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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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簿�6万余人，企图一举摧毁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冀热察挺进军和根据地军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斗争。但由于敌众我寡，挺进军第13团受到重创，第12团在苦斗中，陈群团长不幸牺牲，根据地遭到重大破坏。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企图实施“北进战略”，举行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准备发动侵苏战争。为配合这一战略；关东军从9月开始进行了“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以达到“歼灭在国境附近地区逐渐恢复匪势的各匪团，铲除国内治安的祸根”的目的。《东北“大讨伐”第199～600页》。但是，关东军的屡屡讨伐，始终未能根除所谓“匪患”，“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攻势日趋顽强”。《满洲国史·分论》（上），中文版，第515页。为彻底解决所谓“西南地区治安”问题，关东军于1941年12月提出了以3年为期的《西南肃正大钢》，并根据所谓“西南边境”的特殊性，决定将“西南肃正工作”长期化、系统化。①强化镇压机构的一元化体制，即在“西南防卫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由日伪军警宪特各机构协同配合进行“肃正”。②加强“治标工作”的力度，一是增调军警力量，将伪通化省的所谓“讨伐功绩”显著的班子及警察队调至热河；二是加大了讨伐规模，仅1942年参加讨伐的兵力即达66816人次，扫荡次数366次。《历史的毒瘤》第266页。三是加强与华北日军的协同讨伐。③在“治本”工作方面，一是关东军实施所谓“匪民分离”策略，在长城沿线建立“集团部落”和制造无人区（详见暴行节）。二是建立所谓“国境防卫组织”，即在所谓“国境”沿线，以日伪军中、小队（连、排）的“防卫据点”为核心，并与“集团部落”的行政据点相结合，形成所谓“军警民”联防体系。《东北“大讨伐”》，第601～603页。三是加强道路交通、通讯设施等建设，以保证“肃正”的硬件基础。
关东军进行的“西南地区肃正”是日伪期间最后一次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讨伐、大逮捕、大镇压。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实行非人道的“集团部落”，推行 “三光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
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是日本侵略者在讨伐中最常用的手段。
我们从日本战犯植松犹薮的交代，便可见一斑。《东北“大讨伐”》，第655～663页。屠杀：1943年3月19日，日本承德宪兵队在兴隆县进行讨伐时，将未及躲避的留在村中的病老者及儿童39人全部屠杀，并焚尸灭迹。焚烧：1942年4月17日，植松所在宪兵队在兴隆县西南讨伐时，以该地区为八路军宿营地为由，放火烧毁民房约70余户。1943年9～11月，植松以扫荡分队长身份参加讨伐，在七沟村附近，烧毁抗日民众房屋200余户。抢掠：1944年3月，植松率领宪兵，以搜捕八路军为由，在下板城村，将从事耕牛贸易的农民强行赶走，掠夺了全部耕牛，私下委托伪村长将牛卖掉，榨取钱财。
进行大逮捕。镇压抗日军民和爱国人士，这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疯狂暴行。据关东宪兵队档案，仅1942年上半年，光是日本宪兵所进行的所谓“一齐检举”就达154次，逮捕人数1292人。1943年9～12月，日伪又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总计逮捕人数达1250人，其中被起诉者524人，判处死刑38人，无期徒刑30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5人，10年以下有期徒刑251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进行大讨伐受害最大的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共有33万多间房屋被烧毁，16万多头耕畜受损，近40万亩土地荒芜，75万人丧生，近3万人被捕。承德党史办《暴行与血泪》第169页。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虽然关东军法西斯的暴行疯狂至极，但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抗日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秋至1942年秋，关东军进行“西南肃正”较为疯狂的阶段，在春夏秋季连续发动了讨伐攻势。同时华北日军发动了第3～5期“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扑灭冀热边的抗日斗争。针对敌人兵力强，来势猛的形势，我军采取避强就弱的方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离开长城沿线，转移到长城以外与敌周旋。冀东军分区第12、第13团，转移到热河兴隆、青龙以及承德以南地区，与当地游击队相配合，开展破袭战、游击战。1942年4月，我主力部队抓住时机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役出击，在热河南部及锦承路周围破铁路，拔据点，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
针对日伪大搞“集家并村”，企图割断中共和八路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共冀热边党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反“集家并村”斗争。在凌青绥地区，我党发动群众拒修围子，或采取敌人白天强迫修，我方夜间破毁的办法，与敌顽强斗争。许多优秀党员在这一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如青龙五总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海瑞祥等，在反“集村”斗争中被敌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吸引敌人，光荣牺牲。《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391页。
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使日伪的“集家并村”计划接连受挫，于是敌人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以中共凌青绥工委所在地——青龙县花厂峪为中心的地区。1943年，日伪军5000余人合围花厂峪地区，到处实行“三光”政策，以武力强行“集家并村”，在此期间日寇屠杀凌青绥地区群众1万余人。《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392页。
在敌人的强力逼迫下，热南人民被迫进入“人圈”，抗日斗争进入困难时期。面对这一形势，冀热边特委决定把拆“人圈”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方面积极开展瓦解争取工作，开创两面政权；一方面对死心塌地为敌伪服务的汉奸进行严惩，如在群众的支持下，处决了加岩伪甲长路长恩和大北沟“部落长”王占一，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同时我军还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敌人。1943年10月，我军在龙王庙伏击敌辎重车队，消灭日伪军80余名，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此外，在承平宁（城）、承兴密地区，中共和八路军领导抗日军民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集家并村”、反“人圈”的斗争。在1942～1944年日伪疯狂进行“西南肃正”期间，八路军不但未被消灭，抗日烽火反而越烧越旺，先后在热辽地区开辟若干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十几个区的抗日政权，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反攻。1945年1月，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冀热辽区党委和行署、冀热辽军区。重建了政军各组织，为反攻热辽地区奠定了组织基础。5月冀热辽区党委决定，组织“热北（东北）支队”，扩大热辽解放区，为收复全东北做准备。自6月中下旬起，我军组成3路挺进支队，分头向热北、辽西出击。由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的东路部队，7月初已进至辽西绥中的大王庙一带，并对敌予以重创。在1945年的头半年，在中共的领导下，不仅恢复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而且还开创了大片新解放区，为我军挺进东北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宪兵队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关东宪兵队的建立与发展
在关东军进行阴谋侵略和法西斯统治中，关东宪兵队是其得力打手。宪兵队的发展大体上与关东军的发展同步，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若干阶段。即前期为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为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早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在“满洲派遣军”中配置了宪兵，后在此基础上于1906年建立了关东宪兵队，隶属于关东总督府（后改隶于关东都督府）。其任务规定为：对日本驻东北的军队执行军事警察任务，以及对关东州、满铁附属地执行行政与司法警察任务。业务上受日本国内宪兵司令部的指导。1917年由于日本实行宪警合一体制，关东宪兵队长兼任警务总长，使其成为日本在东北殖民行政及军事司法的主导者。
1919年关东军独立时，关东宪兵队改由日本宪兵司令部直辖，其任务主要承担对关东军执行军事警察业务。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宪兵队有本部（在旅顺）1个，分队7个，分遣所8个，人员共计218名。《满铁秘档选编》，第308～314页。在此期间，关东宪兵队的侵华活动主要有：
（1）从保护所谓日本权益出发，对当地的中国人进行监视，并搜集各种情报。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等各个方面。并对各要点地区，分别开展不同业务。如对“间岛”（延吉）地区，特别注重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与共产主义活动等情报。
（2）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宪兵和警察打着“合法司法者”的招牌，干着非法侵略的勾当。如关东州租借地的不断扩大，就是日本宪警的侵略活动之一。据统计，日本占据旅大期间，通过欺骗、强占手段，非法违约扩展租借地262平方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宪警是侵略的主要执行者。
（3）镇压反日活动。在旅大租借地，日本宪警对反日活动十分恐惧，大肆进行镇压。如1922年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举行反日爱国示威活动，遭到日本宪警的镇压。有30余人被捕，其中5人被判刑。《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92～93页。在延边地区，日本宪警于1919年制造了“三·一三惨案”，对纪念朝鲜“三·一”运动的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1927～1930年，日本又制造了四起所谓“间岛共产党”检举事件，残酷镇压反日活动。
（4）积极配合关东军的侵略活动。皇姑屯事件时，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是河本大作的得力助手。曾制造借口拒绝奉军执行警备任务，及提供所谓“南方便衣队”，企图混淆视听，掩盖罪恶。战后河本在其供述中承认：这场谋杀做得如此周到，是“事前取得了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谅解”。《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0页。“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制造万宝山事件，关东宪兵队都积极参与和协助。此外，关东宪兵队还积极配合关东军在东北举行的军事演习，为关东军组织在乡军人会等军事后备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于侵占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需要，将关东宪兵队升格，改为关东宪兵司令部。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成为关东军进行“占领地统治”的骨干。不久，关东宪兵司令部在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等地设立了5个宪兵队，17个宪兵分队。总人数达500多人。这时，关东宪兵队的任务规定为：“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下，在关东军行动的区域内，执掌治安与军事警察业务”。并同时执行原有的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与司法警察业务。其工作重点在于，有效地配合关东军的行动。为此，日本军部通过了《战时宪兵作战要务令》，规定关东宪兵队的具体任务为：保护关东军的军事机密；防范和侦破针对日本的间谍活动；检查邮政通信；监视民众的言行。
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又设立了热河宪兵队，延吉地区原由朝鲜军管辖的延吉宪兵队也划归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东宪兵队的规模又有所扩大。这时，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激烈，关东宪兵队的任务重心又有所调整，转变为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讨伐作战，巩固所谓“治安战”的成果。其具体任务：一是协助关东军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二是加强对反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包括监视、侦察、搜捕各反日团体和人士，破坏反日活动；三是协同伪军警确保重要城镇、交通、军事要地及重要设施的安全，特别是加强了对长城沿线和边境地区的防范。初步形成了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宪兵网络。
1935年关东宪兵队的机构和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充实。在机构上，被称为“剃刀将军”的东条英机调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同时又调来一批宪兵骨干，如荻根丈之助、齐藤美夫等。司令部机构也大为扩充，新设为二部四课，即总务、警务二部，经理、第一～三课等四课。这些表明关东军为进行法西斯殖民地统治，注意加强了宪兵等的镇压力量。至1937年初，关东军在“新京”、奉天、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承德、海拉尔等地设有8个宪兵队，人员为3000人左右。
与此同时，关东军加快在伪满政权内部建立伪满宪兵队，使之成为日本宪兵队的助手，辅助关东宪兵队加强对伪满军的控制和对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镇压。
早在伪满成立不久，日伪就在伪都新京设立了伪京师宪兵司令部，并在伪辽、吉、黑三省警备司令部下设立了督察队，执行宪兵业务。后又在伪军政部设立了宪兵课，掌握伪满宪兵业务。1934年在伪满军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等人的策划下，于沈阳的伪中央陆军训练处设立了宪兵练习部（又称宪兵养成所，不久该部迁往吉林，改称宪兵训练所）专门培养伪宪兵骨干。1935年3月第一批约300名宪兵学员毕业，伪满公布了《陆军宪兵令》，开始正式组建伪宪兵队。其组织机构为：伪满宪兵司令部（设在吉林），伪首都和第1～5宪兵队（分别设于伪都新京和5个伪军管区司令部），每队初建时设有1个连，约50人，后陆续增加第2、第3连。
1936年以后，日伪又新设了牡丹江宪兵队（第6宪兵队），佳木斯宪兵队（第7宪兵队），并在伪兴安各省设立林西、海拉尔等宪兵分队，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伪满宪兵队扩展到8个宪兵队，共有伪宪兵约1700名。《长春文史资料》（2），第128页。在伪都新京、沈阳、吉林、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城市和军事要地都设立了伪满宪兵队。这样，由日本关东宪兵队和伪满宪兵队两个系统，构成了关东军在东北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宪兵双重体系。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为巩固侵华战略基地东北，进一步加强镇压体制，日伪宪兵队也相应得到扩展和加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将原有2部4课扩展为2部5课，即将原庶务经理课分为庶务课和经理课。在警务部中于1939年4月又分设了第4班（又称通讯器材班），专门担负反谍报器材的研制工作。所属宪兵队也有所增加，1939年8月，在南满重镇大连设立了宪兵队，其主要任务一是保护重要军事设施，防范和镇压反日谋略活动，二是监控中国大陆与东北的海上通道，担负防卫东北南大门的任务。
为加强对苏作战准备，关东军加紧在国境地带设立宪兵队。1939年7月，在东部边境设立了东宁宪兵队，主要任务是协助关东军第3军防卫东宁至绥芬河段国境线。1940年2月，又新设了东安和北安宪兵队。这3个宪兵队属于国境宪兵队，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关东军在国境地带的重要军事设施，以及对苏开战后配合关东军作战部队进入苏境活动。此外，关东军还于1940年在“满鲜”边境地区设立了通化宪兵队，主要担负监视和镇压抗联的活动及朝鲜�
