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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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进攻我军兵营的同时，即着手解除长春城内的中国军警武装。当时长春的最高行政首长是市政筹备处处长周斗钦。事变发生后，周已得到熙洽的“不准抵抗”的命令，遂于19日上午派公安局长修长余等，通过日本领事馆，向日军表示中国方面不抵抗之意。日军提出：须解除城内军队武装，治安在日军指挥下由公安局负责。下午，周斗钦等同意了日军要求。日军随即派部队进城，占领了各军政机关，并派宪兵队指挥公安局。城内的马锡麟部1个营放下武器，退出城外。至此，长春被敌占领。
一朝鲜军越境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于19日零时左右下达了“全线出动，攻击中国军”的命令后，又向日本人指挥的朝鲜军发电报请求支援，并向军部中央报告了战况。于是，军部中央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事变。至8时许，军部中央得出结论， 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初步拟定应急动员朝鲜军一部和驻姬路的第10师团，派往中国东北增援关东军。这时却突然接到了朝鲜军的电报，内容是：“我军鉴于奉天方面情况，已派飞行第6联队（2个中队）增援关东军，又正在准备派遣第20师团1 个混成旅团向奉天出动……”《现代史资料》（7）428页。
朝鲜军行动如此迅速，是因为事先关东军早就与其串通好了。其实也是军部中央应付“满洲危急”时的既定计划。但问题是，按惯例出兵须经内阁会议批准，由天皇下达敕命执行。而朝鲜军在未得到敕令的情况下，就擅自决定出兵，一时弄得军部中央好不难堪。但越境行动完全是为了协助关东军扩大侵略的需要，军部中央很快便对这一行动予以“追认”了。
二出兵吉林
关东军很快攻占了满铁沿线，控制了南满，又得到朝鲜军的越境协助，遂决定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即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向东满和北满推进；扩大占领范围。为制造出兵借口，关东军指使特务机关，在吉、哈等地制造了多起日本侨民被袭击事件。然后以侨民会的名义，要求关东军出兵保护。本庄随即于20日命令第2 师团主力向长春集中，准备实施下一步侵略计划。根据建川美次的建议：“鉴于中东路的性质和目前一般形势，虽然不可向长春以北派兵，但对吉林、洮南等地尽快加以打击，应该说是有利的。”《现代史资料》（7）第187页。关东军于9月21 日决定首先出兵吉林。第2师团随即乘装甲列车向吉林进犯。
这时，由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在锦州，吉林军政由军署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是前清“闲散皇族”，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第2 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且素有复辟清朝的野心，因此，事变爆发后，熙洽在召集军政两署的紧急会议上，确定了“绝对不抵抗”的方针。会后熙洽一面通过日本驻吉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日军转达中国方面绝对不抵抗的决定，一面向所属各部队下令：“我军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吉林文史资料》（11），第41页。当时，驻吉林市东北军有：第25旅张作舟部2个团和冯占海指挥的卫队团。20日，熙洽得知关东军主力正向长春集中，推测有可能进犯吉林，急令驻市各部队撤出。冯占海质问熙洽：“为何命令部队撤出省城？ ”熙洽以奉到“避免冲突的电令”为招牌，还大谈了一通“抗战亡国论”《吉林文史资料》（11），第44页。；逼得冯占海只好率部退出省城。
而后，熙洽又与刘知政等人密商投降事宜。21日，多门师团由长春出发不久，熙洽即派军署中将参议安玉珍等人前往土门岭迎接。下午熙洽再次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不顾省府委员诚允等人的反对，强行通过了“不作抵抗，迎接日军入城”的决定。这样，日军于当日傍晚兵不血刃开进省城，随即占领了各军政机关。次日完全占领了吉林市。
接着，多门将熙洽召至下榻旅馆，要求3日内解除吉林省军队武装，撤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重新组织以熙洽为首的吉林省“独立政府”，并与日军合作。对此，熙洽唯诺连声而出。这样，关东军从吉林开始了“跨出满铁线以外”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熙洽等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私利和政治野心，利用手中权力，引狼入室，卖国求荣，助寇为虐，成为千古罪人。汉奸们的投降卖国活动，极大地帮助了日军的侵略，成为东北沦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很好地思考。
三所谓“军事占领范围”
事变爆发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表面上确定了“不扩大方针”，但暗中却在商讨“如何保护在中国各地的日本侨民的安全”《太平洋战争史》（1），第270页。；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侨民危机”，就要出动军队“保护”。实际上是为了使侵略“名正言顺”。关东军出兵吉林就是这种伎俩的开始。而且在军部的威胁下，内阁于22日对朝鲜军越境和出兵吉林的侵略行动也予以承认，这都表明在侵略的根本点上内阁与军部完全一致。
在军部中央和内阁的支持下，关东军更加狂妄起来，继侵占吉林之后，又准备进犯哈尔滨。于是，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和甘粕正彦等人，在哈尔滨制造了爆炸不稳事件，日本驻哈总领事大桥忠一极力配合，要求关东军出兵保护日侨。关东军遂于22日致电军部中央，准备出兵哈尔滨。《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24页。关东军的判断是，目前苏联在外交上采取不干涉政策，固然存在与关东军交战之可能，但日军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作战行动，则苏联将处于被动作战之境地。因此，出兵哈尔滨是可行的。
军部中央接到关东军的报告后，对于出兵哈尔滨自然担心与苏联发生冲突，造成不易收拾的局面。军部中央的意见是，关东军一旦打破“满蒙”现状，就要对满铁线两侧及东满地区实行军事占领，使南满、东满与朝鲜连成一片。对于苏联势力较强的北满和张学良控制的辽西地区暂不占领。据此，军部中央急电关东军，要其“放弃北进之企图”，并于23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关于军事占领范围》的文件，规定了三道军事占领范围。第一道是绝对必要的最小限度，西面以辽河划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面以吉林、海龙为界。第二道是进一步扩张线，西面以洮南、通辽、大虎山划线，东面以敦化、延吉（间岛）和珲春为界。这是军事占领的必要范围。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珲地区。对于这两个地区，“为保护侨民之出兵，须根据当地我外交官宪之请求”，才可采取行动。《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26～127页。这个“军事占领范围”的提出，虽然对关东军一举攻占东三省的急迫企图有所限制，但表明了日本决心完全占领东北。
军部中央决定了“军事占领范围”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颠倒黑白地把事变原因归于“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了我守备队，以致发生冲突”。并假惺惺地宣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竭力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年表与文书》（下），第181～182页。但事实上，这时关东军已经侵占了辽吉两省省会及30余座城镇，控制了12条铁路线。
四轰炸锦州
关东军北攻哈尔滨的企图，由于受到军部中央限制暂时停止。于是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军事行动，以扩大战火。10月8日，关东军突然出动2个飞行中队，6 架侦察机和5架战斗机，轰炸了锦州市内的政府大楼和兵营等重要目标。投下了75枚25 公斤重的炸弹。同时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搭乘一架运输机，随同机群飞抵锦州，观察轰炸效果。关东军的理由是，设在锦州的张学良政权及东北军，“不仅扰乱满蒙治安，也妨碍新政权建立运动”因此，“驱逐锦州军政权是绝对必要的”。《现代史资料》（7）第208页。在此之前，关东军发表一个“公告”，明确宣布“不与旧东三省政权进行外交交涉”。并正在各地建立地方伪政权，轰炸锦州就是贯彻这种侵略构想的具体行动。
的确，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于9 月下旬在锦州重新设立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一面通过南京政府，依赖国联迫使关东军撤兵；另一方面也预感到外交前途渺茫，调集东北军加强辽西防御，并派出部队进行反击战。这些当然是关东军所不能容许的。关东军认为，要树立伪政权，就必须铲除张学良政权，这是刻不容缓的第一急务。所以必须给锦州以重大打击，但关东军地面部队有限，难以迅速实施打击。因此决定实施空中打击。
除这一主要原因外，轰炸锦州还有其他用意。一是给呈现“后期癌症”的币原外交动一次“大手术”，迫使内阁完全按军部意志行事，全力支持关东军的侵略。二是向中国政府显示，如果中国不痛快地让出东北，日军就有可能对其他城市，甚至首都南京实施空中打击。三是向欧美列强警告，日本将不惜一切代价独占“满蒙”利益。
果然，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将此事提交国联。这时欧美各国才断定日军的行动属于侵略，向日本提出警告。国联在10月的全会上邀请美国列席，共同解决“中日冲突”，英、法等国提交了一个旨在促使日本撤兵的议案。这时日本撕掉遮掩的面纱，以1票对13票，公开拒绝接受国联的决议案。10月26日，日本又发表了第2次《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 声称“为确保在满洲帝国臣民的安全”，不能“把军队全部撤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内”。这表明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国联的决议又一次成了一纸空文。在此期间，军部法西斯还在日本国内策划了“十月事件”，企图建立军部独裁政权。虽未成行。但对统治上层法西斯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促使内阁更加追随军部了。
五进犯江垣
关东军进行轰炸锦州的试探后，对辽西采取一种“威慑阵势”，而把进攻矛头指向了黑龙江。这次关东军为避免直接刺激苏联，采取了迂回和由汉奸打头阵的策略。即指使洮辽镇守使张海鹏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张海鹏，辽宁黑山县人，土匪出身，与张作霖是结拜兄弟，为东北元老派之一，任洮辽镇守使，坐镇蒙边达10多年。皇姑屯事件后，自忖资格最老，企图坐上江省第一把交椅未果，愤愤不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派遣满铁洮南公所长河野正直和今田新太郎等，策动其投降日本，许诺拥张为黑省主席，接济军械、钱款。张海鹏利欲熏心，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于10月1日宣布脱离原东北军政当局“独立”，自任“东北边境保安司令”，借助关东军援助的枪械、钱款，大肆扩充军队，将所部由原来的4个骑兵团，扩编为8个支队，准备进犯黑龙江省。
这时，东北边防军驻黑省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省政由其子万国宾代理。但万国宾难负其责，幸有军署参谋长谢珂积极主持，一面电请张学良派大员来省主事，一面调动部队，加强防务。张学良接黑省告急，欲以蒙疆督办职位稳住张海鹏，未能奏效。遂于10月11日任命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主持黑省军政大计。
张海鹏闻讯，气急败坏，欲乘马占山尚未到任之际，图谋省垣。10月15日，张指派徐景隆率3个团伪军由洮南向齐齐哈尔进犯。同时，关东军派出第29联队一部协同前进。16日晨，敌军进抵江桥，向黑省守军发起进攻，守军英勇反击，将伪军击溃，徐景隆触雷毙命。关东军利用伪军北犯的阴谋遭到失败。守军为阻止敌军再犯，将嫩江铁路桥破坏数孔。于是，关东军便借口洮昴路是日本借款铁路，中国军队毁桥，严重损害了日本权益。便从幕后跳到前台，声称要以武力保护修桥。实际是发表了进攻黑省的声明。为进犯江垣，关东军一面调兵遣将，下令组成嫩江支队，准备武力进攻； 一面于10月19日新设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任命林义秀为机关长，担任刺探黑省军情，诱降马占山的任务。
同月19日，马占山抵达省垣，次日通电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任”。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上），第123页。随即组成黑龙江军临时指挥部，积极部署防务，准备抗击敌人。
10月26日，林义秀到达齐市，即于次日向马占山提出一份“要求书”，限期中方于一周内至11月3日将桥修好，否则日方就以“武力保护”抢修。林义秀明知一周内桥梁根本无法修复，实属故意刁难。其真实意图正如其给关东军的报告中所言：“我军在援助保护修理的名义下出兵齐齐哈尔，实乃机不可失。”《现代史资料》（11），第360页。同时，军部与外务省相勾结，由驻齐日领提出了内容相同的“通告”。《现代史资料》（11），第361页。上述“要求书”和“通告”实际是日军进攻黑龙江省的宣战书。面对日方的挑衅，马占山一面严词加以拒绝，一面加强防务，在江桥至昂昂溪间设立了三道防线。
11月3日，敌嫩江支队到达江桥，占领南岸阵地。是日夜至5日，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多次发起攻击，黑省军队奋起抗击，英勇杀敌，将敌击退。5 日黑省军一部对敌右侧实施突袭，于敌重创，日军支队长忧惧至极，欲剖腹自杀，被部下急救而止。《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1册，第506页。
日军原来十分轻视黑省军队，估计不会遇到抵抗，就可长驱直入。猝然遭此重创，十分震惊，遂决定增派步兵、炮兵5个大队，由第3旅团长长谷部率领火速增援。5日晚以后，敌增援部队陆续赶到。6日拂晓，敌军在飞机、大炮、战车的掩护下，向守军发起猛攻，守军各部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其激烈程度为事变以来所未见。后守军伤亡较大，于下午撤出大兴阵地，转入第二道防线。
日军在江桥受到重创，占领大兴后，未敢轻举冒进。同时，军部也担心由此引起日苏冲突，遂暂停了积极的武力作战方针，转而通过政治诱降手段，迫使马占山屈服。11月8～12日，林义秀奉关东军命令，几次与马占山交涉，提出“马占山下野，黑省政权和平移交张海鹏，黑省军队撤出省城，日军进占龙江车站”等无理要求。马占山即电北平请示张学良，得复电“饬死守，勿退却”。 孙邦主编《“九·一八”事变资料汇编》，第432页。据此，马答复日方：“本主席下野亦可，唯须中央派人接替……如张海鹏者决不能交与政权；关于撤兵，在我领土以内自有主权，非任何外人可以干预；齐克路（指龙江站）中国建筑，不能让与，尤在法律上、事实上，亦非日军所应要求占有者。”《档案选编》（1），第230页。马占山据理驳斥了日方。
日军见外交压服未能奏效，便决定再次使用武力。11月13日，军部中央给关东军发来训令：“马占山军必须撤至齐齐哈尔以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