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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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在国防上、经济上都是如此。论及满蒙问题，如果只注意到20万日本人，或在那里拥有铁路等等，这很不充分。满蒙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的生命线。”不久，松冈又发表了《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强调必须确保和死守“满蒙生命线”，为此“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个人”。也就是说不惜与世界为敌，也要霸占中国东北。政友会另一个对华强硬分子森恪也乘机鼓噪，他在所著的《危急的满蒙》一文和其他讲演中，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说什么“满蒙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在这里，“日本消耗了20亿国帑，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是日本“施国威于满蒙天地的结果”。强调“如不确保满蒙，日本的生存权就将受到侵犯”山浦贯一：《森恪》第993～996页。
第四节“九·一八”事变——时代抗争的焦点
一战争迫在眉睫
在“满蒙危机”的鼓噪声中，到1931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加紧准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1军部法西斯加紧组织阴谋集团，确定侵略战争计划
1931年4月，参谋本部拟定了一份以解决“满蒙问题”为中心的《形势判断》，提出分三个阶段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一阶段，“建立一个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置于中国中央政府主权之下）”；第二阶段，“使亲日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实现“日本领有满蒙”。参见《现代史资料》［7］第161页。但无论哪个阶段，都要以行使武力为绝对保证条件。在讨论《形势判断》的过程中，军部法西斯还提出在挑起事变之后，进而推动“国内改造”。即政府若不追随军队，军队就发动政变。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63页。
根据《形势判断》所确定的根本原则，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加紧制订具体方案。为此，军部成立了解决“满蒙问题”秘密委员会，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牵头，成员有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即所谓“五课长会议”。后来又增加了今村均、东条英机和矶谷廉介三课长，又称为“八课长会议”。这个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于6月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下称《大纲》）。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满蒙问题”。为确保军事行动成功，《大纲》强调在策略上要“取得国内外的谅解”，并要求关东军“慎重行事”，听从军部指导，统一制订作战计划，规定准备一年后实施。《现代史资料》［7］第164页。这个《大纲》是军部法西斯发动战争的行动纲领。
与此同时，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规定要解决的目标，一是将东北完全“日本领土化”，二是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三是达到“二十一条”的程度，四是至少要达到山本条太郎所提出的铁路和商租权的重大悬案问题的解决。关东军主张一举达到“日本领土化”的目标。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方案”规定，一是直接交涉法，即以强硬外交和武力威胁，迫使张学良政权满足关东军的上述目标；二是利用政情变化法，即利用张学良政权与某方冲突之机，或打倒张学良，或将其变为傀儡，使东北成为保护国；三是制造阴谋，行使武力法，即在东北制造动乱，寻找口实，动用武力，一举占领东北《现代史资料》［11］第287～288页。；关东军倾向于实行第三种方法。
军部中央在决定了《大纲》之后，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日本，向他详细解释了《大纲》的要旨，并命其传达给关东军。关东军在接到《大纲》之后，提出了修正意见：①“要立即动手”，不能再等一年了；②“占领满蒙，立即使之领土化”；③“不能坐等机会，要主动创造契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73～74页。由此可见，关东军的主张，在根本精神上与军部中央完全一致，但在行动策略和方法上比军部中央更为积极。
这时，关东军实际上已经在策划实施第三种方案，具体确定了《柳条湖计划》、《间岛独立计划》、《蒙古独立计划》等，决定首先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沈阳制造事端，然后迅速出动军队，占领预定地区。在制订这些阴谋计划过程中，关东军“吸取张作霖被炸事件的教训，将计划制订得十分周密”（花谷正语）。为落实上述计划，关东军组织了秘密班子，串通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独立守备队的中队长川岛正、小野正雄、第29联队长名仓刊和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等人，分别实施阴谋计划。另外，关东军还与“朝鲜军”进行了联系，要求其在事变发生后给予支援，得到“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慨然应允。并且，关东军秘密联络退役军人甘粕正彦、和田劲等法西斯分子，要其组织“浪人”等配合关东军行动。
与此同时，关东军更加密切与军部中央和政府等的联系以争取其支持。从7月到9月上旬，关东军派板垣、花谷、土肥原等人多次回日本，一面与“樱会”等的法西斯分子密商，计划在武力侵略东北的同时，在日本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部独裁政权。当时在军部法西斯内部，对于如何建立法西斯体制有所分歧。以关东军为主的一派认为，应以发动对外战争推动“国内改造”，即所谓“外地先行论”；以“樱会”为主的一派则主张，“先把日本国内搞好之后再采取对外行动为宜”，即“内地先行论”。三月事件就是这种主张的突出表现。此后在“满蒙危机”的狂热下，“内地先行论”转向了“外地先行论”。另一方面，关东军向军部中央汇报了阴谋计划，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军部首脑和“中坚幕僚”的支持。
8月初，日本陆军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其特点是将本庄繁等“中国通”和法西斯激进分子充实到军部中央和关东军等要害岗位，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关东军的顺畅的指挥体制。接着，8月3日召开了由驻外军（中国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等）司令官和师团长等军队首脑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了根据《形势判断》所确定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政策，陆相南次郎发表了根据《大纲》精神所拟定的“训示”，强调“满蒙之地，在国防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的生存和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全军上下要“恪守职责，不可稍懈”。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5页。实际是对日军进行了战前动员。会下，军部首脑和法西斯骨干分子还在“湖月”和“精养轩”饭店进行了秘密聚会，对军事行动方案进行了磋商。会后，军部有意将南次郎的“训示”在报纸上发表，其用意；一是表明军部对“满蒙问题”的积极态度，给政府施加压力；二是唤起舆论对“满蒙问题”的关心，煽动战争情绪。对此，《东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这是要把满蒙外交纳入一伙军人所设想的轨道。”但是政府却装聋作哑，暗地里表示在必要时“日本可以仗剑而起”。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8～79页。实际上，在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根本点上，政府与军部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担心的是，行使武力恐怕会引起与欧美列强的激烈冲突，反而对日本不利。然而，一旦军部下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政府也就随声附和了。
2加紧军事部署和演练
为保证在发动战争时迅速击溃东北军占领东北，关东军多年来对东北的兵要地志，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1931年7月，又组织了一次“北满参谋旅行”，让新调来的军官了解东北情况。对于沈阳更是关东军攻击的重点目标。为此，关东军参谋长亲自率领石原等人，以访问为由，进入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进行了侦察。关东军为增强进攻能力，还通过军部中央的永田铁山，秘密运来两门24厘米榴弹炮，架设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从1931年初开始，关东军还加强了军事演习，特别是在沈阳地区的演习更为频繁。另外，关东军还和与东北紧邻的朝鲜军秘密勾结，多次把朝鲜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请来，密商在事变发生时请朝鲜军给予支援，神田表示同意。
3加紧与民间侵略势力相勾结
与日本国内法西斯动向相呼应，在东北当地的法西斯分子也大肆兴风作浪。最活跃的是“满洲青年联盟”，他们编写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满蒙三题》等小册子，在中国东北和日本、朝鲜到处散发，鼓吹“满蒙危机”日益深重。并组织“游说团”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有力的“打开满蒙时局的对策”。还有“大雄峰会”等法西斯右翼团体，也大肆煽动战争舆论。
这些右翼组织的成员大多是满铁职员，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东北的侵略机关，“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主要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它是关东军的最得力的帮凶。关东军也知道仅以自身武力难以顺利实现侵占东北的阴谋，因此，与满铁及其内部的法西斯侵略分子加紧勾结。板垣、石原等人多次窜到满铁，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聘请宫崎正义、松木侠等人为关东军的顾问，为侵略东北出谋划策。满铁调查课长佐多弘治郎也被请到关东军做讲演，鼓噪把“满蒙”置于“大日本”之下的必要性。这样，关东军与所谓“在满”右翼势力的结合，大大增强了关东军制造阴谋的后备力量。
4策划阴谋；牵制张学良和东北军
从关东军的兵力看，关东军司令官指挥的部队有1个师团（当时为第2师团，有一部分留守日本）和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相当于半个师团强）总兵力约14万人。而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陆海空军齐备，总兵力约30万人。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对于关东军来说，要动用武力，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军部法西斯策划阴谋，利用中国的军阀混战，牵制张学良，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1930年中国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当时张学良拥兵几十万，雄踞东北，对于战事之进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最后张学良决定援蒋，出兵10万入关，助蒋取得胜利，张学良也乘机控制了华北。但东北军入关使东北防务受到削弱。
为进一步牵制张学良，1931年春，日本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密商派遣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组成天津特务机关，策划在华北制造动乱。土肥原先是策动阎锡山从大连返回太原，让其发动叛乱。但阎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参见《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同时，土肥原又策动石友三反蒋倒张。石于7月发动叛乱。为与石友三作战，张学良又从辽宁、黑龙江急调东北军精锐入关。虽然讨石战争很快结束，部分部队返回原驻地，但仍使东北防务陷入了更加空虚的状态。
5寻找发动战争的口实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事例。万宝山是长春县的一个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均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当地农民遭受巨大损失。就是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肆意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了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10页。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大肆鼓噪日本人和朝鲜人在中国东北的生存权已被中国政府蹂躏。日本国内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1卷，第414页。一些狂热的法西斯青年军官还在靖国神社前，“喝血”以示侵略决心。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权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如此等等，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日本列岛。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本庄繁日记》第348页。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还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在这一过程中，本庄多次训示，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4，第4～8页。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到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
二“九·一八”事变爆发
关东军原订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已经按各自分工做好了准备。参见《满洲事变内幕史》第72～73页。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桥本大佐手记》，见中野雅夫《满洲事变と十月事件》第255～256页。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参见《日本天皇的阴谋》中文本，（上），第558～561页。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桥本大佐手记》第122～124页。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