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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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通信（警备电话）；线路分为干线和支线。干线为中央机关与省、省与县和县与县之间互相联系的线路；支线为县与警察署与分驻所之间互相联系的线路。
三年计划期间，先后由民政部警务司拨款总额为1663397元，新建线路10121公里。
无线通信；1935年以前，伪满共有无线电台68台，报务员75名。1936～1939年新增电台114台，报务员184名。电台多数为固定电台，也在讨伐部队中配备有少数随身携带的移动电台。固定电台，除配备在伪中央机关、省政府、县政府外，有些国境警察队、海边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和一些“治安肃正”办事处、警察署，也逐步配备了无线电台。
信鸽；1935年开始使用，当年从日本购进信鸽300只。1936年增加1440只，1937年增加960只，1938年增加1200只。主要配备国境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和警防所。
第五；收缴民间枪支。这一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枪支、弹药流入抗日武装手中，同时还可以用来武装日伪的群众性武装团体。例如1937年拨给三江省1万支洋炮。用来装备集团部落的自卫团。后来又拨给日本开拓团步枪2万支。短枪发给伪警察和部分伪军，总数不下3万支。
收缴民间枪支，从1933年即已开始，到1935年末已收缴98万支。1936～1938年又收缴了79万支。到1940年共收缴205万支，包括各种枪支。以1938年为例，在收缴的22万多枪支中，步枪16386支，短枪6583支，自动短枪53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5挺，猎枪96支，洋炮198089支。
第六；铁路、公路两侧禁止种植高棵作物。日伪为了防止抗日武装利用铁路两侧高粮、包米等高棵作物，袭击火车，1933年开始禁止在铁路两侧各500米之内种植高棵作物。后来又鉴于抗日武装经常在公路上袭击日伪汽车，1935年又规定在“国道”和警备公路两侧各200米内禁止种植高棵作物。由于农民的强烈反对，不得已于1937年将公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200米减到100～50米；1938年将铁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500米减到400～200米。
治本工作的其他有关措施如保甲制度，自卫团等，在集团部落中都有所涉及，不再详述。
所谓宣抚工作，就是由宣抚小委员会；通过广播、电影、讲演等手段，进行“建国精神”、“王道乐土”、“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以及“通匪”、“纵匪”、“窝匪”、“济匪”、“反满抗日者要受到严厉制裁”等反动宣传和恐吓活动，并通过医疗、救助等手段，施以小惠，恩威并用，妄图笼络民心，控制群众，从思想上切断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治本工作”。但日伪一般不把它包括在“治本工作”之内、而是单列一项。
所谓思想工作，主要是镇压共产党和一切反满抗日的“不法思想团体”及个人。这项工作在关东宪兵队的统一指挥下，由日伪宪兵和警察进行侦察、逮捕、刑讯、审判和处置。
三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没有日军参加，完全由伪军“独立”地对东边道进行讨伐。
过去日伪对抗日武装的大规模讨伐，都是以日军为主，伪军辅之。但关东军一直想让伪军能够早日担负起讨伐抗日武装，维持“治安”的担子来，以便使分散配置的日军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准备对苏作战。这次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一次尝试，一次检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1936年11月24日在通化军政部讨伐指导部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此次所以单纯以满军独自力量肃清这一地区，是因为要检验满军以现有机构——有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试验性质。”“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东北大讨伐》第315页。
所谓“独立”大讨伐，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从上到下都是由日本顾问、指导官，教官控制和指挥的，伪军仍然是傀儡。关东军的这一招儿，不过是为了“减轻负担”，减少流血“牺牲”，让伪军去当炮灰。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是关东军根据“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决定的。1936年7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命令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贵官在第二期中，指挥尽量多的满军，主要在东边道北部（辑安、通化、柳河、辉南、金川、江、临江、抚松、长白各县和磐石县东部、桦甸、安图两县南部），以满军独立彻底进行治安肃正。”这里的“第二期”是指1936年度治安肃正计划的第二期（8～11月）。关东军1936年度第二期《治安肃正要领》规定：“军政部最高顾问……尽量将满洲国军向北部东边道方面集中……使之独立担任桦甸、安图两县南部和北部东边道的治标工作。”据此，伪军政部于1936年8月26日发布《满作命第1号》命令，对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做出了部署。10月1日，在通化设立了讨伐指导部，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第1军管区主任顾问河崎大佐全面负责组织指挥（相当于参谋长）。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也在通化设有讨伐司令部，在讨伐指导部的“指导”下具体指挥。下辖5个地区司令部，参加讨伐的伪军共计12个旅（包括教导队和靖安军）、2个团，约25万人。此外，在桦甸、安图地区还有伪第2军管区的配合。
敌人把讨伐部队分为：堵击部队、扫荡部队和游击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堵击部队：凡抗日军行动要路、出口一律封锁；扫荡部队：遇有情报时，或出“奇袭”，或在抗日军意料以外进行搜索；游击部队：经常在山里穿梭般行动，以使抗日军的活动受到阻碍。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1936年10月1日正式开始，而组织准备工作从8月就开始了。讨伐的主要对象是抗联第1路军和王凤阁的自卫军。还有吴义成的救国军。
当时，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第1军军长杨靖宇组织第1军第1师第3师西征、不在东边道；第2军第5师留在绥宁地区；在东边道的有第2军军部、第4师、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第1路政委魏拯民和第1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率领下，活动在江、安图、抚松、临江、长白一带。
王凤阁部活动在通化、辑安、临江西部一带。吴义成部活动在桦甸、安图、抚松一带。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分3期进行。
第1期，10～11月，全面铺开讨伐，重点是抗联第5、第6团和王凤阁部。7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8号”，各地区部队都编组了“游击队”。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游击”，王凤阁在辑安县的根据地遭到破坏。但没有发现抗联部队。
10月21日，敌讨伐指导部又下达“满作命第11号”：从10月25日开始，各游击队同时向临江西北地区王凤阁部发起总攻，至11月20日结束。结果还是没有捕捉到王凤阁。
在此期间，抗联第2军第4师200余人，于10月10日在安图县南部东清沟与伪第2军官区第7旅第10团发生战斗，击毙石川隆吉大佐和河村中佐以下数十名。
东清沟战斗后，敌纠集5000余名兵力，对抗联部队紧追不舍。王德春率部转战于抚松、临江、江各地，出没在林海雪原，与敌人兜圈子，终于把敌拖得疲惫不堪，被我军甩掉。
10月末，王德泰率抗联第2军军部和第4师主力，进入临江抚松地区活动。11月初，拔掉了大阳岔据点。而后，王德泰又率部来到抚松县小汤河。敌探知后，立即纠集伪军600余人，利用夜间袭击小汤河村。王德泰沉着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歼敌60余人，但我军也牺牲了军长王德泰以下13人。
讨伐的第一期，据日伪的记载，共进行战斗350余次，使抗联、王凤阁部队一些小股抗日武装，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其主要目的并未达到。佐佐木到一不得不哀叹道：“遗憾的是本期讨伐的主要目标东边道匪首王凤阁未能捕获。”《东北大讨伐》第266页。
11月15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25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第二期讨伐。讨伐的重点地区是临抚地区的抚松、临江、长白三县。12月上、中旬重点讨伐临江、长白一带的抗联。抗联有时避其锋芒，有时主动出击。在此期间的主要战斗有：五道河战斗、十三道沟战斗、七道沟战斗、黑瞎子沟战斗等。
12月下旬，敌讨伐重点转向吴义成部。敌人判断，吴义成“在瞎子河南方地区”，遂分几路向吴部基地进攻。吴义成部受到很大损失。
1937年1月敌开始第三期讨伐，到3月末基本结束，重点是在临抚地区围剿抗联，在临抚以西地区围剿王凤阁部。
1936年12月31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48号”，部署伪军进行讨伐。抗联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决定只留一部分主力在长白和临江县坚持斗争，以吸引敌人；其余部队转移到抚松县境，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相机打击敌人。从1月至3月，2军各部进行了小夹皮沟伏击战，明水沟伏击战等战斗，到3月下旬，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讨伐，抗联2师、4师、6师主力在抚松县东满大牛沟密营会师，总结了1936年秋季以来反讨伐斗争的经验。
敌在临抚地区围剿抗联部队的同时，在临抚以西地区疯狂搜剿王凤阁部，1937年1月，敌下达“满作命第50号”，要求“全力搜捕匪首王凤阁，同时彻底歼灭小匪团”。敌此次讨伐采取拉大网的办法。集中10几个旅团四面围剿王凤阁。敌人如此兴师动众，搜寻两个月，始终未能找到王凤阁。到3月上、中旬，敌终于“得到了王凤阁部队约100余人在八道沟东北山地密林中活动的情况”；于是出动2000余人将老虎顶子团团围住，激战三昼夜，王凤阁部损失严重，迫不得已于3月26日夜突围，进入通化县第三区六道沟东方约6公里的王凤阁沟。敌又跟踪追来。由于连日苦战，已经人困马乏，弹尽粮绝，王凤阁及其妻儿和5名战士在突围中终于被俘。4月1日在通化被杀害。
历时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至此基本结束。
四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基本结束以后，日伪将讨伐重点移向三江地区。
伪三江省，辖14个县。当时，抗联的11个军，除1军、2军在南满，10军在五常、舒兰、苇河一带外，其他8个军，基本上都集中在三江地区。
1937年3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达“关作命第965号”命令及所附《1937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其“方针”是“除三江省外，满洲国全部地区，准备在日本军人后援下，初步以满洲国各机关的力量，独立担任肃正工作。”“对三江省，在适当的时期进行特别工作。”这是因为，在三江地区，抗联部队集中，不仅数量多，军政素质也较好，战斗力较强。所以，关东军在《纲要》的“方针”中，不得不把伪三江省除外。对三江地区，还是得关东军亲自出马，赤膊上阵。而且不仅指挥军事，连伪行政权也一并统揽，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性质，即所谓“具有浓厚的军政色彩”。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都是特别之处，所以叫“特别大讨伐”。
1937年6月11日，植田谦吉又下达“关作命第995号”命令，及所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纲要》，部署伪三江省特别大讨伐。根据这一命令，关东军特派当时在东北的5个主力师团之一第4师团前往三江地区，第4师团长松井任东北防卫地区司令官，全面负责三江地区的特别大讨伐。与此相适应，又调整了伪军管区司令官，派遣日本顾问进行指挥。
特别大讨伐，仍采取“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办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1937年7～10月，为第一阶段，以治本工作为主。治标工作主要是分散配置部队，收集情报，就地进行讨伐。
治本工作以建设集团部落为主，妄图隔绝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以断绝粮道，切断情报来源，使抗日武装陷于困境。日伪特别修订了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将康德4年（1937年）度预定数目78个增加150个，共228个。集团部落的建设，给抗日武装在粮食、衣物和药品的补给、情报的获取以及作战行动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937年11月，敌人的军事布置已基本完成，对集结在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形成包围之势。于是开始进入治标为主的第二阶段。所谓治标，就是武力讨伐。日伪军武力讨伐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破坏密营，妄图消灭抗联的根据地；二是捕捉抗联部队，妄图消灭抗联的有生力量。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敌多次向抗联密营发动进攻。例如：1937年11月上旬，敌2000余人进攻七星砬子，抗联第8军4师、6师和第11军的密营遭到破坏。其中5军某连在抗击日伪讨伐中谱写了壮烈篇章。1938年3月，敌300余名向5军密营进攻。我军3师8团1连在小孤山顽强战斗，激战竟日，敌始终未能突破。是役击毙日军27名，伪军20多名。我1连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12人壮烈牺牲。为了纪念12名烈士，第2路军总指挥在追悼大会上宣布，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面对敌人凶猛的攻势，为了打破敌人“聚而歼之”的阴谋计划，跳出包围圈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打通与其他抗联部队的联系，1938年4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向西南远征。敌得知我军动向，四处围追堵截，我军损失严重，但仍英勇抗敌。其中，1938年10月发生了“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至年底，4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先后牺牲，部队全部溃散。第5军也损失惨重，第二路军西征失败。
1938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组织抗联第3、6、9、11军，向西北进行第二次远征。以3军、6军为主体的西北远征部队一路上摆脱敌人的尾追，冲破敌人的堵截，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终于跳出了日伪军在三江地区的包围圈，保存了抗联的一部分主力，粉碎了“聚而歼之”的企图。于年底分别抵达海伦县境，在黑嫩平原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9年1月，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将两次远征到西北的抗联部队，编为4个支队，决定依托小兴安岭山区，在黑嫩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初，日伪军开始向饶河地区大举进攻。抗联第7军为了避敌锋芒，决定除留军部与敌周旋外，1师、2师转至同江、富锦地区，3师转至宝清与5军3师共同开展游击战争。
抗联各部队在反讨伐战争中，在防御作战的同时，也相机出动进攻，积极打击敌人。例如：1937年8月，在5军副军长柴世荣的指挥下，抗联各部向刚刚驻在三道通的日军发动进攻，击毙击伤敌人40余名。8月20日，抗联5军、8军和独立师各一部，在周保中的指挥下，在桦川县孟家岗截击日军黑石部队，击毙敌300余人。1938年9月28日，抗联第7军参谋长兼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