“雾社起义”），日本统治者出动大批军警，动用飞机、毒气等残酷镇压了起义，杀害起义者千余人。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中国人民反日斗争蓬勃高涨。突出表现在以铁路为中心的回收利权运动。1928年秋，东北人民组织起“路权保持会”（或称路权自主会），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铁路权益。后来又成立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反日团体，反对和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顺应民心，借助民力，对日本进行了坚决抵抗，使日本攫取“满蒙新五路”的企图破灭。并制订了“东北铁路网三大干线计划”，使之与满铁相抗衡。张学良还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与欧美的经济往来。这些举措对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这种所谓“殖民地危机”使得日本军部法西斯加快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二日本法西斯的狂热
3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国内外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更加猖狂起来，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僚到政党，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
首先，军部法西斯发展迅速，从“二叶会”到“樱会”，已经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军队基层的军事法西斯势力。他们提出了建立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的口号，推动日本朝着法西斯化方向进展。一方面对外突出强调“满蒙危机”，加快侵略东北的战争准备。一方面对内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1930年1月，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海军强硬派主张必须突破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比例，否则“国防就发生危险”。而浜口内阁压制海军强硬派意见，接受了美国的妥协案。于是军部认为这是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引起了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议。虽然最后日本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但导致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的加快，军部的政治地位突出起来，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在陆相宇垣一成、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等军部首脑的授意下，1931年2月，“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与民间法西斯骨干大川周明，策划于3月在东京制造动乱，然后以保护议会为名。出动军队，迫使内阁辞职，建立以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陆军省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军部法西斯幕僚派认为，应先从对外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再推动国内“改造”更为合适，并已经与关东军的板垣和石原等人达成谅解，于是劝告杉山元等人暂时放弃政变计划。这时宇垣也倾向于首先解决“满蒙问题”，遂使政变流产。史称“三月事件”。这次事变虽未成行，但军部法西斯统一了意见，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解决“满蒙问题”上，从而加速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与此同时，军部法西斯认为，要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必须改变目前“反军空气和裁军论”的高涨情况；寻求促使国民对军部“内外理解”的方案。为此，1930年6月军部制订了《关于昭和五年度普及国防思想计划》，开始了所谓“国防思想普及运动”。《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2页。到1931年春，在“满蒙危机”的喧嚣声中，军部又强调：“陆军应当抓住内外形势进展的时机”，“扩大国防思想的普及，使国民充分理解陆军的立场”。《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5页。于是，在军部策划和指导下，于8月成立了“普及国防思想委员会”，制订了三期计划，以在乡军人会为主体，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大肆煽动“满蒙危机”，激发国民的“对外危机”意识，转移国内矛盾，在国民动员方面为发动侵略做准备参见张劲松《“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军部的“国民动员”》《日本研究》1991年第2期。。
其次，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勾结更为密切。民间法西斯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原动力，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随着军部法西斯成为“国家改造”的主体，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的勾结日益密切起来。在前述的“干犯统帅权”争议下，1930年11月发生了民间法西斯右翼团体“爱国社”（属于玄洋社系统）成员佐乡屋留雄刺杀浜口首相事件。“三月事件”则是“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法西斯勾结的结果。
再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僚和政党的法西斯化倾向日益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外交强硬论”上。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1月的议会讲演中，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说：“我认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在国防上、经济上都是如此。论及满蒙问题，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