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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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桥本大佐手记》第122～124页。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板垣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板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如此变故，并不是因为板垣、石原等人因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了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于是，阴谋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柳条湖事件开始，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迅速踏遍了白山黑水，至1933年攻占热河，东北四省区全部沦陷，史称“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但他并没有去对关东军首脑进行“劝说”，而是在一个叫做“菊文”的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之后，躺在了艺妓的怀里。就在此时，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经全副武装出发了。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很长时间曾讹传为“柳条沟”）参见《“九·一八”事变史》第135页。。川岛中队到达这里之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随着一声爆炸，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飞落到铁路两旁。其炸坏的状况，据后来满铁调查，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以铁轨接头处为中心，向长春方向切断10厘米，向大连方向切断70厘米，在铁轨连接处两根枕木延伸在铁轨以外的部分，几乎全部被炸碎飞散。其他无异常。《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第107页。关东军只进行了小规模破坏，是有其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不使旅客滞留现场，防止阴谋败露；第二，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可以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也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实施爆破之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并用电话向早已等候在特务机关的板垣进行了报告：北大营以西铁路被中国军队破坏，并向我柳条沟（湖）分遣队攻击前进，目下我巡逻兵正与中国军队交战。儿岛襄：《满洲帝国》第1卷，第212页。板垣接到报告后，遂根据事先的计划，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驻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从北面支援第2大队，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增援之。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演习多年的《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夜23时许，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然而，这时东北当局和东北军却是群龙无首，不知所措。军政长官张学良时在北平，东北军政委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代行。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1931年夏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蒋介石不但不加强东北国防，反而于8月致张学良“铣电”，让张对日本之挑衅不作抵抗，“力避冲突，勿逞一时之愤”《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学良给臧式毅、荣臻发来密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第57页。由此看来，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介石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中文本、第71～73页。。对于张学良的表白，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好，还是张学良自身判断失误也好，当时张学良是推行了不抵抗政策。这在客观上挫伤了东北军爱国官兵抵御外侮的积极性，致使东北军在敌人进攻面前迅即溃败，将东北的大好河山丢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　　　　
　　　　　由于不抵抗主义，东北军的防务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义”基础上，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精锐第7旅，拟定了敌进我退的方案。参见《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第5页。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也造成了防务松懈，官不守职。事变发生当夜，第7旅主官，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和620团团长王铁汉留守营中，当敌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赵镇藩急忙用电话向荣臻请示办法，荣命令：“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后来在敌攻进营垣，大肆杀戮的情况下，赵镇藩下令部队按计划一边掩护一边向东撤退。在突围中，620团王铁汉部进行了英勇抗击，其他各部被敌分割，突围情形极为混乱。至19日晨5时左右，敌完全占领北大营，并将其付之一炬。北大营之战，日军以区区4个中队数百人，进攻东北军近万人劲旅，然而结局却是日军获胜。这在战史上极为罕见。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义造成的。如果我军敢于迎头抗击，完全可以消灭敌人，日本的侵略计划将难以实现。可见不抵抗政策，辱师害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　　　　
　　　　在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从满铁附属地出动，侵入商埠地，向沈阳城发起攻击。由于中国军警接到了不抵抗命令，除个别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对日军的进攻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虽然辽宁省政府几次与日本驻沈总领事馆交涉，要求日军停止进攻，甚至表示要“打开城门，以示没有抵抗之意”，但日领馆却回答：“中国军队破坏满铁铁路，责任在中国”《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中文本，第129页。；并以“军人行动，领事无权过问”相推诿。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46页。结果，日军第29联队几乎未遇抵抗，很快从沈阳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到19日晨6时左右，已占领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军政机关。沈阳城失陷了。接着，由辽阳赶来增援的日军第2师团主力，到达沈阳后，立即投入战斗，很快占领了沈阳航空处及兵工厂。然后又向沈阳（东北军讲武堂所在地）发起进攻，所在教职员和学生也由于接到不抵抗命令，亦随败退下来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时分，日军占领东大营。至此，沈阳内外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日之间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同时对整个世界现代史进程有着重大意义和影响。这个事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重大事件，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各种矛盾斗争的突出表现。第一，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矛盾斗争的激烈表现。它在给中国带来民族生存灾难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使中华民族在与帝国主义的抗争中走向解放和新生。第二，它是日本国内各种矛盾斗争激化的产物。日本法西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加速了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把日本拖入了一场日益孤立的民族毁灭之路，使日本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灾难。第三，它打破了由华盛顿体制确定的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均衡，日本与英美等列强的矛盾日益激化。第四，日本侵占东北，将其作为战略基地，把侵略的矛头也指向了社会主义苏联，反映了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总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也是世界法西斯发动全球性侵略战争的开始，是法西斯主义向所有爱好和平、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挑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和序幕。　　　　
　　　　
第四章关东军侵占东北四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就是要使“满洲日本领土化”，即完全占领东北四省区，将其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在事变初期，关东军兵力有限，以及考虑各种因素，关东军的作战方针是，先占据点（主要城镇）、线（交通线），再全面占领。其作战计划是，第1期攻占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及满铁铁路沿线；第2期攻占吉林、哈尔滨，向东满和北满扩展；第3期攻占黑龙江省，控制东三省大部；第4期攻占辽西，完全占领东三省；第5期攻占热河，将整个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第一节攻占满铁铁路沿线　　　　
　　　　柳条湖事件爆发后，板垣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做了报告，本庄司令官立即召开会议，断然做出了“关东军全线出动，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决定，命令各部队迅速占领满铁铁路沿线各主要城镇，消灭中国军队。所谓“全线出动”意味着把事态扩大下去，“发起攻击”就等于向中国宣战。就是说，关东军从事变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柳条湖事件”就地解决，而是要发动一场全面侵略东北的战争。同时本庄还命令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并向朝鲜军请求支援。关东军本来的任务之一是就是“防卫”南满铁路，在其沿线驻有重兵。当本庄命令下达后，关东军各部队迅速出动，很快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满铁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　　　　
　　　　营口位于辽东湾北岸，是东北南部重要的海上门户之一和京奉铁路营沟支线的南端终点。9月19日晨5时许，驻大石桥的独立守备队第3大队长岩田中佐，根据本庄的命令，率领2个中队乘火车到达营口，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扑中国海防练军营、县政府等军政机关。由于有不抵抗命令，日军“未遇任何抵抗，即将之占领”。一路进犯车站、码头等地，控制了交通枢纽。至上午8时许，日军完全占领营口。其后，日军对营口实行军管，发布布告称：“市政须在日本军政官指导下施行，日本军政官有权取缔集会、报刊、广告等。”《满铁档案·兴业部》（50）。　　　　
　　　　安东（今丹东）是中朝边境重镇和辽宁东部的重要交通枢纽。柳条湖事件当夜，驻安东日本领事即前往县政府，威胁县长王介公等同意日军进入。王等召开会议，以一县无能为力……决定坐待日军入城。《辽宁文史资料》第31辑，第141页。并向日领事声明，已命令中国军警“绝对不准轻举妄动”。日军得知县政府态度后，于19日上午5时许开进市区，解除了中方军警的武装，占领了县政府、县公安局，以及银行、报馆等，安东落入日军魔掌。　　　　
　　　　凤城是安奉铁路线上的军事重镇，当时驻有省防军姜全我部1个团。19日晨2时许，驻连山关的独立守备队第4大队长板津中佐率部向凤城进犯，于7时许进入城内，包围了县政府、公安局等机关，同样由于奉不抵抗命令，均无反抗。姜全我素有亲日倾向，即时俯首听命。中国军警悉数被日军缴械，凤城亦被日军占领。　　　　
　　　　长春，地处东北腹地，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和吉长铁路的交会点，是通往吉林、哈尔滨和洮南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日双方均有重兵驻守。东北军方面，在长春以南的南岭兵营，驻有炮兵第19团穆纯昌部，步兵第25旅任玉山团，两部合计兵力约4700多人，各种炮40余门；在长春以北的宽城子兵营，驻有步兵第23旅傅冠军营；长春市内尚有马锡麟部1个营，东北军驻长春部队总兵力约7000人。关东军方面，在满铁附属地内驻有：以长谷部照吾少将为指挥官的第3旅团司令部，部队有第4联队（2个大队），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1个中队，兵力约1500人。此外在长春以南的公主岭，驻有骑兵第2联队，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2个中队。　　　　
　　　　9月19日凌晨过后，长谷部得到“奉天日中两军冲突”的报告，便按预定计划命第4联队派出一个大队攻击南岭，其余部队准备南下增援沈阳。不久，接到本庄要其攻占长春的命令，遂调整部署：攻击南岭部队任务仍旧，第4联队主力进攻宽城子，驻公主岭骑兵第2联队增援长春。　　　　
　　　　第4联队驻地离宽城子兵营数里之遥，联队长大岛陆太郎率部很快于4时半进抵中国兵营，但被我军哨兵发现，遂变为强攻。首先将营长傅冠军击成重伤，（关于傅被击情形说法不一）随即冲进营内。中国士兵虽然接到了不抵抗命令，但眼见营长被杀，群情激愤，凭借营房、院　　墙进行还击。双方激战至8时半，敌增援部队赶到，从东、北攻入兵营，战斗更为激烈。　这时我军又接到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的“不许抵抗”的命令，使我军官兵战意受挫，但仍有部分官拒绝缴械，且战且退，突出敌人包围。一部被敌缴械，至11时，日军占领宽城子兵营。　　　　
　　　　由黑石少佐率领的第2大队进攻南岭　　，于5时许从西北突然向炮兵团发起攻击，守军猝不及防，有16门大炮被敌破坏，穆、任两团长见状急向熙洽请示，熙洽仍令“急速撤走，不准抵抗”。《吉林文史资料》（11），第57页。然而日军围攻甚急，我军士兵怒不可遏，一部官兵砸开库房，取出弹药，向敌人还击。但因重武器库被敌封锁，我军枪弹不济，又接不抵抗命令，遂且战且退。在撤退中，炮兵第3　营营长张瑞福，急迫之中，不顾不抵抗命令，以山炮射击日军10余发，将敌攻势压住，使得部队安全撤出。　　　　
　　　　黑石大队攻击炮团后，暂退袁家窝棚待援。9时许，从公主岭赶来增援的由小河原指挥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到达袁家窝棚。黑石大队和小河原大队汇合后，于10时从西面和东南向步兵团发起攻击。我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打退敌人数次冲锋，独立守备队第3中队长仓本被打死，整个中队伤亡殆尽。中午时分，　敌在炮火掩护下再次攻击，冲入营内，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随即，敌将预备队投入战斗，战斗达到高潮。只因我军迭次接到不抵抗命令，遂于战斗稍缓情况下，放弃抵抗，撤出战斗。14时许敌骑兵第2联队亦赶来增援，至14时30分许南岭　　兵营失陷。　　　　
　　　　日军在进攻我军兵营的同时，即着手解除长春城内的中国军警武装。当时长春的最高行政首长是市政筹备处处长周斗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